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痛心疾首
73年二月，我陪“梅”回南京生产， 第二胎。 第一个是女儿， 第二个是儿子，皆大喜欢。
奇怪的是“梅”的父亲并没有像得个外孙女那样高兴，看上去他闷闷不乐， 很少说话， 常常坐在沙发中沉思， 一坐就是半天。 开始大家都忙着我儿子出世， 没有注意到他。 直到有一天， “梅”对我说：“爸爸想和你谈谈。”
我记得那是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气氛有点沉闷。 丈人坐在沙发上， 我就坐在他对面。 开始谈到文革后期， 南京军区后勤部将他从临床调到科研所当付所长不能理解。他是个热带病专家，是个医生，应该在临床第一线， 面对病人， 治疗病人。 其次， 当时科研经费有限， 科研所没有真正的科研项目， 实际上无所事事。 在热带病领域忙碌了一辈子， 要他闲着， 最最难受， 他感到不能适应。
当时我不理解他真实的处境，也不了解他是否有病，只是从大道理上给他疏通。
我说：“回顾您的一身，虽然您主要工作面对临床， 但是，不可否认， 在热带病临床的科研中颇有建树。 您在军中几次立功， 包括一次一等功（“丝虫病”著作的发表）， 都带有大量的科研成分。可能考虑您是南京军区总院科研的领军人物，才把您调到科研所任付所长的。 再有， 文化大革命中，人人有很多“不理解”， “不适应”，从不理解， 不适应到理解， 适应， 本身就是一种进步，退一步海阔天空！ 另外， 如果您感到有较多的空余时间， 是否可以考虑“丝虫病”的再版工作， 这要花费您好多时间的。”
我没有料到这句话却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异常痛苦地对我说： “你不是外人， 我坦率的告诉你， 现在我连热带病学的文献都看不懂， 如何能再版“丝虫病”？” 这使我大吃一惊， 文献看不懂？ 竟出于一位全国顶尖的热带病专家之口。
直到十年之后， 我读完了研究生课程， 我才了解他说的话千真万确！ 60, 70年代，当时中国在搞农村四清， 四不清运动， 然后就是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科学仃迟不前；而西方在这段时间内科学却突飞猛进，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到70年代初期， 分子生物学已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 深入到各个领域， 包括热带病。 我丈人没有学过分子生物学，对于什么是DNA结构， 启动子如何调节基因表达等等当然不清楚。读不懂文献， 不是他的错， 是那场文化革命。知识分子被叫作“臭老九”， 不是被踩上一脚， 就是被打入冷宫， 连学校，图书馆都关闭， 知识被扔进了垃圾桶。 文革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让中国的科技倒退二十年。
我很心痛，这次谈话没有解决他的心病，我也没有注意到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当时国内医疗水平低下，医生对于抑郁症本身重视不够， 或理解不深。 虽然丈人多次就医， 医生只是告诉他有轻度精神症状，也没用使用任何药物治疗，最后导致他轻生！
来美国之后， 接触到多个抑郁症患者。 后来“梅”也患有抑郁症， 我才清楚， 当时如果诊断明确，正确使用药物治疗， 可以避免惨痛的后果。
自杀，那时的中国不会去追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常常套上一顶帽子叫“畏罪自杀”。 尽管我丈人没有反对党的政策， 也没有任何不满文革的言论，何罪之有？但是南京军区总院对他的处理是不公的，不开追悼会， 摘下了他的领章， 帽徽， 等于开除军籍。
那是文革的后期，天上仍然是乌云密布，见不到一丝阳光，无处伸冤， 全家只能默默忍受。 五年后， 由“梅”主动提出申请为她父亲平反，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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