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我最崇拜舅舅，因为他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我立志跟舅舅一样上大学，跟父亲一样做医生悬壶济世。岂料文革开始，大专院校统统关门。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响应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种地。后来，我因缘巧合回到父亲所在的煤矿，当上了采煤工。

日复一日，我在煤海深“挖地球”，这时喜讯传来，打倒了“四人帮”，高考恢复，改变命运的时候到了。原先一同下乡的同学们闻风而动，从农村回到家里，复习备考。而我却干着急，因为我一没时间，二没精力：我们煤矿工人三班倒，天天举着沉重的风镐在狭窄昏暗的巷道里采煤，汗如雨下，体力消耗大，加上我们居住的家属区与矿井相隔几十里远，来回要走好几个小时山路，一天下来实在没有时间精力看书复习。要请假复习很难，当时煤矿领导仍左字当头，时常要配合政治形势夺高产，不管是工伤或病假，医生开假条不算，得采煤班班长当天根据人手再决定，如果人手不足，还得打起精神，穿上又脏又臭的工作服，拎了矿灯，背起风镐下井去。更糟糕的是，中断了几十年后恢复高考，市面上到处都找不到高考复习资料。高考时下午考物理，中午我还在赶着背最简单的物理换算，1瓦等于多少焦耳。当时正值盛夏，火炉重庆持续高温，我一番挥汗如雨，结果“颗粒无收”。

1978年，我再战高考。这次，我有幸被派到我家附近的矿山医院，去照顾受伤的矿工，这为我复习争取了少许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这次我好不容易手上有了一套上海出版的高考复习资料。第一次高考结束，我向高考中第的同学讨要复习资料，他只从书后撕下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给我。这次不同，我有了正规复习资料，如虎添翼。高考场上，我的作文得到监考老师们的赞许，但数理化政治却拉了我后腿。成绩下来了，我的分数超过最低录取分数线3分，参加了体检，但当时要照顾尚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就业，在职职工的分数要求更高，结果我汗水洒下，但只开花不结果。

沮丧之时，巧遇煤矿子弟中学急需教师，在多少年无大学生可聘的情况下，矿上考虑到我高考分数超过了最低录取分数线，于是把我调去教书。

在教书的日子里，我仍然不忘复习备考。工作之余，我成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苦读。小屋低矮，而且没有天花板，炎热的夏天，我挥汗如雨，赤膊上阵，冬天小屋里没升火，久坐不动，手脚长满了冻疮，我身下的藤椅也不堪重负，终于在高考前一天轰然倒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学校却不放我报考，叫我去矿上批条子。天无绝人之路，我父亲正好为煤矿人事科科长治过病，父亲带着我顶着烈日来回跋涉近50里，到煤矿办公大楼找到人事科科长。科长听说是考大学学知识，立马大笔一挥。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了，考场远在北碚兼善中学，我头一天乘车渡江几十里前去，投宿一家廉价鸡毛店。我的房间正好在锅炉房隔壁，夜深了仍有房客在洗澡喧嚣，加上紧张，我一夜难眠。次日我强打起精神，进入考场。两天考试下来，我感觉完全跟前两次高考不同，汗水浇灌的种子终将结果。

回到矿山，我迫不及待，天天走到矿山小邮局，等待录取通知书。一个久雨初晴的日子，我终于盼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激动地来到父亲任职的矿山医院，与他分享喜悦。

所谓好事不过三，第三次高考成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此我走出偏僻的矿山，进入大学，继而留学任教，继而出国，关键是高考更使我收获了爱情。我在高考考场邂逅了妻子，当时她任考场监考老师，着一袭白色连衣裙，黑色短发，身材婀娜，气质不凡，一下吸引了我。我俩遂坠入爱河，携手至今。女儿曾问我是怎么寻到妈妈的，我半开玩笑道：“书中也有黄金屋，书中也有颜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