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老传统，确定一个人的产地，依据是祖居地，父亲的父亲是哪里人，你就是哪里人，男女都一样。

这样定准，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还容易造成两地、多地争夺名人的纠纷。如果单纯以本人的出生地来确定人的籍贯，划归人的属地，定义人的故乡，那就可以省却很多麻烦，避免很多纷争。

如果祖父和儿子、孙子生活在一起，三世同堂，无疑，他对子孙是有影响的，至少在方言土语、礼仪习俗、家风家教等方面如此；但如果祖父与儿孙生活在异地或异国，或者孙辈们压根就没有见过祖父，你说这祖孙两代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硬性地把孙辈们的籍贯用祖籍来代替，未免有点强词夺理。

比如说周恩来，他明明在苏北淮安出生，淮安长大，说一口浓重的淮安口音，性格也兼有东北汉子和苏北女子的双重特质，他与乌篷船小毡帽、咪呷老酒的绍兴师爷有什么关系呢？偏要说他是绍兴人。

写出《儒林外史》的那位滑稽虫吴敬梓，生前一直被故乡全椒人嘲笑贬低，以至让他恨透了全椒，发誓离开全椒，永远不做全椒人。可他死后，全椒人却违背他的意愿，硬要在全椒为他修建纪念馆，而吴敬梓平生主要生活过的宁、扬两地，因为慑于中国人的传统，也只好听之任之。

所以，我估计呀，别人都是含笑九泉，吴敬梓可能是“含怒”九泉；所有人死后都是躺在棺材里的，唯有吴敬梓是坐着的——气的。

籍贯，不能说不是中国人的特征，但它属于小农社会的遗物，带有太多封建懒政驭民色彩。祖籍，对家族宗法有意义，对国家社会毫无价值。一个人在哪里出生，拥有哪里的ID，这是管理国家的需要。祖籍有什么特殊功用呢？

就现代中国的实情来讲，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用封建籍贯和宗法祖籍来胎记他们，完全是豆腐渣贴门对——两不粘。某认为，一个人在哪里接受文明教育，他/她就是哪里人。在上海读大学的，就是上海人；在重庆读大学的，就是重庆人；在武汉读大学的，就是武汉人；在西安读大学的，就是西安人。

试想，孔庆东若毕业于哈工大，或者曲阜师范学院，何来满身匪霸与土蛮？王朔如果出生在陕西，受教于浙江杭州，他的作品也不会有满纸的痞子气。

大学入门之时，多数人都处在束发、弱冠之年，四维不清，八德不明，三观未定，是大学师长们的学问人品影响了他们，塑造了他们，是大学所在地的社情民风熏陶了他们，滋养了他们。

上大学头一个学期，负笈东西南北中的同学们，回到高中的母校聚会，大家互相发现，大学所在地不同，每个人受到的影响各异。在山东和东北的同学，粗杂粮吃多了，身体长得又高又壮；而在上海和杭州的同学，和风细雨沐浴多了，个个变得精巧灵秀，顾盼生姿。

虽然中国的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师资全国融汇，五湖四海的人都有，但生源的主流还是来自本地，且中国疆域辽阔，风俗水土差别巨大，地域文化对大学的校风、学风、以及传统的形成，有着难以抵御的影响。所以，每个大学毕业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母校的特质，包括学术特质和地域文化特质。换句话说，你在哪里读大学，你就是哪里人。

我的这一论断，在海外最容易得到验证。中文媒体上写文章的人，其人品和文风，基本上都带有其所属大学和大学所在地的特征。假如你对中国的大学和城市很了解的话，那么，你很容易读文识人，未曾谋面，已知背景，上网于帷幄之中，知人于千里之外。

汪汪，汪！

2017.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