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搬到北京后母亲参加工作了，就在父亲单位。不是走后门，是当时国家需要人，特别是大学生。

不断有新人加入，是些刚出学校的年轻人。母亲四五十了，是两代人。母亲是组长，对她的组员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

请那些没成家的和已成了家的来吃饭是常事。我和弟弟是反对的。其一是客人来了就没我们的份，其二是要我们喊哪些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人“叔叔阿姨”。这叫让上中学的我们十分难堪。

父亲收入较高。那些年轻人要用钱而没有钱时，如买个手表之类时，就找“组长”借，母亲是有求必应。还不还，什么时候还，母亲不介意。生孩子没小孩衣服，找“组长”。母亲就买布做了送去。做这些事的时候，母亲想的就是“能帮一把就搬一把”，没想过回报，更没有其它目的。

文革了，一切变了。有些昨天还是亲热地一口一个叫着组长的人翻脸了。

母亲只是一个组长，母亲一样呵护着她的组员的长者。论工资比她的许多组员还低-几次涨工资都被父亲硬压下去了。按说大字报轮不上母亲，但父亲是权威，是...。母亲连坐了。

当权派，反动权威和反革命这样的罪名没法往母亲头上扣，就从请客吃饭送礼下手。贴大字报说她“拉拢腐蚀年轻人”。斗父亲时就拉母亲陪斗。

母亲实在气不过，把这些“吃了人的嘴不软，拿了人的手不短”的向她借钱买手表，生孩子要衣服等事实写了张大字报公布于众。接着母亲就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清闲了一年多，1968年初三四月那伙“嘴不软手不短”上了母亲大字报的人有机会报复了。再次批斗父亲时把年逾六十已退休一年多的母亲从家里拉到总局陪斗。这次动武了。皮鞭下去，母亲的腿上，一条因车祸而股骨头怀死的大腿上，留下一条深深的血印。

文革后大多打人的人没有受到惩罚，连道歉也少有，不少还继续往上...。真怀疑古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是在说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