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交了北京大学“培养费“？还是被讹诈勒索了？
王利民
2016年1月17日

2014年，因为家庭的悲痛事，我在网上提到了1999年我要交北京大学两万二千元人民币
作为四年本科（每年2500元）、三年研究生（每年4000元）“培养费”的事。此时，才
突然意识到，我很可能当年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几个老师讹诈勒索了。

1999年春夏，我接到了美国伦斯勒工学院的录取和全额奖学金通知。在随后的出国手续
办理时，先好像是听同学说（抑或是在实验室里偶尔听说）要交培养费才能出国。到管
理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成绩单的彭燕（女，当年50来岁的样子，体型较高偏瘦）桌边，
我第一次正式被直接告知，需要交如上所述的培养费才能办理最终的成绩单和开启出国
手续。当时，管理本科生成绩单的孟玉平（女，当年也是50来岁的样子，体型稍矮较胖
，与彭燕是在同一个办公室，位于老生物楼的二楼楼梯口）似乎也在旁声明是这么回事
。我在与要出国的同班同学偶尔交谈中，问到交培养费的事，他们却说没有交培养费一
事，我当时还以为同学是在涮我呢。到1999年的6、7月份的某天午饭时，反正天气比较
热了，我在46楼的宿舍，接到46楼值班室的喊话，要我到值班室接电话。电话里，彭燕
叫我赶紧去交培养费，地点是在未名湖岸边的那“德、才、均、备”四斋里的一个，但
却称没有必要告知我具体办公机构或房间号，只称对方正在等着我，去了就是。具体是
哪个斋，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但是依稀记得是靠近博雅塔那一端的两个斋中的一个，面
对着未名湖的尾巴。我就匆忙骑自行车过去，进去楼里，冷清清的。来回在一楼二楼转
两圈，只见到一楼楼梯口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人。这个小房间是在楼道往里走的那一端，
紧挨第一排楼梯，只有一个办工桌，非常狭小，并且门处没有任何机构牌匾，里面也没
见有频繁办公的文书迹样。当时，这个男的还站在办公桌旁，扭头向窗，窗外没啥动静
，我瞧不见他脸（2017年7月31日作者注：是否有窗，我记不太清楚。但是，站着，扭头让后脑冲着门口，而他面对的地方却又没有什么可以凝注的，这些细节是绝对准确的）。我就问，请问这是交培养费的办公室吗？他转过头来，说是。他当年
年纪看似四十来岁，约一米七的个头，体型看似健实。我就掏出两万二千元现金，他数
了之后，仅说数目对了。我说，没有收据吗？他说，不用收据，他会告诉彭燕的。我不
行，他就给我写了个那种一式几联的那种小纸条收据。我就这样交了这两万二千元的所
谓“培养费”。

我其后办理的最终成绩单，研究生阶段的，中、英文本在同一个信封，两头盖的公章为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教务专用章”，个人章为“彭燕”；本科生阶段的，中
、英文本在各自的信封，中文本盖的章是“北京大学教务处”、“签封人：曹惠荣印”
，英文本盖的章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务专用章”，个人章为“孟玉平”。这些
成绩单，全部是在老生物楼的那个二楼楼梯口办公室办理的，我不记得有“曹惠荣”这
样一个人，我倒依稀记得，孟玉平用不同的章盖本科生阶段的两种成绩单。现在，在网
上搜索不到“北京大学”的“曹惠荣”，但是能搜索到本文中提到的其他人。

如今，网上搜索的结果显示，好像北京大学后来真地对自费出国留学的人索取“培养费
”。但是，我现在认为，1999年我所交的两万二千元人民币，是被这些老师（可能还有
其他同伙，比如管理学生工作的沈扬，女）讹诈勒索了。如果是被讹诈勒索了，我要求
北京大学当年涉事的那些人，不带息、不管通货膨胀、全额退回赃款，汇总转寄给我在
国内的老母亲。我老家的地址，特色共产党们是有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