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返回，我在上海哥哥处待了一段时间， “梅´和她的妹妹回南京去了。

南京，全城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

南医校园里， 再也没有以往学生的熙熙攘攘，欢歌笑语。  学院里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逍遥去了，原来数千人的学院， 目下只剩几十个铁杆造反派。头戴安全帽， 手提棍棒， 十来人一组， 巡视校园。 各教研组关闭， 图书馆关闭， 宿舍内空空如也。 夜晚， 一反昔日灯火辉煌景象，一片漆黑，偌大的校园变成幽灵出没的地方。

一日， 巡逻小组发现一个年轻人，身材瘦弱，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在学院旁边走过。巡逻队员个个都保持高度警惕，断定他显然是个暗探， 把那人抓了起来, 关在一间房里讯问口供。谁知问而不答， 只听他咿咿呀呀乱叫乱吵。 嘿！ 装聋作哑！ 打！ 开始毒打！

五六个造反派，个个身体健壮，抽出腰间皮带， 劈头劈脑的揍打， 拳脚相加。 那小伙开始还挣扎， 反抗，后来一阵抽搐之后渐渐安静下来。 我们年级的一个同学， 竟然对准他胸部狠狠地踩上一脚， “你装死！” 可怜， 这个无辜的年轻人， 就这样活活地被打死。 后来知道， 他确实是个哑巴。

出人命了！ 这些凶手们一阵谎乱。 其中一个头目， 头脑清醒， 立即下达命令，首先， 处理尸体， 其次， 要高度保密。因为毒打小哑巴， 也就是5-6 个人， 其他在学院的造反派也不知道他们打死了人。

到深夜，几个铁杆把尸体偷偷运出去丢了。

再怎么保密，没有不透风的墙。同学陆续回校后，终于，一个消息静悄悄的在同学中传开了，“造反派把一个小哑巴打死了！”

到文革后期， 要清算造反派了。除了几个群众组织之外， 公安系统也加入调查。 弄清事实后， 全院开了公审大会，公布， 批判， 清查他们的罪行， 最后做出宣判。 逮捕了两个主犯， 其中包括了那个造反派头头。 一个判刑八年， 一个六年。

判六年的那个同学，也是黑五类， 还和我同一个年级但是不同班。 我们之间比较熟悉，谈论过对文革的态度。 他原来学习成绩非常棒，人极聪明，但比较激进。 这六年监狱生活把他的菱角都磨掉了。 他出狱之后， 学校还是照顾他， 分配在图书馆工作， 他工作认真，我回学校读研究生时还见过面， 一起吃过饭。 据说后来也来美国了， 在纽约。

正在打死小哑巴期间，我和“梅”度过了那个销魂落魄的杭州之行。 在上海等待了一段时间，回到南京，学校已经开放，武斗紧张时期已经过去， 同学有陆续回校的， 我是回校比较早的一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泛滥起读书无用论， 学校关门了， 图书馆关门了，学术权威被打倒了， 这是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 的年代。 可我的父辈是“老鼠”， 只能去打“地洞”。 在宿舍里， 没有几个同学， 大多数同学还没有回校。 宿舍里的同学除了吹牛， 就是打牌。

毕竟我还是一个业务上要求上进的青年，不愿意浪费掉宝贵光阴， 青春年华。灰溜溜之余， 振作起精神， 不能这样晃荡下去，我该学点什么？

回想1964年，我们班曾经到苏北农村搞四清运动。 住在农民家中， 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农民兄弟看我年轻力壮， 和我开玩笑的说：“这一担河泥有200斤， 你能挑得起就是一条好汉。” 我那时年轻好胜，试着挑起200斤的河泥担子， 勉强从河泥处挑到田里，农民兄弟拍手称赞。 可是，我扭伤了腰, 夜间疼痛不能入睡。 回学校后，通过碘油造影，诊断为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经痛。 骨外科主任姓侯， 早年德国留学， 他看过X光片之后，他对我说：“我可以为你做手术，但是成功率极低， 约30%。 保守疗法可以做牵引， 要在病床上牵引1-2月。” 我一想两者都不可取。其一， 挨了一刀， 只有30%的治愈可能性；其二，牵引1-2月， 要影响学习啊！

有人介绍我可以到针灸科试试， 针灸科主任是一个80岁的老中医，姓高， 大家都叫他“高老”。 他一看我的病症，对我说： “我有将近60年的针灸经验， 最最有把握的是两个病， 都是西医无能为力的。 一个是面神经瘫痪， 另一个就是你这个病， 坐骨神经痛。” 那好啊！ 我想试试。 他接着说：“你要我治， 没问题， 但是必须有个条件，停掉所有的西医治疗。” 我问： “为何？” 高老笑了笑说：“你们都是学西医的， 我给你治好后，你会说这是西医的功效！”我心中想：“嗨！ 高老还忌讳这个。” 我爽朗地回答：“好！ 没问题， 我停掉所有的西医治疗。”

就这样， 高老开始给我治疗， 每周两次， 一个疗程十次。 真是神奇， 经过一个疗程， 疼痛减少90%。 一个疗程后， 我去扬州实习。 一年后回南京，在文革初期，又在高老那里治疗一个疗程， 我的坐骨神经痛基本痊愈。

有了自身的经历， 在文革中，我就去医院师从高老， 拜他为师。 每天跟着他上门诊， 我开始一边跟他看病， 一边背经络，穴位。十天之后， 他叫我自己看病， 开好处方（要写出病人的病情，针灸的穴位）他要过目， 然后， 看我行针。 大约有一个月之后， 他放心让我“单飞”了。 高老一直表扬我， 说我学得很快。 其实， 我不是一点不懂， 因为我们学西医，也必须学点中医， 中医课上学过针灸，不过没有实践过。 我跟他学习针灸达半年之久， 高老当然高兴， 帮他解决了不少病人， 毕竟， 他已年事已高， 8个小时的工作对他而言够吃力的。 我成了高老的得意门生，其时，高老已经83岁高龄了。

以后， 我们正式毕业分配，我和“梅”分到贵州。 79年，我考上研究生回到南京， 我要紧到针灸科，询问高老的情况，一位中年的针灸医生告诉我， 他84岁退休，于94岁仙逝。

高老， 我的针灸老师，是我常常想起的一位受我尊敬的老中医，在医疗岗位上勤勤恳恳耕耘了60 多年， 在他手里治好了无数西医无法治疗的病人。 他从无名利思想， 默默无闻， 以治疗病人为乐，是我心目中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