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个官迷。文革中后期（林彪事件以后）政治环境宽松了，家里来的客人也多了，每天总有一个两个。不是说我父亲的官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好，所以他的那些战友们来看他的多，他走访别人家的少。反正他们都是闲赋在家，没事做就串门子呗。这个有点相似现在的同学聚会，那个时候他们那代人都到了四五十岁，也都想起战争岁月的战友，聚一聚也是应该的。我不知道父亲当年是如何安排作息的，当年肯定没有 microsoft outlook 的，但他那些朋友们来总都能岔开来，最多一次一个星期天一下来了四拨子，但一般每天都是一个两个。

当时我们家住的小区，水费是近十来户人家按人头来计算的。来的人多了，以至于有邻居提出我们家应该多算一口人，因为来人总要喝水呀上厕所呀，说不定还要吃饭，有时候还来好几个呢。所以我父母也同意了，再增加一个人口留给客人。有时候来人坐了很久，怎么样让他走呢？有办法的。拿一个暖水瓶，进去给客人倒开水，或者再泡一杯茶吧（比如已经泡了两浦了）？不用了，不用了，客人就会推辞，然后很自然会把话题聊到要走了。这个很管用。

但是认为我整天就是干着赶客人，那肯定是错了。客人来了，我外婆或者我（我一个姐姐已经下乡，另一个姐姐工作了）开门迎客，我父亲出来会说，这是我岳母这是我儿子，然后按他们的年龄跟我说，这是你某叔叔或者某伯伯，也有的人会说还是喊叔叔吧，呵呵。我呢，然后是进去倒水泡茶。客人一走，我就忙着去打听，这人是干什么的？干革命！父亲被我经常问的不耐烦就会这样回答。那以前是干什么的？以前也是干革命！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觉得挺冤，哈哈。现在想起来，人家是干什么的（官职）如果自己不说，我父亲肯定也不会问人家，所以父亲也不一定知道。那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我父亲会回答，这个是在抗大认识的，宿迁认识的，或者是在苏北日报，或者是在华中建设大学，南汇，松江，镇江，四川宜宾等等，还有长春一汽，国务院建筑工程部等等。我大姐现在总有遗憾，她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她中学毕业就去了农场，后来上大学也是在外地，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后来又公务出国，所以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了解他也太短了。其实父亲走的早，我和我另外一个姐姐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多的。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我们家做客的也不全是当官的，平头百姓，老乡，亲戚，邻居，病友，其他官员的老乡亲属来托办事情的什么都有。但因为我是个“官迷”，所以我记得的多是当官的。当官的中间，搞文教、宣传、行政的多，军队啊、厂矿的少。小官中官很多，好像大官没有。这个跟父母亲不喜欢攀附，交友都很淡泊有关。

每次来了人以后，他们大多都是开着房门谈话，但有时候也关着门，尤其是林彪事件，还有就是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估计也是一些“小道消息”或者是牢骚，怕影响我们，不让我们听见。但也有有冤情的，被不公正待遇的，来请教我父亲，这些人也有不少。

几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客人（除去常来的客人，父亲的这些好友以后有空再聊）。比如，父亲的这个老友我估计是他们当中最风光的一位，后来是中国驻冰岛大使，那一年他陪同冰岛国王夫妇访问中国，在上海有一站，他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安排，于是他约好来看我父亲。他的“红旗牌”停在楼下，很多小孩都来围观。父亲很敬重的一位客人，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当年的地下党。父亲每次提到他时都是全称“武某某同志”。他文革前是安徽贵池地区专员，文革时也是革委会主任。来上海做客，后来我父亲带我母亲和我去他们住的和平饭店回访。他们父母有七八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女儿（生她是因为说要治母亲的什么病），当时才六七岁。记得我父亲说起，他当时就负责计划生育，所以每次开会，他都要先自我检讨一番（生了太多了）。还有一个李某同志（单名），父亲说他曾记是三野的警卫团长，后来是华东局保卫处负责人，是个非常爽朗的人，跟我父亲是河南老乡，来了大声说话。后来他又带来另一个李某，是上海市城建局的党委书记，也是河南人。他们三人聚在一起，忽然唱起“在太行山上”。不用问，他们仨肯定都是抗大太行分校（一分校）毕业的。我记得那次父亲跟他们谈起，当年彭雪枫牺牲时，当地的老百姓像是死了自己的父母一般披麻戴孝，排成几十里长的送葬队伍。

文革以后，家里来人顿时减少。父亲也出去忙工作了，估计他那些战友们也都“官复原职”，忙着呢。但是还是有客人来，好像这时候来的不少是有冤情的，来申述的居多。父亲总是和他们耐心的谈话，再找证人，他们一般都要来好几次，然后父亲就会写好证明材料，然后由单位盖章，再给来人带回去。以至于，那时候我上大学，周末回家时总是看到父亲散步时手里都是摞着几张信纸，有材料要写。他确实是帮助了不少人平反昭雪的（后来这些人都来参加他的追悼会）。

我考大学时，父亲对我的唯一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搞政治，学一门专业。这一条，我是谨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