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5年二月下放的。我那时候的下放型式叫厂社挂钩。每个小组有四五个人，男女分开。每个公社只有一个小组。所以组与组之间离的很远。厂社挂钩的好处是农村干部不敢欺负知青。我的小组有四个人，我是组长。有一个女生比我高大，是我们家对面邻居，她父母一再嘱咐我要照顾好他们的女儿。我们被分到一个最穷生产队，人少地多。一天的工分只值三毛钱。因是丘林地带，种水稻插秧全是人工。我们住的是稻草泥巴屋，一下雨，就得听锅碗瓢勺交响曲。下放的地方没有电，煤油又贵，所以常常点柴油灯。每天也早早就睡觉了。知青的确比当地人还苦。当地人有老人在家烧饭，我们没有。早上天不亮就要上工，到九点回来吃饭，中饭要到下午两点吃。问题是我们刚烧好饭，上工的哨子就吹响了。常常吃不上几口就得干活。到农村后基本上是打赤脚。由于常期泡在稻田水里和过敏，我的两条腿都快成连疮腿了。好在七个月后我成了赤脚医生 （我在高中学过医，当时公社要求每个大队要有一男一女两个赤脚医生，我们大队当时只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赤脚医生），这样就不用下地干活了。我搬到了另一个村，和一个上海知青合住，一直到上大学。我当赤脚医生时还是比较小心。虽然又到区和公社医院培训过，大部分时间我只给病人打针吊水。看病的事基本上让另一个人看。从下放的地方回家要走二十里路，再坐长途车，要花半天时间。逢过年时，还要背很重的年货回家。下放给我的感觉是，第一年像学农，第二年无可奈何，第三年开始着急。上大学给我的感觉是这下子可是从地狱到天堂了。

 

几个小插曲。

 

刚去我们就分到四个小鹅，我们也不会养，每天等生产队的鸭子群路过我们家门口时，就把小鹅放出去，让小鹅混进鸭子堆里，赶鸭子的小伙子也心照不宣，晚上小鹅们也知道回家。就这样收获了四只大鹅。

 

冬天我们没有足够的稻草烧饭，只好跟队长吵，要队里给一些喂牛的草，队长心疼的很，我也心疼，但没办法，要生存。农村人是在春天时就开时挖草存草。到美国后，看着遍地是树枝，也没人要，真是感慨万分。

 

以前我从不信鬼。有天晚上出诊回家，天刚下过雨，路过一片坟地时，看见一团发亮的东西在移动，真把我吓一跳，以为碰到鬼。后来意识到是磷火。夜里出诊总是会害怕，后来我就叫我认的农村干姐姐陪着。

 

县卫生局有一年要组织文艺宣传队，三男三女，其他五人都是卫生局工作人员，或县医院医生。调我一个赤脚医生去参加。实际上我文艺才能是一点没有，不会唱不会跳。好在只要说说话，做几个动作。管吃管住，工分照拿。混了两个月，临走还发给我一个医疗箱，里面装的满满的新的医疗用具。给大队发了一笔小财。后来我到县里考大学，就住在县卫生局和我一个文艺宣传队的一个女孩宿舍，其他人只好挤在县大礼堂。

  

不过下放给我的收获是能吃苦。什麽日子一跟下放时侯比就已经不算什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