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二月，我陪“梅”回南京生产， 第二胎。 第一个是女儿， 第二个是儿子，皆大喜欢。“梅”高兴地对我说：“全了！ 全了！我就要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不再生了！”

她妈妈也很兴奋， 跟着我们忙前忙后。那个苏北阿姨， 他们家的佣人，买了好多鸡蛋， 给“梅”在月子里补身子。儿子出世比女儿壮些， 胃口也大些， 好像总是吃不饱似的。 我也忙着照顾“梅”， 同时好奇地看着出生的儿子， 扭动的一双小脚。轻轻的戳一下他的脚心，小脚就往上一缩。 女儿才2岁， 更是要我抱着她新奇地看着弟弟。

一个新生儿的降生， 给家庭带来了喜庆。 奇怪的是“梅”的父亲并没有像得个外孙女那样高兴，看上去他闷闷不乐， 很少说话， 常常坐在沙发中沉思， 一坐就是半天。 开始大家都忙着我儿子出世， 没有注意到他。 有一天， 我和岳父一起去南京军区总院洗澡， 走到半路， 他特然站住， 叫我看一下， 是否嘴唇有点紫绀？我当时临床也没用什么经验， 我说好像有一点， 我问岳父是否感到心脏不适。 他说：“是， 最近感到有点不舒服。”我说：“请杨主任来看看吧。” 杨主任是总院心血管科主任。 下午，丈母娘打了个电话给杨主任， 请他来家看看我岳父的心脏是否有问题。杨主任下班后来做了简单的检查。 他认为心脏没有什么大问题， 要我岳父放心。 希望他思想上不要有什么负担， 在家好好休息。然后， 开了点药给我岳父。

没过几天，“梅” 对我说：“爸爸想找你谈谈。” 我记得那是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气氛有点沉闷。 丈人坐在沙发上， 我就坐在他对面。 谈话是在沉闷的气氛中开始，他谈到文革后期， 南京军区后勤部将他从临床调到科研所当付所长不能理解。他对我说：“我是个热带病专家，是个医生，应该在临床第一线， 面对病人， 治疗病人。 我一辈子在临床上做出的贡献， 众所周知的。 从雅司病， 黑热病，虐疟，血吸虫病， 到丝虫病， 在广泛的热带病领域贡献了我的毕生精力，如果离开临床工作， 我将一事无成。  其次， 科研所的经费有限， 科研所没有真正的科研项目， 实际上无所事事。” 在热带病领域忙碌了一辈子， 要他闲着， 最最难受， 他感到不能适应。

当时我不理解他真实的处境，也不了解他是否有病，只能从大道理上给他疏通。

我说：“回顾您的一身，虽然您主要工作面对临床， 但是，不可否认， 在热带病临床的科研中颇有建树。 您在军中几次立功， 包括一次一等功（《丝虫病》著作的发表）， 都带有大量的科研成分。可能考虑您是南京军区总院科研的领军人物，才把您调到科研所任付所长的。 再有， 文化大革命中，人人有很多“不理解”， “不适应”，从不理解， 不适应到理解， 适应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退一步海阔天空！ 您已经在热带病的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在您年事已高（那时他59岁），不能再像年轻时一样战斗在第一线，换个工作也挺好。 另外， 如果您感到有较多的空余时间， 是否可以考虑《丝虫病》的再版工作， 这要花费您好多时间。”

我没有料到这句话却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异常痛苦地对我说： “你不是外人， 我坦率的告诉你， 现在我连热带病学的文献都看不懂， 如何能再版《丝虫病》？” 这使我大吃一惊， 文献看不懂？ 竟出于一位全国顶尖的热带病专家之口。

直到十年之后， 我读完了研究生课程， 我才了解他说的话千真万确！ 60, 70年代，当时中国在搞农村四清， 四不清运动， 然后就是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科学仃迟不前；而西方在这段时间内科学却突飞猛进，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到70年代初期， 分子生物学已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 深入到各个领域， 包括热带病。大多论文都用分子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热带病的发生，发展，预防， 治疗， 尤其是一些基础科研， 更是大量应用分子生物学的知识。 我丈人毕业于上世纪30年代， 没有学过分子生物学，对于什么是DNA结构， 启动子如何调节基因表达等等当然不清楚。读不懂文献， 不是他的错， 是那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几代人。知识分子被叫作“臭老九”，要打翻在地， 还要踩上一只脚。 学校，图书馆都关闭，知识被扔进了垃圾桶，知识分子只能靠边站， 许多人德高望重的权威知识分子扫厕所， 进牛棚。 我岳父本人也下过乡， 劳动改造过。 当时中国的科学界和世界科学界在知识的领域是脱节的，文革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让中国的科技倒退二十年。

我很心痛，这次整整一个下午的谈话没有解决他的心病，我缺乏临床经验，没有注意到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当时国内医疗水平低下，医生对于抑郁症本身重视不够， 或理解不深。 虽然丈人多次就医， 医生只是告诉他有轻度精神症状，也没用使用任何药物治疗，最后导致他轻生！

那是惨痛的一天， 我岳父上午10点出去， 他说去科研所。 岳母等他中午吃饭，12点， 1点，他没有回来。 我岳母感觉不对， 到科研所找人，没找到人，岳母就向科研所领导反映情况。 科研所领导十分重视， 派出许多军人到各处寻找。 最后， 下午3点， 在总院原来他专用的实验室里找到， 他躺在地上，昏迷，身上盖着白大衣， 傍边一只DDVP（敌敌畏）空瓶。。。。。。

敌敌畏是一种强力的杀虫剂， 可杀多种昆虫， 包括蚊虫。 他研究敌敌畏几十年，因为蚊虫是传播虐疟和丝虫病的媒介。 他对敌敌畏的杀虫效果和它的毒性了解十分清楚。 此药对人畜有毒，口服中毒者潜伏期短，发病快，病情严重，常见有昏迷，口服者消化道刺激症状明显， 严重者致死。发现之后， 被急急送往急症病房， 立即洗胃。总院领导做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 可是，他服用量过大， 耽误时间太长，抢救一天一夜终于没有成功。

一代英才，与世长辞！

来美国之后， 接触到多个抑郁症患者。 后来“梅”也患有抑郁症， 我清楚， 当时如果诊断明确，正确使用药物治疗， 可以避免惨痛的后果。

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自杀，那时的中国不会去追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常常套上一顶帽子叫“畏罪自杀”。 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到哪里去申冤？尽管我丈人没有反对党的政策， 也没有任何不满文革的言论，何罪之有？但是南京军区总院对他的处理是不公的，不开追悼会， 摘下了他的领章， 帽徽， 等于开除军籍。

那是文革的后期，天上仍然是乌云密布，见不到一丝阳光，无处伸冤， 全家只能默默忍受。

五年后， 由“梅”主动提出申请为她父亲平反，结果恢复了他的军籍、恢复了他的荣誉， 确定他在部队的功绩，重新开追悼会。 现在， 他的相片贴在总院的走廊上，作为少数有功绩的军人， 让人纪念和瞻望。 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