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上，新物种如何形成的一直是个迷。虽然有各种理论，比如地理隔离、生殖隔离等理论来描述一个新物种的形成过程，但说服力都不是那么强悍。因为就人类的文明历史来说人类还从没有培育出一个新的物种来证明演化理论的强烈说服力。就社会形态的演变，其实也是如此。

中国社会自满清的“改革开放”以来，懵懵懂懂、不知不觉地向工业化社会迈进。可是直到中共的“洋务运动，”借助欧美日本广泛开启的新达尔文主义合作双赢思潮开始实现经济腾飞，一直都没有真正进入令人信服的不带争议的工业社会。虽然本人以胡温政府取消农业税为标准建议说中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可是仍然有意见认为中国高比例的农业人口表明目前她还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或者还仍然在农业社会占大比重的社会转型的档口；还仍然是人文主义思想和一神独裁论的宗教情怀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农、工混合社会。即使无神论的中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认为中国仍然处在转型时期；在思维与情感上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依然没有市场；反倒对社会、对强权有依赖性格的人能在这种社会蹿升。

社会转型如何发生，就像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一样，仍然难以描绘清楚。如果仅仅只看中国的例子和日本的例子，似乎就难以说得明白。日本真正进入现代社会，一般认为是麦克阿瑟作为占领军在刺刀的威逼下实现的。就是说虽然日本明治维新，努力实现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可是从1861年到1945年二战的失败，都还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宪法把日本军队和政府这两架马车统统置于天皇的统领之下（一神论），因而日本能够发生军人干政的大问题。把文官们北进对付苏联的谋略，改为教训中国一再挑衅的饮鸩止渴，因而一步错，步步错。

日本没有进入现代国家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思想控制、舆论控制。现代国家以人文、人本、独立的个体、新颖的思想做基础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政教分离、政教绝不能合一。政府绝不能一边管理着民众的行为还依然管理民众的信仰和思想。民众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小型社会养成的人性和道德本能与大型社会由于信息静止而突出的道德矛盾就形成尖锐对立，自然就难以对世界和日本局势做一合理判断。

如果审视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如何不带人为拔苗助长的演变发展而实现社会形态的质的变化，也许我们能受到一些启示。

首先摈除英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原因暂且不谈。

1. 西方人文主义启蒙运动，虽肇始自意大利，而影响几乎整个欧洲。人文主义除了尊重个体，弘扬人性，还掀起了源于希腊工匠精神的尊重科学，崇拜科学的风气和热潮。

2. 新大陆的发现让英国等铁制品及其次生产品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市场，而英国的人口又不像中国那样可以支撑手工业的大批量生产，从科学上取得门路，取得突破，代替大批的人工，就成为了整个社会努力的方向。

3. 英国从没有出现过像东方专制主义那样对市场的权力控制，比如盐铁由国营企业的操控专卖；更没有如曹雪芹祖上所担任的国营企业江南织造，或苏州织造。国营企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高峰是毛泽东时代的全面国营企业化和由权力掌控的市场经济。更有学者研究说井田制就是如毛时代的公有制，这样社会主义效法的就是井田制；而井田制更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全面废除。殷商的经济模式在东周彻底演变。共产主义更是天下大同。而这个现象在英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有了粗线条的以上三点，我们就知道社会变革是混沌理论描述的非线性多因素的混沌现象（具备了三个变量）。那么既然是混沌现象，它就遵守混沌理论的基本规律。

仔细分析“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无论我们人为的力量如何阻滞这种变局的发生，变局还是依然流动着、发生着、演变着。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已经无法如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时代，虽不情愿，但还是要与邻居无可奈何地走动着。只要这种走动交流关系发生，只要不重新回到毛的闭关锁国时代，只要不重新回到满清的闭关锁国时代，不回到如今天朝鲜的时代，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就带来无可争辩的文化交融和假晶文化的发生。无论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和控制多么严厉，这种文化的流动互相影响就一定发生。中国官二代（指习的子女这一代）知道这种历史的必然到来，所以他们对从政兴趣不大。而现在红二代（指习的这一代）拼命贪钱，为下一代积攒经济实力和经济磐石，就是他们内心的明证。也是我们这个变革时代的写照。

这个现象就是一股力量，就是变革的原始动力。

但是这样也给新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00后的年轻人一种新的认知。他们看中国近30年的经济腾飞，认为需要给共产党更多的时间，中国会走得更好。

而老一辈的观点，他们看得出中国近30年经济腾飞的原因源自借了西方发展的鸡，生了中国经济的蛋，卖到了西方的市场，赚回了过去毛周时代短缺的外汇；他们看得出社会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他们看得出“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宫廷内斗的残酷与原始；他们看得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对立和焦点所在。所以他们无法等待。

无论哪种观点的人，对社会变革、体制改革的性质大家都有基本共识，都有统一的认知，那就是变是一定要变的潮流；但如何量化分析、合理掌控变的速度，把握好变的方向，才是讨论的要点。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西方文化入侵、自由不适合中国，民众素质太差不适合民主，儒家统一世界这种穆斯林式的极端思想，与基本认知相反的观点，个人认为市场极小，不在研讨之列。

郭文贵的爆料，希冀的就是在这种思潮中可能爆发的蝴蝶效应，能产生连续的链条反应。按照郭的说法，他已经准备了28年。从8964开始，28年。

依我个人对郭的行为观察，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角度，郭都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郭不是一位如他自己所说仅仅是“保命、保财、报仇”的人。郭有揣着天下的中国人的情怀，有天下人的正义感的人；郭是一个有理想的人；郭是一个熟知共产党行为特征的人。

辛亥革命貌似推翻了帝制；实际上帝制从没有结束。从孙中山不能掌握权力，而第一个起来用武力反制中国第一个仍不成熟的民主政府开始，天下军阀混战，都有了正当的理由。这是民国期间孙中山起的第一个坏头。从共产党早期的领导干部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他们都头脑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在从事一场争夺天下的武装斗争。

打天下者坐天下，是一条生物学规律。从动物的社会和行为中已经多次被观察记录在案。中国文化已经早熟地理解和认知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规律。哪承想，自1840年以来有一种新的文化，全然不同的文明竟然能否定文明中国古来总结的这条自然规律。

起源自古希腊的商业文明，积累随成于商业行为中的 “愿买愿卖”，建立了一种人类的社会协作模式；而相反于中国文化天成的江湖模式。江湖模式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和勾心斗角的暗算；演变成为了一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美学价值观念。成则为王败则寇。类比于生物哲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商业模式建立了一种基于买卖的长期的互信，类比于生物哲学中的“新达尔文主义”。所以才有了“货物售出，无理由退换”的市场竞争法则。这两种人生观的不同，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生出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行进。类似于混沌理论所描述的逻辑斯蒂方程的不断分叉图形。一种社会经历了人类社会的中世纪模式；在土崩瓦解之后迅即进入钢铁社会、电子社会、硅的资讯和信息社会。另外一种社会，则步履蹒跚着两千多年，而不肯离开中世纪，朝前迈进；面对世界村的大环境，只是被潮流推着，随波而去。依然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尔虞我诈的样子。

商业生活方式与农耕游牧生活方式建立的文明是两个相反对立的文明。

农业社会（指农耕与游牧）的农人追求更多的、可耕的土地或畜牧财产。最简洁的取得更多土地或畜牧财产的手段就是杀人，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商业社会的商人们希望的是对方会购买自己的销售的产品，杀人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还可能减少一个潜在的客户。因而农业社会的农人会采取成则王侯败则寇的哲学观点；而商人只对威胁自己性命或市场买卖规则的人死拼。杀死一个农人因为毫无利益，相反倒会失去一个挣钱的机会，因而商人天生地会尊重生命的价值，而不像农人那样谋财害命。这是农人和商人在文明起源之初就走上不同道路的分歧点。

郭的爆料就是要以党的起家法宝，思想宣传上开始，让百姓明了从商鞅开始以来党的欺骗性特征。改变农业社会对商业“无商不尖”到“无商不奸”的污名化的一切后果。当然今天转型期的中国，商业已经正名，但其引起的附加观念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予以澄清。所以给出了三年的时间。那这三年来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互联网能否冲破信息的封锁，自媒体能否冲破官媒的垄断，让事实植根于民众头脑。这场斗争实际上是思想的斗争。能控制了人的思想，就能产生巨大的连锁的蝴蝶反应。

而社会的转型就是从一张虚拟的意识形态的网转向另外一张虚拟的意识形态的网。我们把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特点称为宗教时代。我们研究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变历史，从原生态社会的万物有灵论这个虚拟的网，演变为图腾崇拜的虚拟的网，又演变为半人半兽的图腾崇拜的意识形态之网，再到全人形的众神时代，再到一神论的宗教时代。中国虽然没有确定的单一宗教，但是天子角色的作用，结合儒释道的精神，其实还是单一万能的一神论的意识形态。从青铜器的神话时代到铁器的宗教时代的转型，我们经历了春秋战国巨变。今天我们正经历着从宗教时代转向人文时代的巨变。

有鉴于此，我们看到有人在济南的公园里播放郭的视频；有人在火车绿皮车厢里播放郭的视频。所以星星之火，一定能够燎原。

更有学者研究说井田制就是公有制，这么说社会主义就是井田制（这个说法虽然在学术界不占主流，但我还是提起来说一下）；而井田制更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废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废除的所谓井田公有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在夏、商时期广泛实行的经济模式。共产主义更是天下大同。所以推翻旧体制就是推翻中国自夏商周以来三千多年建立的农业社会为主的旧体制。中共今天的社会，可以看到殷商时期的商业繁荣，也可以看到殷商时期的公有制体系，更能够看到秦代以来的专制政体，各个公有制体系内部独立运转的分封建国的小王国宗派，有能够看到工业化以后的组织动员能力。要理顺这些体制关系，不仅仅要认识到K值提高会带来社会的转型，更应该看到蝴蝶效应，是如何影响社会形态的转变。下边才开始我所综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理论。

郭的爆料有上层思潮的垫底，有底层的燎原之火，有历史潮流的推动，有地球村居民的经贸文化交流对人生和世界的观念影响，你说蝴蝶能引起飓风不能？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