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一家三口除了各自有自己的生日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生日，那就是每年的3月6日，那是我们连根拔起，漂洋过海，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大喜日子。

牛顿第8定律：学外语的一定要出国

18年前那个难忘的清晨，雾都重庆依旧沉睡轻纱薄雾中，波音飞机呼啸着喷薄而出。没人送别，无人知晓，既无牵衣顿足拦道哭，更无哭声直上干云霄。我们仨就这样静悄悄地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

这不能怪我，得怪当年的出国热。高考前，我本矿山子弟中学孩子王，带着一帮孩儿们成天专跟ABCD过不去，上大学想都没想就投错胎误入英语门，直奔英文系。

80年代国门初开，我们这些“英”字号大学生，更是向着大洋彼岸伸长脖子。那年月，学英语的都一门心思出国，初次约会不拿一本“托福”考试指南，自己都觉得丢份儿，跟人谈话不提考“托福”你都不好意思，走路腋下不夹本“托福”壮胆，那都得靠边行。学外语的要出国，像苹果熟了一定要“砰”地一声落地砸牛顿头上一样，都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对我们这些中了“英语毒”的芸芸学子来说，无论是BBC和《美国之音》优美动听的语音语调，《美国名歌101首》里充满了朦胧希望和追求的《月亮河》，还是英国诗人拜伦那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鸡汤，抑或是马丁·路德·金那声“我有一个梦想”的吆喝，乃至空巷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和《大西洋海底来的人》，无不传达一个信息：“过海去，飘洋去！去西方朝圣！去拥抱德先生赛小姐！”

毕业留校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送上了去往非洲前英国殖民地劳务输出的路途，非洲离英美可不近，但毕竟我初出国门，开了些许眼界。

非洲归来，我更动了出洋之心。这也不能怪我。谁叫叔本华当时不提醒我，告诉我人性的本质是“很少想到有什么，总想到缺什么”。本来，系里每年跟美加两国门罗教会合作，轮流选派老师赴美进修。1997年我参加系里组织的“托福”考试，成绩名列第一，副系主任喜气洋洋地告诉我这位昔日得意门生：“最近最好不要出门，准备行装出国。”殊不知，第二天系委会经过“综合评估”选拔，我以0.5分之差落选，另一位教师踏上了本属于我的国际航班。不久，系上宣布：“凡已踏出国门者均不得赴美进修，直到系上教师轮完为止。”这等于给我的公派美国梦判了死刑。

接下来，我3番自费留学美签，次次被沉甸甸的拒签章戳在心窝窝，后来也跟偷渡芬兰的朋友联系过，跟移民南非的学生通过话，跟侨居新西兰的哥们见过面，但都最终跟那些国家无缘。正迷惘，隧道尽头亮光闪：先前留学挪威的朋友踏上了枫叶之国的土地；系上同事从新加坡劳务归来，系里圣诞晚会上，她邀我深情二重唱加拿大民歌《红河谷》：“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故乡。。。”唱毕，在嘈杂的掌声和叮当铃声的掩护下，她咬我耳朵：“明天，我们全家就要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就是那《红河谷》的源头？那个北纬N多度，寒冷广袤，出门坐雪橇戴皮帽的国度？那个说什么都先说英语，然后再用法语重复一遍的民族？就是毛泽东《纪念白求恩》里面那个高鼻子八字胡倔老头的家乡？

说我对加拿大知之甚少，也太低估了我一个英美语言文学教师的水平。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受教于一对加拿大教师夫妇，也译过白求恩那篇名为“真正的艺术家”的短文，介绍过加拿大著名幽默作家里科克的作品。留校任职校外事办公室，我随加拿大外教参加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合译过《加拿大百科全书》，译过白求恩传记，甚至发表过中国第一篇研究加拿大英语的论文。

然而，我们对大洋彼岸这片遥远陌生土地的了解，事后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加拿大和中国差别之大，不仅仅是民用电压那点区别：所谓最宜居要看你是谁，万能定律不一定适用于他乡异国；那些经过精挑细选的美图只反映了加拿大的一面，照片照不出刺骨寒气，照不到生产线上愁眉苦脸疲惫不堪的博士硕士教授。

遗憾的是，我对信息采取了选择性的取舍。顶替我赴美的同事回来，感慨万千地在众人面前宣称：“在物质方面，中国落后美国至少50年，在文明素质方面，至少落后1百年！”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同学上调到了我所在的系，成了同事，移民美国的同学急了：“连他都从农村中学调到了你的大学，你还不走？” 是呀，树挪死，人挪活。抗战胜利，父亲随我爷爷奶奶离京入川，医士学校毕业后分到偏远闭塞的煤矿，窝囊一辈子。他穷其一生示我：“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岳父应和：“去吧，去闯洋关东，自古出得三峡天地宽！”回到家里，妻子在枕边吹风，说所在报社风在飘雨又在摇。风雨正交加，最后一根稻草压了下来：女儿小学升重点初中考试以0.5分之差落第。我厚起脸皮向弟弟借款3万，缴费将女儿送进了重点中学。颤抖着，我把沉甸甸的人民币呈了上去。我明白：以我月薪7百，不出国，定会终生愧对我弟弟。

移民远非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时，我们身边发生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个方向：加拿大！去不了美国，咱好歹混个街坊邻居！

我们艺低人胆大，仗着“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精神撑腰，揣着田横五百士的气概，壮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胆儿，一咬牙一跺脚上了移民专机。

事实证明，没有身历其境，任何丰富想象都是贫乏甚至幼稚的，尤其在转换国度移民他乡时更是如此。套用洛夫的话来说，加拿大天叫那个兰，地叫那个寒，泪叫那个咸。

夜深，接机的朋友将我们仨连同6只大编织袋统统扔进租好的地下室，匆匆离去，数小时后她还得打工养家。地下室昏暗，我和妻子睡在唯一一张床上，女儿睡地上，睁大眼，紧闭嘴。周遭一片漆黑，墙上挂钟不厌其烦地走着，故意瘆人不安，大家心里乱得慌。好不容易合上眼，半夜醒来饥肠辘辘，口渴难当，却不知能喝的水可以自来。熬到天亮，朋友偷空溜出来带我们去超市买菜，尽管姜都只买一小块，但也花出国内一两个月的生活费，我们体味到汇率猛于虎的硬道理。

说是“穷家富路”，但我们带银子不多，且一分一毫都是借的，包括借钱买机票。不吃不喝可以，每月6百50加币的房租怎么省？第二天清晨，妻子咬咬牙，迎着凛冽的寒风到缝衣厂应聘清洁工。在国内，妻子上班前总要翻箱倒柜，漂亮正装试个遍，还要摇醒我求好评，还得回答的有理有据。那天，她总算让我睡了个好觉，直接披上女儿的运动服就出了门，真应了严歌苓那句话：“移民，这是个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对残酷的环境做出最逼真的反应。”

心急火燎到了缝衣厂，女老板说：“哎呀对不起，我已答应别人明天来上班。”妻子红了眼说：“您何不让我试试工？”说着操起扫帚，三下两下就把满地的布头线头连同矜持斯文一扫而光，女老板乐了，眼没了。就这样，地下室是有的住了。后来，妻子转战化妆品厂，生产线上包装口红，一天下来瞅着我做的回锅肉满口生津，手却捏不住筷子。。。

一开始，我在妻子工厂隔壁的厨具厂打工，后来当清洁工，又去了一元店任库管。出国前以为把一切困难都估计到了，后发现不尽然。以为当过知青，矿工，吃苦耐劳不在话下，在仓库里扛起一箱又一箱货物，我发现曾几何时光阴背叛了我，年龄已成敌人。出国前办护照，女办事人员惊讶得拔牙似地张大嘴：“43岁出国的我没见过。”一个人在昏暗寂静的仓库挥汗，我常想起那张夸张的嘴，想起不久前从门口桥上纵身一跃的“清华”美国双料博士，想起我们仨在国内的幸福生活：我在大学任副教授，一周仅6课时，外加寒暑假；妻子在报社任编辑兼记者，风光八面；女儿在重点中学当班长。

白天胡思乱想，夜里我就在网上发帖：“我非哈姆雷特，但去与留，确是我家的一个问题，请方家指点。”清晨起来，发现网上“去”派与“留”派你来我往，杀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去” “留”之战延续数周方息，其中一位网友的话说得最透彻：“为自己就回去，为孩子就留下。”我们选择了“留”，因为都说加拿大是孩子们的天堂，尽管是我们的战场，谁叫牺牲奉献是中华民族的名牌产品呢？何况打道回府，欠的债一辈子还不完，我的算术虽然是体育老师教的，但这个账掐指会算。

留是留下来了，但没预料到移民孩子面临的冲击。我和妻子都是教师出身，却忽略孩子的教育。在国内，我成天忙着写论文译书，以伏案背影面对孩子；妻子当教师时心里只有学生，免费把一群群差生请到家补课，却忽略自己孩子，当上记者更是满天飞，女儿眼中的母亲是拎包出门的样子。我们以为矛盾和困难会因出国而一“出”百了，却发现出国并不能演绎胜利大逃亡。

青春期的孩子敏感叛逆，移民异国他乡的孩子更甚。一下飞机，女儿变得举目无友，加上语言不通，故而经常逃学，（此处省略50余字）。学校打电话，要把女儿送特殊管制学校，我们才如梦初醒。女儿生日那天，我买来一小块披萨当生日蛋糕，她未及张口早已梨花带雨，说要等妈妈。。。次日开毕业舞会，女儿穿着国内带来的运动服，站了一夜无人邀她共舞。。。一天傍晚，女儿再次与我们爆发争吵，一夜醒来人去室空。。。

找不到女儿，又找不到专业工，我们不知柳暗花明的那个村庄在哪里，开始质疑当初的选择：在国内，我再误人子弟，也会误入教授之列，妻子会品着茗，坐上资深编辑的头把交椅。。。妻子一生坚强，白日里嘴里不说，半夜常常边哭边说梦话：“我要回家。。。回不去了。。。”

正困惑间，我的教师执照终于颁发下来。我开始漫山遍野代课。冬天第一场暴风雪下得昏天黑地，我驾车下坡错过路口，忙扭头看地图，方向一歪，急忙中往回猛打，再打回去，说时迟那时快，砰的一声巨响，车撞电杆，气囊爆出。我满脸是血爬出来，热血淌在冰冷的雪上，血白雪红美轮美奂。含泪让拖车把舍身救我的小白车拖走，我擦干血迹，赶紧迎着风雪踩一脚浅一脚赶到学校，然后深呼吸，抖擞精神，登上讲台。。。眼看代课无法尽快改变我家窘境，我不得不撇下妻子在多伦多打工，只身到亚伯尼原住民保留地任教。临别，我和妻子彼此鼓励：“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那两年特别漫长：出了国来本来就举目无亲，一家人还分居各方，关键女儿还生死两茫茫。就在节骨眼上，我的“发动机”又出了故障。医生说熬夜生活不规律，酗酒抽烟，或压力是诱因。我心里明镜似的：除了压力山大，那些坏毛病都跟我无缘。不久，我驾雪地摩托穿越冰面时坠入亚伯尼河。。。

那年月，我常立于詹姆斯湾亚伯尼河畔，沿着乡间小道眺望故乡，耳边响起約翰·丹佛那熟悉的歌声“乡村路带我回家”，眼前浮现出国前的幸福时光，浮现出那个酷似琼·贝兹的美籍外教，难怪她半隐狡黠别有用心地跟我二重唱《离乡五百里 （Five Hundred Miles），又名旅人悲歌（Railroaders’ Lament）》：“你若将那列车眺望，便知我已去向远方，只留下汽笛声声万里长（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天很寒，我泪很热。。。

笑到最后？

上帝闲来喜欢把门关来开去：我后来终于混迹于多伦多教育局某校，女儿也浪子回头，回到加拿大，先完成专科学习，又一鼓作气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多伦多大学，成家立业，并依帝王之选（|King’s choice）育出一男一女，达到了哈金所谓A Good Fall （落地生根）的境界。

每每看到外孙们幸福可爱样子，我常常想起当年出国移民的情景。如若人生可以倒带，我会不会重来，如若人生有重置建，我会不会后悔移民？是要笃信波普尔的忽悠，认为“如果我们过于爽快地承认失败，就可能发现不了自己曾经非常接近正确”？抑或还是听信赫拉克利特之谗言，认定“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跟在哈金后面相信“抵达比回归重要”？我常问自己。

问到最后，我觉得人生有些问题需要一生甚至两生三生来回答，而我会让《离乡五百里》陪伴我，耐心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等待，再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