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的“日本经验”
日本家庭主妇用完可乐瓶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
2005年正式投产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困扰,颇具代表性。
因为没有分类,剩菜剩饭、蔬果菜皮和各种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每公斤燃烧后产生的热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吨生活垃圾所发的电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实现了分类的国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3000大卡以上,每吨垃圾可发电1000度左右。两者相差3倍。
这也是一些学者和民间力量反对普及垃圾焚烧的重要理由之一。
陈建昌表示:不分类而直接焚烧,直接的结果是“渣多,设备损耗厉害”。
分类不充分,是中国垃圾的致命症结。
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嘉兴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欢政对记者说: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日本进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讲,月月讲。法律制度加宣传教育,通过学校环境教育,用小学生来教育大人,这才有今天的局面。
一个可乐瓶被弃的过程,让他印象深刻———主妇用完以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中国的妇女很多都有工作,不大可能做到这样,但基本分类是可以达到的。”
只有从源头减量、分类,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这已成共识。日本正在开始的垃圾收费制度,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意味着高昂到无法负担的管理成本。
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
“我们要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这才是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从1998年开始推动绿色社区、垃圾分类。其发起人廖晓义认为,到了强调“家庭责任”的时候了。一个家庭,如果设立三个垃圾桶,一个装易腐烂的厨余垃圾或者有机物垃圾;第二个装一般垃圾;第三个装可回收垃圾。她强调:“只需动手,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人变懒了。”
除此之外,“没有强大的官方力量注入进来,是不可能成功的”。终端和其他环节的不匹配,使得垃圾分类遭遇尴尬。“垃圾焚烧厂建设动辄涉及数亿投资,但垃圾分类上的投入,可能只是千万计。”
曾有一位美国专家告诫廖晓义,不要轻易去碰这种工作,他们已经搞了三十几年了,分类率才达到30%。
《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曾经探访“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这个由宣武区环卫局和北京地球村在1998年共同选定的试点,曾经接待二十几家外国高级官员及无数媒体的小区,在冯永锋的眼中,效果有限,因为居民的参与有限,关键人物是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夫妇———“专门的保洁员进行辅助性的二次分类”。
上海市自1996年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分类标准几度更替之后,确定为现在的四色垃圾桶,并据此建立了分类收运体系(不同类别的垃圾由不同企业、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转运),在全市1400多个小区推行了试点。2009年2月,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在小区中开展评优,发现分类成效最明显的小区,居民的参与度并不显著,很多是依靠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所,是小区里人们躲着走的垃圾箱房。他们像宋万吉一样,手工分类的一大动力,是可以将其中一些卖给收废品的。
无数个宋万吉,以及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是垃圾在中国的另一大特色。据杜欢政估算,这支队伍约有2000万之众。他们实际上建立起了巨大的分类回收网络,中国由此堪称再生资源利用大国。
但他们常年处于灰色状态。在北京,“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2007年北京一年回收废旧物资800多万吨,此外产生垃圾700万吨。“废品回收功不可没,但要规范发展。”
宋万吉的工作,使建功南里的厨余垃圾处理机还在运行。他把居民扔出来的“剩饭剩菜”倒进去,在添加菌种的作用下,机器搅拌发酵,将垃圾变成有机肥,用于小区绿化。
这样的机器,2001年也曾经被推广到上海的众多社区。企业刚开始赠送菌种,后来环卫局出钱购买。进口菌种太贵,国产的又不稳定,分解不彻底,肥料量不多,销售不畅,“热闹了几个月”,大量闲置了。这让上海市废弃管理处的总工程师张志强感到惋惜。
目前上海已经和正在兴建的三座垃圾综合处理厂,处理规模也在2000吨左右。
杜欢政表示:除了堆肥,以垃圾为原料加工工业酒精的技术已经出现。
在台湾,民间团体主妇联盟发动妇女们进行厨余垃圾的堆肥或收集。主妇们将瓜果菜皮切成小块,放入集中的容器统一收集。随着垃圾的有效减量,众多焚烧炉无料可烧,陷入尴尬。
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2008年下半年成立了固体废弃物小组,小组负责人张伯驹表示:他们正在六里屯环境争议的社区,着手发起生活垃圾减量、分类的活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他们计划通过专家网络和垃圾处理企业,实现一个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链条,而不再重复过去“分类止于垃圾桶”的尴尬。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说:“我们要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这才是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在上海,中年妇女姜玫瑰组织了“绿主妇”,她们用利乐包装制成围裙、小提篮,号召人们变废为宝、减少排放。她的家里,堆满了洗净、压平的利乐包。(南方周末)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徐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