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刚刚读完两本三卷的William Manchester在1974年写的“荣耀和梦想”（The Glory and the Dream），一本讲述美国从1932年大萧条后到1972年结束越战的历史书。不禁勾起我想到，2007年读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写的回忆录，“动荡的岁月”（The Age of Turbulence），书的副标题是“新世界的冒险”（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如果按作者的原意，可能译成“新世纪的冒险”更为贴切）。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谈到1929-1932年的大萧条。

笔者不想（也没有能力）介入评论格林斯潘先生的功过的讨论。但他的以研究大萧条出名的客观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成就了美国战后最辉煌的一段时间，让笔者对他的人生感兴趣。很幸运的是，笔者读了这两本看来毫不相关的书，但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美国。

1932年的大萧条，几乎影响了美国的工业，金融，和政治的每一个领域。英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主义就是他的理论）认为，1932年的美国是欧洲长达400年的黑暗时期（Dark Age）开始。然而即使从1929年（大萧条开始）到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已经在大萧条的黑暗时期走出来，而成为世界的强国（到战争中期的1942年，美国的GDP和英国加苏联一样多，是德国加日本的两倍还多 ）。

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马克斯在资本论里讲的帝国主义的规律似乎不怎么适用？笔者发现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美国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自动修复和互相平衡机制。William Manchester在书中，着墨非常多的人是美国的第32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或FDR）他的新政（New Deal）是他的杰作，但熟读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FDR是美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长达12年（1933年-1945年）而且受欢迎的“独裁者”（或用现代政治正确的讲法是“强势总统”）。FDR是自林肯总统之后，将美国国体中的联邦权利集中的最为强势的一位。美国在大萧条后的复苏，FDR功不可没，当然也下了一个大联邦的种子。这个种子在70年的发芽成长中，经历的多次的跌宕起伏，我们也才能慢慢的体会到他带来的益处或是坏处。马克思的就资本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如果能将资本的周期和政治的周期结合在一起研究（笔者知道自己是在鼓吹修正主义，但好像最近“修正主义”是个时髦的名字），也许能给今天和今后作为资本社会主义的中国有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