说起大学军训，首先得讲讲管我们班军训的解放军陈排长。那时我们刚经过了两年夙兴夜寐、废寝忘食的高考复习，青春都“哗哗”地流进了背书做习题上面，不敢谈恋爱，也没时间和男生来往。进了大学一看前后左右的男同学，高考也把他们折磨得大多四体不勤、弯腰弓背、瘦弱苍白。

这时看到一个腰板挺直、高高大大、脸孔黝黑周正的军人，我们寝室里的女生都眼睛一亮。看他手握拳头，来来回回地迈着方步，说话铿锵有力的特别有精神，也是一道令人振奋的风景。

那时的大学军训还没有现在这样正规，也没穿统一的服装，只规定白衬衫、深色长裤、跑鞋，看上去还是很乱。视觉一乱，思想也就很难统一，整个军训就比较随意、散漫，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达到军训的目的。

军训那个星期的开始两天，艳阳高照，万里无云，我们在毒日下行操、喊口号，又累又热又枯燥。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这个排长，一个姓姜的室友就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还有五天呢，我们得用“女色”去拉拢陈排长，让他放我们一码，把这个军训搞得轻松些。

午休时，陈排长到各个寝室来做亲民工作。姜同学就开始指挥我们发挥“女色”，又是倒茶，又是让座，把对面寝室的女生也叫过来，把他团团围在中间，要他讲家乡的故事、解放军叔叔的故事。大家倾耳恭听，不时有人问个问题以表示有极大的兴趣，又不时地爆发出欢乐的笑声。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小时候见过的画面：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初中女生团团围着满面带笑的毛主席。）

那天陈排长被我们“花”得晕头转向，故事讲到开心处，也手舞足蹈，和我们这些小女兵一起开怀大笑。茶水续了好几次，午休延长了半小时，我们注意到下午练操时排长明显放松了许多。

幸运的是，从第三天开始天气一直阴雨，操场地面泥泞，不得不把军训移到室内。我们那时要学打步枪，陈排长在每个寝室配了一套装置：在中间的桌上用砖头做个枪架，又在后面的窗户上贴一个靶子的图形。两个寝室的同学就互相瞄对面房间的靶子，算是瞄准练习。

问题是，靶子挂在窗上，背光的，房间灯光又暗，根本看不清楚，从排长到小兵都知道这是在混日子，那就混下去吧。

但形式还是要讲究的，系主任、校领导过来视察，总得摆摆样子。我们就轮流每人在枪后面坐十五分钟，这个姿势显然要比趴在地下舒服多了。当然是不是在练瞄准就说不定了，聊天的、看书的、打盹的，都有。姜同学的“女色”也没必要发挥了。

陈排长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地监督，如果他看到某个寝室的步枪后面没有人，就会把头探进来，喊一声: “瞄！”

后来我们听见他走过来了，就说：“喵！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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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星期六，我们去虹口的靶子场，就是那个枪毙犯人的阴森森的地方，用真枪实弹考打靶。

我们心里害怕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早上我在家里找到一副旧的随身听耳塞，把线剪了，塞在耳朵里再用头发遮住。特意穿了一件有垫肩的厚外套，不是说打枪有后坐力吗，听说后坐力把人的肩胛骨震碎了也有的。

到了靶场，陈排长说，耳朵里不许塞东西！打起仗来你命都保不住，还怕耳朵震聋？你的上衣里面填了什么？是缝在衣服上的垫肩？切，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玩意儿。

打枪的具体过程记不清楚了，印象中，对我来说还真和上战场差不多，有些视死如归的壮烈感觉。好像每人四发子弹吧，我视力不太好，随便瞄了一下，眼一闭，心一横，扣动扳机，人还没反应过来，再扣动几下，就打完了。

一切都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糟糕。唯一担心的是把子弹打到旁边同学的靶子上去了，平白无故给别人增加一分。

还好，总算我的子弹都打在自己的靶子上，成绩中等，耳朵、肩膀都完好无损。除了高考发榜发现自己考进了心仪的大学和专业以外，这也许就是我青少年时期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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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现在的大学军训（网络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