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年的中国同事聚餐， 有两家的孩子今年高中毕业， 饭桌上谈论起了学文学理学什么专业的问题。 在一个工程咨询公司就职， 同事都是理工的底子。佘丽一边细心地摘着美颜鱼锅鳟鱼肉中细密的小刺， 一边说，哎， 父母说是说， 建议也就是建议， 孩子哪里就会听你的。不过也可以理解，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打哪儿过来的， 不也是听不进去。 佘丽把挑出的鱼刺整齐地码在碟子的边上， 当年报考大学我爸是很希望我学医的， 我就是不愿意。 在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是真正地后悔了， 为什么癌症这个病就是不能被研究清楚， 不能找出有效的医治方法 -- 其实做医生从事医学研究对人类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和我前老公谈恋爱时，我爸就说我们不合适， 我也是不听， 这不，最终还是散了伙。 刚刚和白人老公从夏威夷度假回来的佘丽， 脸上的肤色被夏威夷的日光海风吹晒成了暗褐色， 这个个子娇小， 能歌善舞的四川妹子，三艾木的桥梁结构工程师， 慢悠悠地喝了一小口鱼汤， 放下汤匙， 见没人接茬， 自己又接着说，我其实是喜欢文科的啊，谁知道学了结构。 我们那时候分文理科， 好学生一窝疯地学理科， 剩下的歪瓜裂枣参差不齐的才会被划拉进文科班。 我们在人群里被推搡着随着大流， 哪里又想过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又是一个误打误撞的理工女， 和我这个理工女懵懵懂懂进入理科的状态是何其的相似。 我的本性偏文， 语文外语是强项， 物理化学居中， 最差的是数学。 所以腹诽Emmy生来没有数学感觉的时候我其实是心虚的， 我清楚地知道她这个弱项的基因从何而来。 虽然是最差的科目，但我的数学不是一弱到底的例子， 通过自身的努力还是可以勉强混人耳目， 跻身班里中上游的。 高中数学的屈辱分数是69，事到如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数学老师， 一个仪容威严的老太太， 对着我惋惜摇头的样子。 进入大学， 碰上了死对头微积分， 它以迅不掩耳之势让我以62分的新低勇破高中记录。 在数学学习的生涯中， 我一直认为微积分是自己的一面照妖镜， 镜子里面，我的数学能力显了原形。 我清楚地里看到了自己在数学方面的极限，对数学我是终于服了气， 投了降， 交了械。 除了偶尔数学上的失误，从分数上看，我各方面其实还是算得上均衡的，所以高二分文理科， 理所当然地随大流进理科班， 也是没有引起太多的非议的。 除了当时的班主任强书奇。 强老师是新从河北师大毕业的大学生， 入校就接手了我们高一班做班主任， 教我们政治经济学。 强老师身材高大， 气质文青， 是当年学生民意推选的一中三大青年才俊之一。 强老师听说我要进理科班时， 对我说， 你应该学文， 然后进政法学院。 西装革履， 意气风发， 气度不凡的律师虽然引起了我无数的遐思， 可是环顾四周， 哪里有好学生去文科班啊， 我若真的跨进了那个门， 岂不是示了弱？ 停滞不前拖拖拉拉的是我的思绪， 从容不迫永远前行的是时间， 就这样， 犹犹豫豫的我被时间强有力的手臂， 推进了理科的大门。

虽然是逞一时之强学了理， 数学上缺根弦的我在中国大学严进宽出的大势里也是轻轻松松毕了业。 缺少了热爱和天赋， 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有限的中国职业生涯里， 我一直保持着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事不关己得过且过的状态。 来到加拿大， 很多新移民选择回到大学里回炉， 一是拿个加拿大学历， 二是把英语的语言能力提高一下，三呢可以在人生地不熟的新家门口铺下基本的人际关系脉络。 套用一句高大上的俗话， 人生在这个轨迹转折点上， 是给了我重新审视选择， 跳出理科获得新生的机会的。 站在多伦多的街头， 举目无亲，围绕着我的是语速可比过山车的本色英语， 叽里呱啦的各国移民带进来的外来语， 和有着各式各样浓重口音的移民英语， 我是哪个哪个都跟不上， 没有一句能听全。我擅长文科？ 那是个只能在中国生效的概念！我喜欢什么？喜欢的东西很多， 但还真想不出什么事物能让我爱它爱到可以当成一生的职业而且还能一成不变地坚持那份热爱。 那么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在这样的情形下， 谋生理所当然地排在了第一位， 什么我能读下来， 什么能给我带来一份像样的工作， 我就学什么， 那就是我的新生。 会计， 计算机， 统计是中国移民读第二学位转行的三大热门专业； 读硕士博士的新移民们大多是继承了自己国内的工程学位， 更上一层楼。对数字天生不敏感的我自知不是读统计的料；会计虽然简单， 又觉得太过枯燥，所以最后在第二学位的电脑和环境工程的硕士之间犹豫徘徊，兜兜转转几个回合，最后一个猛子扎进工程的圈子， 从此理科女变成了工科女， 从狼窝直接跳入了虎穴。

如果说刚登陆多伦多的应顾不暇给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那么重返校园让我拾回了自信。  开门红是在线性代数的伊朗杀手教授的手下拿了个A+的高分，期末总成绩出来举座皆惊， 包括我自己。 这次事件最后被我定性为自己的数学学习史和杀手教授教学史上的一次不明所以的意外。 开门红却不是关键， 让我在数学上重拾自信的是那一个一个聪明勤奋的白人同学们。 如果说还有谁比我的数学感觉和计算能力更差的话， 那就是他们啊。 我的研究生导师，一个滑铁卢大学地下水数据模型的本硕博连读高材生， 和他的一个加拿大人得意门生， 在一个数学方程式上吭吭哧哧半天搞不定 -- 其实就是把同类项从左边移到右边然后合并啊。 当然计算能力和数学能力不能混为一谈， 但好的计算能力确实是理工领域一个实用的好工具。 

从半拉理科女转工， 可以想见不可能是一番风顺的，补本科工程科的流体力学， 差点成了我的滑铁卢。环境工程的流体力学是跟着航天工程一起修的，卡尔顿虽然整体排名最多算个二流的学校， 航天工程专业在加拿大却是排在了前几位。 和中国相反， 加拿大大学宽进严出， 二流学校学生素质参差不齐。 流体力学， 据说是高高在上的航天工程系把低素质学生拒之门外的杀手锏， 倒霉的当然就是我们这些补本科课的研究生们。 本科生是C-过， 我们必须达到B-。 大仙儿一样的光头教授正当年， 有着使不完的劲儿给我们变花样，期末考试有两道考题我根本就不知道在说什么， 在问什么，机翅， 机头， 螺旋桨， 涡流， 头都大了  -- 虽然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 在那一刻我绝对可以肯定我什么做不了， 我肯定学不会造飞机啊。 考试下来， 心情很差， 拐到边上的导师那里有气无力地通报了一下。 导师表示了遗憾， 建议找大仙儿教授谈一谈，也许差个一分两分无妨大碍的情况下， 他就让你过了呢。 我到底也没能拿出勇气到大仙儿那登门拜访， 不过权衡利弊， 还是发了封电子邮件给他， 介绍了一下我是谁， 是谁的学生， 这次考试感觉很不好， 我们研究生要求又高一些， 心情烦闷，自作主张找他倾诉一下， 如果他介意的话就把这封信删了， 当它没发生过吧。 流体力学最后以喜剧告终， 我得了个B， 通过了。  一百多人的大教室， 我不知道大仙儿有没有把发信人准确地定位到我的身上， 我的那个B到底是我自己纯粹的运气还是有了他的感情分。 不管是哪一种，我都是幸运的。 没有我这样好运的， 是一起读硕士的一个印度同学和一个泰国留学生。 第二次流体力学失利之后， 印度同学自动消失。 他是加拿大人，据说去找工作了。 泰国同学Ittipol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 通不过， 系里又不通融， 只好转学到东京， 继续读硕士然后读博士， 毕业后回到家乡曼谷， 在国家环境部工作。 Ittipol和我关系不错， 至今仍有联系。 

理工男， 汗滴男。 那么理工女， 就是汗滴女了。  我的汗滴历程， 是从开车开始历练的。 虽然早早考过了G2， 可以独立驾车， 读书期间车摸的还是很少。 工作之后因为经常需要到客户端或者去现场， 开车是避免不了的， 而且上来就开高速，方向感又差，有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事先查好地图， 也总是带着GPS， 还是会经常高速出错口。 后来错得多了，也就有了经验， 总是能以最简洁的方式从同一路口快速返回， 前后耽搁不会超过几分钟。 有一次和同事一起去现场， 出错了口， 我故伎重施， 两分钟返回到高速上。 同事打趣说， 看这熟练程度， 不知道已经操练过多少回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 历练十来年后， 我这个半吊子理工女不也是可以新到一个城市， 下飞机取车， GPS一装， 地址一输，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经常出现场还锻炼了动手的能力。 刚搬家时Allen的房间买了个书架连体的书桌， 安装起来比较复杂，Bill干到一半罢了工， 汗滴女携女上阵才最终得以完成。 白人汗滴女的动手能力， 更不是我们亚裔汗滴女可比的。 组里一个爱尔兰裔女孩子詹尼弗，顶着一头 火红的头发，一天说在自己装修地下室，我说你给你老公搭下手吗。 她说， 反了， 他才是给我扶梁子递工具的那个。 

说起这些我自己还是挺为理工女们自豪的。 我朋友唱反调， 看看这都是什么世道啊， 一个个娇滴滴的女儿们都被逼成了汉子！ 是啊， 想当年我们曾经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 结婚， 生子， 出国来加，学会了几百公里几百公里地开车， 学会了变着花样地做饭，学会了做个合格的理工女，学会了和男人一样撑起半边天乃至一片天。 学理工， 后悔了吗？ 来加拿大， 后悔了吗？ 我想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不是一个天才， 像爱因斯坦一样可以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 推动社会前行的天才，这样的人需要最大化他的大范围的社会意义。 对于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个体， 我更注重的是人生的经历，职业地理位置社会位置只是人生的一个个载体， 时间是穿起各个载体的那条永恒的线。 不管我在哪里，做着什么，我都在认识交往着一样的人， 经历着一样的事， 我走着看着听着，我别无选择地履行着自己的生物意义， 优化着我小范围的社会意义， 努力维持着和家人朋友之间的友爱与和谐。 我快快乐乐地生活， 认认真真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 这样的人生， 有什么是值得后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