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年级，我被爱着，很幸福。我的交大青年老师男友带着我在交大、在上海植物园留下了许多倩影。转眼到了那年的春夏之交。89年，发生了什么，同龄的人，你懂的。我思想比较激进，积极地参加了游行。我爱读交大的学生刊物“新上院”，常常驻足在贴满大字报的公告栏前。

渐渐地我越来越激动。那是个让人集体亢奋的年月。很快，北京发生了那桩流血事件。校园里同学大多回了家。我宿舍只剩下我一人。我的男友混入宿舍，留下没走。他想和我做最亲密的事，我却坚守着最后的底线，想在结婚时完整地嫁人。此外我虽然与他如此接近，心却时常在遥远的地方徜徉。

这样我第一次与一个青年男子一同挤在一张宿舍单人床上，夜里不得休息。已经很兴奋的我静不下来。我的表现越来越异常。我开始在白天走路的时候踱方步，在宿舍里光着脚跳舞。我在宿舍的墙壁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支离破碎的词句。还录了盘说话前言不对后语的录音带，委托我的同年级同乡带回芜湖给我家人。家人听了很担心，不知我怎么了。

一天晚上，我见到同学，滔滔不绝地说着，说要与当时学运的风云人物方教授对话，还要从我所在的地点画一条线连接北京。这时我的同学觉察到异常。第二天联系到班主任王老师。还有位在精神卫生中心实习的留学生学姐来看了我，她说我的情况非普通心理调节可以控制，需要药物治疗。当天晚上我的两位还在学校的其他寝室同学睡在我宿舍保护我，怕我伤害到自己。我的交大男友被宿舍看门阿姨拦住，一脸揪心的样子（我同学后来告诉我）。

第二天，我上海的大堂兄接到老师通知把我接回了他在虹口的家。很快，父亲赶到了。我已经失去了对时空的感知。也不知怎样到了在当涂的有精神科的一家解放军医院医院。好像我是坐了父亲工作的医院的一辆小车去的那家医院（记不得有没有先回芜湖的家）。一路上我又哭又笑。继母也很担心，给我准备了在路上吃的东西。

住进医院我仍然很兴奋，不怎么吃东西，人很消瘦。还用牙膏涂在脸上，对护士说那样美容。开始时服用的药物对我无效，我服用氯丙嗪又过敏，手心脱皮。医生给我做了10次电休克治疗。只记得我被带到治疗室，躺在治疗床上，护士将保护舌头的牙垫置入我口中，然后我就觉得一侧太阳穴一凉，那是一侧电极贴上的感觉。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了。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病房的病床上。

我在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氯氮平后开始好转。食欲也大增，医院的馒头我一顿要吃四个。记得我的交大男友从上海来看我，隔着病房的上了铁栏杆的纱窗。我的手心贴着他的手心，也不知对他说了什么没心没肺的话。那次妹妹也来看我。

当时中国的精神科病房条件不好。病区是封闭的。病人活动空间狭小。我记得和一班病友从病区走廊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反复踱步打发时间。护士只管发药。我们唱着歌，我觉得我好像红岩里的狱中人物。还记得有位年近七十的老妪在行列中，很神秘的样子。有个男护士，有次在值夜班量体温时（腋下体温）触摸我胸部敏感部位，我很反感。第二天报告了女护士。也不知道他们信不信我的话。后来那个男护士还在病区里，不过对我有所收敛。

入院一个月左右我出院了。回到芜湖家里。十月我的交大男友来我家看我，我感觉他对我的感情似乎有了动摇。一年以后我复学时再到交大看他，他与我已经是形同陌路。一个曾经那么爱我的人。他可能是害怕了。当时中国社会对精神疾病非常不了解，有很大恐惧。他可能迫于现实的压力。

我父亲是医生懂得点精神医学的，让我按医嘱服药，坚持正规治疗，对我有信心。继母有些内疚。最让我感动的是妹妹，不知我将来的预后，她曾经对父亲说“爸爸，你别担心。我以后会照顾姐姐，我有一口饭吃，就不会亏待姐姐。”我亲爱的妹妹，不是出自同一母亲，却能有这份爱心。

我服着有较强镇静作用的药，每天早上提不起精神。还忍受着其它副作用。周围的人看我的眼光有点异样。最让我不堪的是体重增加的副作用。原本一米六身高100来斤的苗条的我变成了130多斤的胖妞。那只飞鸟折翼了。我那时曾想，要是我的病再次复发，我就结束我的生命。

那一年休学养病期间我试着复习备考，因为回去复学要补考大三的科目（我那时没参加考试）。我读着那几本大部头的教科书，前看后忘。很困难。不过我坚持着，如浴火的凤凰，期待着重生。1990年6月底我参加了考试，可能是受到老师关照，我通过了。开学后的一年实习又在同组同学的提携下完成了。1991年夏天，我拿到了医大那本红色的毕业证书。

补记：我当时的诊断是精神分裂样精神障碍，医生没给我戴上精神分裂症的帽子。后来我复发两三次。现在美国随访精神科医生, 坚持服药以防复发。他给我的诊断是分裂情感障碍，双相（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bipolar).  我后来读了MBA, 在外资企业就职。2003年与美国丈夫结婚，育有两个可爱的儿子。目前在家相夫教子。打算再读个M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