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的日子里-入乡随俗还是我行我素

档案室的自助早餐自愿原则参加，参与者每人交15克朗（好像是）放在pool里。每天有一人负责到商店购买面包，三明治或其他早点和水果，另一人负责煮咖啡，pool里的钱用完了，再如法添加。克里斯蒂娜说，我不用给钱，参加就是。我当然不会同意，我不喜欢被另眼相看，我喜欢一视同仁。慢慢地我也开始喝咖啡了。

咖啡Fika拉近了我与同事们的距离。

玛格丽达（Margarita）借片房的组长（supervisor），告诉我她每天要喝六杯咖啡。一日三餐都要有咖啡作伴，一天两次Fika，晚饭后还得来一杯咖啡，她的一天才能完整。

玛格丽达还抽烟。我注意到Fika铃声一响，她离开办公桌时一只手就已经开始伸进口袋掏香烟了。Fikaroom专门为抽烟的人隔了一个小间。

玛格丽达（Margarita）借片房的组长（supervisor）

一天她注意到我关注她的眼神，笑着对我说，抓紧点，一个Fika时间，她可以抽三根烟。十五分钟三根，烟瘾够大的。我问她丈夫抽烟吗？她说不抽，“那你抽烟他反对吗？””呣。。。不反对，。。。他限制我，我在家只能在固定的厕所里抽。“玛格丽达吞吞吐吐地诡秘地笑着告诉我。

我注意到同事中抽烟的人不少，几乎都是女士，医院设有专门让人抽烟的区。

在华人春节联欢晚会聊天时，听一位洋插队老留说，她化1克朗（一定是on sale的价）买了一打鸡蛋做茶叶蛋就把科里的瑞典人都打发了，大多数请瑞典朋友尝中国食品的都是饺子。我想着我也应该让我的同事尝尝中国食品了。

我不是灵巧煮妇，不会包饺子，但我会做茶叶蛋。面粉在隆德所有超市都有，但我不会和面擀面；米粉也可以买到，我可以做无锡汤圆，肉馅和豆沙馅都可以买到现成的。

我告诉了克里斯蒂娜我想分享中国食品的想法。她很高兴，说要做什么准备？要帮什么忙？请告诉她。我告诉她我需要一只煮开水的电炉，煮汤圆的锅我可以用自己家里的。

一天早晨，我带上了一大盒的茶叶蛋和两个泡沫塑料板的生汤圆，带尖的是肉馅，长圆的是豆沙的，一把大勺子和一把中国筷子。克里斯蒂娜真找来了一个电炉， 我把汤圆煮得都浮在水面上说，好了，可以吃了。

我煮汤圆的时候就有好几个人围观。玛格丽塔拿起一根筷子，对着一个茶叶蛋比划，问我怎么用筷子吃这个巧克力蛋？是从上往下戳还是横着戳？我这才想起瑞典人吃饭是没有筷子的。我拿起二根筷子放齐了，夹起了一个鸡蛋给她示范。好几个人学我拿起二根筷子，可没有一个人一下子就夹住一个鸡蛋。我告诉她们，吃茶叶蛋不用筷子，用手就可以了。

一个跟我同岁的女士，怎么想也没想起她的名字（我跟她聊很多的，还去过她家作客，抱过她家的宠物狗狗，她还送了我二张放大的合影照片，一张与她，一张与她的宝贝狗狗。知道她的姓很稀罕，在全瑞典都只有八十几人同姓，一个读起来很拗口的名字）站着不动手，我夹了一个蛋给她，其实我很想就用手拿一个给她，怕她们嫌不卫生，故作斯文用筷子夹。她没接，问我，这个蛋你是怎么做的，里面都放的什么？我告诉她先把蛋煮熟了，蛋壳稍微敲碎一点，水里面放酱油，盐，糖和茶叶水（我放八角了，我不知道英语怎么说就没提）煮开了再转小火继续煮，。。。我话还没说完，她就笑着对我说，她从来不吃煮沸超过六分钟的鸡蛋，说这样的蛋营养早破坏了。她告诉我她煮鸡蛋，冷水放入，水煮开后一分钟就关火，等水自然冷却，这时的蛋黄刚凝固，是最好吃，也是保全营养最好的做法。她没吃我做的茶叶蛋，我却回家试了她的煮鸡蛋法，觉得还真是比煮得时间长的好吃，香，一直效仿至今。

那汤圆就更惨了，几乎无人问津。我没有准备一次性的碗，克里斯蒂娜特意拿来了一叠小纸盘。我从锅里盛了一个，用筷子夹开，告诉她们里面有馅，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还是不动手。克里斯蒂娜问我，这个球是什么做的？我告诉她说是米粉做的，里面有馅，我指着汤圆告诉她一种是肉末馅，咸的，一种是红豆馅，甜的。她又问，这么烫的球，怎么吃啊？我才恍然大悟，瑞典人的点心都是冷的或烤热的，她们一定是第一次看到这滚烫的，黏糊糊的，手不好拿的点心。早想到，在家蒸好糰子，在椰子碎里滚一下就好了，可我自己从没做过，那时我都不懂买做蛋挞的小纸杯来盛点心。呵呵！

被瑞典同事称作巧克力蛋的茶叶蛋销路还好，就 剩了一，二个，那汤圆几乎没人吃。第一次分享中国食品就这样惨遭滑铁卢。很对不起我们名扬世界的中华美食。 

瑞典人很讲究仪表穿着。我的同事们每天穿的衣服，衬衣总是烫得笔挺，女士们的衣领喜欢半竖的风格，衣服的料子，款式在我看来都是很新颖时尚；金色的头发柔软发亮，短的看上去像刚从美容店出来的，吹得有样有型纹丝不乱，长发的都很飘逸自然，散发着洗发膏的余香；女士们的化妆都浓妆艳抹，还都爱戴首饰，洒香水。

瑞典女同事们的形象与我这个从遥远东方，经历过破四旧文化革命出来的土包子完全格格不入。我在同胞女士中甚至家里四姐妹中也是最不懂穿着打扮的一个，加上从小家里穷，穿惯了哥哥姐姐们的剩衣旧服，我已经不习惯穿新衣了，化妆打扮更是地道的门外汉，感觉把自己打扮得时髦得体是一门技术活，一门昂贵的技术活，这不是一天两天就学得会的。我心里纳闷，自己该如何入乡随俗？在形象上向同事们靠拢？

不谋而合，我的瑞典同事们也在打量着我，想方设法地想把我改造成她们的范儿。

一天Yvonne拿了邮购的化妆品目录广告本到我的座位前，指着一款口红对我说，”This is your color“，我还没想好怎么反应，她又翻过一页，指着另一款对我说，”This color looks good  on you too."

数据输入组组长 Yvonne（一起去哥本哈根秋游时在旅馆里）

又一天，还是Yvonne，看着我的脸说了一句“you need ？？？hole，边说边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耳垂。我猜出她大概在说，我应该打个耳洞。我连忙摸着自己的耳朵垂子摇着头说，”No，I don't need it. It given by my parent“ Yvonne和旁边的Margarita笑了起来，Margarita说”clip，clip erring."她们在琢磨让我戴耳环！

我其实早就注意过女同事们戴的耳环，那可真是每天不重样。跟她们熟悉后，她们告诉我，戴耳环要与穿的衣服match。难怪，她们的衣服每天穿的也不重样。她们如此注重仪表和打扮也是有原因的，她们的理念认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仪表都打理不好，那她的工作一定也做不好。

我思前想后，我学不会她们的打扮时髦，我也没那么多钱来置办行头和买化妆品。我决定我行我素，以不变应万变。我对Yvonne和Margarita说，我们中国人与你们在这方面的理念不同（different philosophy）。中国人认为，一个人把时间和精力（more   attention）放在穿着打扮上，那她就一定没心思放在做好工作上了（less attention）Yvonne听了连连点头说“It makes sense.”

从那以后，每天上班我行我素，每天我也换不同的衣服，戴简单的首饰（我喜欢胸针），脸上只简单地涂淡淡的口红，以示礼貌。Yvonne再也没有来教我买什么颜色口红好了。耳环我也不戴，我真的戴clip的耳环，几分钟就头晕。我与漂亮时髦无缘。

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我被调到借片房给Margarita当助手。

Margarita的工作就是troubleshooting和一些行政事务。每天早晨她的桌子上就会有一堆纸条，都是她手下的工作人员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她来处理。

借片房很大，按病人出生年份储存和借阅病人的片子，每个年份再按病人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每排柜子都是可移动的，十分方便；最印象深的是他们设有死亡病例片柜子，这个柜子是个暗室，不用时，长眠于地下，表面看就是一长条地板，需要时，电钮一按，整个柜子就升到地面上。

Margarita收到的纸条中最多的就是找不到病人的片子口袋。找不到病人的片子，大多是放错了地方，放错地方的原因大多是年份或生日等数字写得不清楚而misplaced，还有就是错把病人的first name与last name看反了。Margarita看纸条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会凑过去一起看，提出我的看法，说老实话这些都是low level troubles，几次都被我说中后，Margarita对我刮目相看。

每天早晨，我腋下夹着两本字典上班，Margarita调侃我，称我“professor”，她干脆把一叠纸条一分为二，一份给我处理，说“Professor Wuran,It's yours."

上班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难懂的词汇，瑞典人的英语都很好，他们就是不愿意说而已。我带去的字典都用在聊天时，听不懂她们说的俚语，我用Yvonne的”show me“办法，让她们从瑞英字典里给我找，一次Margarita翻遍了字典也找不到，说，你这本字典太老了，过时了！”最后还是她用英语告诉了我。跳蚤市场上买字典不靠谱。

科里大多数是女士，很少几个男生。有个小年轻，名字叫Ian，他很喜欢跟我英语聊天。一天，他问我“Have you had lunch？"中文怎么说？我告诉他”你吃午饭了吗？“他重复了一遍，学得还很像，突然问我”了吗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问题啊？我只好回答他”了吗“就是”have had“。。。

与瑞典人用英语聊天，虽然她们的英语都很好，但毕竟大家都用第二语言在说话，互相能谅解很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