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扬州苏北人民医院也象全国一样， 沸腾起来了。 所有的走廊里， 院子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最最富有争议的一张大字报， 是我班的一位同学贴出的， “废除保姆制”， 其矛头直指院党委付书记。院党委付书记是个女的，她的丈夫是当时扬州军区政委， 家中雇佣保姆。

文章中指出：“保姆制度由来已久， 是封建制度的残渣余孽。 雇主和雇员站在两个不同的对立地位， 使用和被使用，剥削和被剥削。可笑的是其雇主居然是院党委的付书记和军区政委， 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代言人，是党内的败类！”一个无名小卒据然向院党委开炮，不可思议！

全国的形势， 轰轰烈烈，我和大家一样，不知所措！有点迷茫！ 迷茫之余，还有点担心， 因为“梅”的家中也雇佣保姆， 会不会冲击到她家？ 此外， 每次政治运动我总有点提心吊胆，因为所受到冲击的对象一般都是黑五类， 即地， 富， 反， 坏， 右，我就是黑五类的子孙，典型的官僚地主的后代。 从文化大革命以开始， 我就沉默寡言， 处处明哲保身。 我一改原来高调亮相的姿态，变得郁郁寡欢。

很快， 南京医学院发出通知， 在外地的实习的同学， 立即撤回院校， 原地闹革命。 就差一个月， 我们的实习就结束了， 也就要面临分配了。 回南医后， 班上党支部组织同学学习文件,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和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回顾到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 张春桥等共同策划, 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农村中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说老实话学来学去， 不懂！ 我既不懂历史，又不懂政治， 我，一头雾水，找不到南北。 为何1959年老毛提倡学习海瑞， 到1965年江青要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直到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才清楚， 噢！ 原来老毛要罢老刘的官！

文革（文化大革命的简称）的风浪一浪高过一浪， 学校仃课，图书馆关门， 学生聚在教室写大字报， 要揪出学院中， 市委， 省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简称走资派。 对政治运动不像文体活动， 我一直是小心翼翼的， 因为我的出身不好，黑五类。 我有点见风使舵，跟在别人后面， 看看大家都签名， 我也跟着大家在大字报上签个名。 我清楚知道，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 我当不成英雄， 只能当狗熊。 其实， 当回狗熊又何妨，想当初“韩信有胯下之辱，张良有拾屐之羞！”十年， 二十年后不又是一条好汉， 一个英雄！

文革开始， 由原来我班的党支部书记掌握全班的运动，三个月以后，党支部书记“下岗”， 由几个造反派同学掌权。 我为了避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其次， 我不知道苏州妈妈在文革中的情况如何， 我决定向班上造反派头头以“破四旧”为名请假7天， 回苏州老家去看看。 头头一听是“破四旧”， “行！ 准假!” 他说我虽然是黑五类子弟， 这样的行动我们还是要支持的， 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扫除四旧， 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就这样我在当天就登上了开往苏州的列车。

在车上我一宿未睡， 盘算着如何和妈妈交谈有关“破四旧”的事宜。如果她不同意又怎么办？

文革中妈妈也在受难。 街道居委员居然也开展了运动， 他们组织居民中的家庭主妇每天下午2-4时， 学习毛选，读老三篇， 学习主席语录， 还规定对毛主席像三鞠躬， 早请示， 晚汇报。学完毛选就要批斗。 妈妈是典型的地主婆，当然的批斗对象。 要妈妈说出当年如何剥削， 压榨农民的。 妈妈说：“我压根都没有见过农民，也没有见过田地，出嫁之前我在苏州是个姑娘， 不会出去收租的；出嫁之后，都有管账的收租， 不用我和丈夫亲自收租的。” 有人就问：“那个管帐的人呢？” “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枪毙了！”妈妈讲的都是实话。 解放之后， 土改在浙江海盐进行。 我祖父原来有4千亩良田， 他去世后分给5个太太， 每房800亩，当然是土改的重点。田当然有佃农耕种的， 秋收后由大管家去收租。 土改工作队要农民揭发地主迫害， 压榨农民的事例。众多农民说：“我们没有见过东家， 收租，压榨佃农就是这个大管家。”结果， 把大管家给毙了。 而那些东家，我的父亲和伯父们，在上海毫发无损。

妈妈也曾经跟我说起过， 这个管家， 趁全家到上海避难之际， 盗取了老家中大量的字画和古董， 放火烧了老家。 他到上海报信， 说是日本人烧的。 枪毙他， 我妈妈说：“是报应！”

然后， 我和妈妈说起“破四旧”之事， 妈妈竟然毫不犹豫， 同意。 妈妈对我说：“我妈（我的外婆）经历了太平天国，那时叫“长毛”， 凡长毛所到之处， 杀人无数；我经历了抗日战争，我们虽然在租界， 但我亲眼见到日本人戳杀中国人的情景。我们能够活到现在， 都是观音菩萨保佑的， 人除了身体之外， 全是身外之物， 有什么稀奇。”

于是， 我去了居委员， 告诉他们我妈妈主动要求“破四旧”。居委会立即召集4-5个居民造反派，3个大妈，2个大爷， 到我家破四旧来了。 妈妈交出了她在旧社会留下的旗袍，少数的皮衣，所有的书籍， 包括爸爸留下的照片， 相册， 还有外婆留下的沙发， 一些家具。 给妈妈留下一张大床， 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 生活没有问题。

原来的那箱珠宝首饰， 已在我家渡难关时耗尽。 妈妈留下两件首饰始终没有卖掉， 是两只胸针。 一只全钻石的， 给了我嫂子；另一只留给我结婚用的， 中央有1.5拉的钻石组成的花朵，傍边有绿色翡翠的叶子， 很漂亮。 妈妈在“破四旧”的前一天， 给了我说：“你放在身上， 带回南京， 给你女友送去， 就说是我给她的见面礼。 放在她家保险， 她父母是军人。”这枚胸针的命运暂放一放，以后再说。

果然， “破四旧”之后， 对我妈妈的态度有所好转， 说她虽然是地主婆， 但有自觉改造的动力， 我们还是欢迎的。

其实， 在文革中我所有的哥姐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我的哥嫂， 他们年龄较大首当其冲；其次是我的三姐， 是乐凯电影胶片厂的总工程师，当然受到极大的冲击，但他们为了让妈妈安心，都瞒着我妈妈。 他们都从十年文革中艰难地走了过来。

在学校闹运动期间， 我和“梅”没有任何接触， 我们俩都很清楚，大家都在搞革命， 你们谈恋爱，正好给人当成革命的靶子，踩上一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