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习总书记接任以来，从反贪腐，正官风入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让国内的风气为之一新！特别是拿下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后更是喝彩叫好，民心大快。自中华人民国共和国建国以来，常委级的官员还没有因为个人品行不端和违法乱纪而被惩戒的，大都是政治内斗而被赶下台的。正如一些贪官东窗事发后坦言，做到某一级别后，几乎没有任何监管和制衡的机构，这确实是制度的弊端！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自古皆然。

中国自古有“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之说，在封建礼教社会，大夫之上的官吏是不适用刑法的，小罪则晓之以礼，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加以捆绑羁押，重罪则令其自裁了断。而“庶人不庙祭，则宗庙之礼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则车乘之礼所不及也；庶人见君子不为容，则朝廷之礼所不及也。不下者，谓其不下及也。”所以平头老百姓是不配享有礼法的教化的！这和当下的中国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高官贪腐罪及死刑也可以不用那么粗暴的枪决了事，可以选择注射死亡。下层的地痞流氓则不配享有礼法教化，自有城管地痞流氓似的执法管理了。这就是所谓“礼不下庶人者，礼至庶人而极”了！

周永康，徐才厚之流官至常委和军委副主席，地位崇高，权力天大。是什么样的体制能把如此品性的人提至如此权高位重的位置而没有任何的监督？怎样做出制度上的改变甚至体制上的改革才能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怎样才能对现有的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管和钳制？这是大家所深思而不解的问题。中国老百姓自古就有对盛世的期盼，对包青天的梦想，所谓的“盛世”无非是明君贤主再世，外无敌国忧患，内有法家拂仕。

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作为确有别于前任胡锦涛的庸庸碌碌和江泽民的花拳绣腿功夫，对内大兴吏治，从严治军，对外积极进取，不惟美国的马首是瞻，在国际事务中，维护本国的利益，敢说不字。再也不像前些年那样，在联合国的表决中，永远无原则地投票弃权。习近平的新政符合中国自古以来的明君盛世的思想。但问题是，圣明如唐太宗也会有昏庸的时候。那时就只能靠明君的贤明自律了，如身边有魏徴一样清明的官吏直言进谏尚可阻止一些昏庸的错误，可那只是历史的偶然，不足以常态视之。

据说习近平有意刨根问底，惩治那些曾经天大人物的失职和失察之责， 这固然有助于解决眼下的问题， 可是根据什么法律和程序来追究那些曾经代表党中央，甚至代表全国人民的最高领导人呢？如果担负着人民重托的“习大大”犯错了又怎么办呢？ 谁来纠察？谁来惩戒？纵使“习大大”如唐太宗般圣明，如康熙般地高瞻远瞩，如何能确保“习大大” 百年之后还会有“李大大”“张大大”来济世安民呢？如何能保持政治的稳定和连续呢？

想当年，正值盛年的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有谁会怀疑他会犯晚年那些昏庸的错误，最终也没能逃脱历史的宿命呢？时代长河浩浩荡荡，朝代更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总不能跳出这一“兴亡历史周期律”的怪圈。抗战胜利后国共蜜月时期，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几位民主人士曾以此讯问过毛泽东，毛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四年后，共产党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江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赢得了江山的政权马上就忘记了“民主”的“新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周而复始 的一个朝代更替， 一个波浪起伏了！

在中国人传统字典里的“国家”的定义是含糊的，不像西方人的State, Country 和nation 都是有着很清楚的定义和分野。明末清初时期的朝代更替，使当时中原的哲人志士们重新思考家国的定义，顾炎武先生曾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换个帝王和国号。而天下无道，纷争不断，则谓之天下将亡。保国这类事只需由帝王及臣子们去谋划。 但是“天下”的兴亡，则是哪怕低微的百姓也要担当起的责任。

这让我们想起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政府的换届，政府不能代替国家！基于人民共同意愿成立的国家是永续的，而政府则是相对使命性的，临时的。我不认为西方民主政治完全适用于中国，但它的政策连续性和对权利的制衡还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现在正当鼎盛的习近平，或有力挽狂澜的气魄，或有改天换地的宏图和嫉恶如仇的品格，可是有没有一个监督制衡的机制和强大独立的舆论监督来保证其大正至中，而不会矫枉过正呢？位微权轻者犯错或不足以为惧，权倾九鼎如习近平者犯错则会如洪水滔天般天翻地覆，祸及千秋了！

行笔至此，除祝福习近平的新政取得成功外，也只有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的长治久安祈祷和祝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