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过去了。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这一次亲身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一年，我在北京参加地矿部为期一年的青年教师英语培训班，和地质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共用一长溜的水管。

四、五月间，时常骑个自行车到北大以及周围的其它大学看大字报，听演讲，也对当时“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深感不安。后来游行开始了，学校上课的人也不多了。我们这些老师们还在按部就班地上课，没一人缺席。

一天中午，大家吃完饭都在那一长溜的水管边洗碗。一个研究生问我们去天安门了吗，我们的回答是在上课，没去。他说，国家都要亡了，你们还有心上课。一时间，除了水流声，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我们几个青年教师无话以对，那个研究生也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回到宿舍，谁也没有午休。大家一合计，学生们都跑出去了，我们也去看看吧。一半人下午就骑着车去了天安门。晚上回来，外教老师和外办的人一起来宿舍问我们为什么下午这么多人没去上课。其实在那时北京的各个大学，谁都知道为什么。就这样，我们有一搭无一搭的课几乎就停止了。

这老外老师有个混血同事，是鲍彤的远亲，还能弄点小道消息。我们的一个学友是当时地大的政治辅导员，时常给我们“传达”中央对北京各高校的指示精神。我们的课有时就成了大家讨论时局和传播情报的地方。官倒，一切向钱看的各种事实让人痛恨至极。在北京当时的气氛中，有一点社会良知的人都会加入“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行列中。老百姓给学生们送水送吃的，真的很感动人。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是人心所向。

后来的局势发展可以说是有些乱。再后来听说要戒严了。有个年长的老师，文革时正在北京上大学。看着学生们每天的游行和几乎瘫痪的交通，她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们，希望不是又一次文革。还领导我们去商店买吃的。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几个人去了学院路那个当时最大的商店，货架上几乎就是空的。每人只买了些饼干，最后一个连碎渣一起买也只有一斤多一点。离开那个商店时，有人说，店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货物也运不过来，估计明天不会开门了。真感谢我们自发的领导带领我们扫荡商店最后那点饼干。谢天谢地，大学的食堂还是每天照常，要不，那点饼干能支撑多久啊。

再后来真的戒严了，新闻也不像从前那样真实报道了。我们几个同宿舍的每天看完新闻联播都愤愤不平，纷纷准备写信打电话回家通报实情。可是电话不让打了，邮局通知信件不能保证正常送达。听说出北京的信都要检查，一些朋友们劝我们还是暂时忍忍吧。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封锁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