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市市长嫌工资太低，辞职后，他光脚坐在火车站里的照片火了 http://www.wanjiaweb.com/cn/article/2017-12-22-000000-1


"很难想像他原来是四川某市长

简单朴素的绿T黑长裤、光着脚、靠墙倚坐，手边放着两瓶几块钱的饮料……

车站里似乎从来不缺这幅装扮等车的人，为什么偏偏这个人火了？

原因只有一个——他叫樊建川 。

当天，樊建川正在重庆火车站候车，忙完重庆建川博物馆事宜后，正准备出发返回成都。

樊建川何许人也？

34岁就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为何辞职？

""1957年樊建川生在四川宜宾，父母都是军人，他自幼就很淘气，狠劲十足，跟别人打架打赢了，父亲不仅不罚他，还奖励白酒喝。

父亲常对他说：有气是人，无气是尸，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

 

在游客接待中心的墙壁上，写着他的自白：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

那段尘封而沉重的历史，就这样被他彻底的激活。

一座警醒世代的博物馆，令所有前往参观的人们，无一不震撼、动容、然后流着泪离开……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只有触摸历史经纬里的铮铮铁骨，穿越时空，感受那段真实清晰的岁月，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壮士群塑广场，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200多位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的铁像，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令人肃然起敬。

左权将军的女儿也来了，她一看到自己父亲的雕像，就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爸爸，我抱抱您！

平日里，他也喜欢穿行在群雕中，因为走上一圈，心里就很亮堂，尤其是在苦闷苦楚的时候，面对壮士广场上的每一位壮士，他就会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

而老兵手印广场更是触动人心，曾经抠扳机的手、扔手榴弹的手、挥舞大刀的手，都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手印，每一个鲜红的手印，都印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为取这些手印，他曾跑遍全国，甚至还多次跑入了太平间。

正是这些无数双手，曾在中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托起。

他说：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她的捍卫者，在这些老兵凋零之前，我们应留下他们的印记，以为永世的纪念。

樊建川带着一批文物赶飞机，却在机场被安检部门拦下，由此牵出一段感动每个人的故事……

为帮助中国抗击日寇，曾有4000多名美国军人，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为尽可能还原那段历史，他爬雪山过草地，四处收罗美军在中国的痕迹，找到不少当年的资料、航图、仪表等各类物资装备。

正是因为他的坚持不懈，国内这个目前唯一专门纪念抗战时期美军、特别是美国空军对外援助的博物馆，吸引了不少年近耄耋的美国老兵。

每个来到这里的美国老兵，一看到这些熟悉的物件时，都会像孩子一样失声大哭。　

美军飞行员克尔的儿子戴维·克尔来了，他将父亲抗战期间在华所用的物品，全部毫无保留地捐给了博物馆。

垂垂老矣的原美军飞行员，格鲁伯也坐着轮椅来了，他一看到墙壁上的照片，马上就哭起来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

他拉着樊建川的手颤抖地说：“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

我为人类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中国参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之后，他将60多年前用的飞行服、奖章、证书、帧有女友照片的相框等，20多件视如生命的私人藏品全部捐赠。

2008年，樊建川被美国布莱恩特大学，授予企业管理博士的称号，表彰他所创建的援华美军博物馆。

而最触动中国人心弦的，无疑是抗战博物馆。

为了收藏日军的侵华物证，他前后历时20年，多次奔赴日本购买日军侵华时期的画报、杂志、书籍、日军曾使用过的明信片、作战地图、钢盔、军服、望远镜等等，最终，他找到了大量关于，日本侵华的珍贵历史实物和史料。

这个抗战博物展馆里，按时间跨度分为了15个展览单元，按照类别又分为“大屠杀”、“三光罪行”、“细菌实验”、“慰安妇”等12个展览专题，总共展出了6000余件，1931年到1945年间的侵华日军罪行实物。

锈迹斑斑的钢盔、枪支、手榴弹、发黄的报刊、文件、各类证书等，都记录着那个年代的残酷与血腥，同时，也记录着中华民族的不屈。

日本侵华老兵盐谷保芳，每年都要来到博物馆捐赠侵华文物，在壮士广场，他还手绘草图，恳请樊建川给他塑造跪像，以示永远谢罪。

他建造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些歪曲事实、否认侵华历史的日本人，都能来看一看，日本是不是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

他说：事实胜于一切，这里的文物胜于一切，侵华日军的罪行桩柱件件，罄竹难书！

他想让建川博物馆成为，国民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精神的‘钙片’，只有回顾历史，记住历史，我们中华民族才能更加坚定的向前。

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去分享，而国耻，更是同样需要每个人都去承担。

在这里几乎每一个馆的落成与开放，都牵涉着成见的爆发，价值观的争议，还有那些居高临下的道德指责，可他却始终用执着去应对。

他正准备揭幕第一个汉奸博物馆，建筑已经建成，文物已经备妥，但一直没有展出。

因为汉奸的后代，总是动用各种力量来阻挠。

即便如此，他并未停下揭开历史真相的脚步，他说：现在有房奴、车奴，我称自己是‘馆奴’，如果老天爷还让我多活几十年的话，我会一直做下去，我要在有生之年建100个说真话的博物馆。

现在不是说中国梦吗？这算是我樊建川的中国梦吧，真成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这座博物馆里躺着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更是社会理想，只有将文物摆出来，才可以提高历史的像素，像素越高越清晰，就越能震撼人心发人深思。

为建博物馆他砸了十多个亿，为了养活博物馆，他重拾老本行去讲课，他还坚持写书、卖唱录CD，有时一天写好多幅字卖掉，“一幅字，无论大小10000块，为了博物馆，我就是这么不要脸！”

当初的亿万富翁，生活是过得是越来越简朴了，从大城市搬到了小镇，大房子变成了小房子，每天穿几十块的衣服，上街吃几块钱的豆花血旺，可他却乐在其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动荡年生，蜷缩小镇，偷度余生，夫复何求。

这个冒险家总能颠覆别人的想象，走最不寻常却最让人佩服的道路，他曾对朋友说过：也许要有一辈子的疯狂和野心，才能成就终身的良心。

这个穷极他一生财力，物力与精力建成的博物馆，他说：要在百年之后全数捐给国家，他从来没把博物馆，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他说：我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搜集来的，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

2007年，他当众口述了这样一个遗赠，并转身告诉自己的女儿：你以后到博物馆也要买票。

不仅如此，他还在遗嘱中，作出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决定：我死后，皮囊交给，我曾工作过八年的第三军医大学。

零碎部件如角膜等，随便取，随便用；骨骼做成标本，亭亭玉立，用于教学，告诉未来学生，这就是老教员樊哈儿；皮剥下来，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

谁要敲一下，他就出现在，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但敲鼓人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

他把献身博物馆的愿望，演绎到了极致。

他说的这些计划，妻子都被他说服，同意并签字了，只有剥皮做鼓的事，她怎么也不肯同意，她怎么能忍心呢......

可他仍然坚持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因为医生说这样有助于皮肤和脂肪分离，他说：多简单多好的事儿啊！

私人建立规模宏大的博物馆，这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行动者必须具备：足够的金钱，够理想主义，够无私无畏，孤军奋勇，舍私利成大义。“每个博物馆都在代表我说话”

据说，要真正把建川博物馆细看上一遍，得在安仁住3天。

若非亲自来过，否则很难想象，这个距离成都数十公里之外的小镇居然有如此之众的收藏。倘若来看过一遍，也就明白了大概——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似乎什么都能被樊建川收入囊中。

就拿“5•12”汶川大地震馆来说，第一支到映秀的冲锋舟、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站在废墟上讲话的话筒、“敢死队”出发前喝壮行酒摔在地上的碎碗……甚至地震后被埋36天救出的“猪坚强”也被他找来，圈养在门前的空地上，有专人喂养和打扫猪圈，游客少的时候还要放它出来散步遛弯儿。

樊建川说，“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布展，观众能看清是其一，能思考是其二。野生，山寨。”

走进建川博物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受：建筑造型、展陈风格、展品内容和年代都迥然相异的20多个展馆，却带给人一种隐隐约约的“相似感”。而知晓建川博物馆建设背景的人则不难发现，这种相似感来源于它们共同的主人———樊建川。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几乎每个场馆的展陈设计都透露出樊建川的理念和想法、态度和风格，直白地在大到展厅场景、小到展品摆放中一一显现。比如，战俘馆的地面是钢板，代表钢铁意志；川军馆的地面用的是当时四川人家里最常见的石板，为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三百万川军战士的流血牺牲。

“每个博物馆都代表我在说话，都表明了我的历史态度。”樊建川说。

日军侵华罪行馆，他请来了日本的世界级建筑大师矶崎新来设计，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建筑大师面前，樊建川没抛开自己的执拗，他在矶崎新的设计方案上做了几点改动：“最开始正门很大，我觉得不行，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进去，用1931顶日军钢盔象征日军侵华时的来势汹汹；以前的大门变成了出口，台阶上雕塑着日军的残兵败将灰溜溜地离开，象征抗战胜利；最开始的设计是白色的，我坚决不同意，白色太纯洁了，后来改成了灰色；这个馆的尺寸本来要高大一些，我又把它降低了……”这些改动，樊建川都取得了矶崎新的同意。

日军侵华罪行馆正门。 雷册渊 摄

日军侵华罪行馆后门。 雷册渊 摄

在这座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里，要把20余个展馆仔细看完，据说需要3天。尽管不能一一阅尽它的馆藏，有一处却是参观者必去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在这个广场上，近一万平方米的土地被抽象成一幅中国地图，两百多位抗战将士的塑像静静地站立着：赵一曼、高志航、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这些抗战中牺牲的烈士，站在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地方；还有一批人，站在当年他们全力守卫的地方：毛泽东站在延安，邓小平站在华北，陈赓、林彪、罗荣桓，还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置身其中，仿佛置身当年的硝烟里，思绪万千，不由热血沸腾。

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雷册渊 摄

对话丨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解放周末：作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馆长，在您看来，“民营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樊建川：第一，他们主要的资金支持来源于国家，而我们首先要养活自己，考虑更多的是市场化，必须依靠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来“做生意”；第二，我们做的是对历史的拾遗补缺，这部分是政府还顾不上做或者不方便做的，而社会有了解这些历史和文化的需求，我们就来做；第三，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同，着眼点不一样。同样是讲战争，国有博物馆可能从战略战术、敌我形势、国际环境来讲，而我们则讲人情、讲形象，更关心战争中那些具体的个体。

解放周末：跳脱出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是否也正因为如此，更容易打上您个人的烙印？

樊建川：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博物馆是我一手创办的，必定有许多我的想法，可事实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感受和意见，只是由我来把它表现出来。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表述，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必须保持正确、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再尽可能多维度地呈现当时的历史，让历史的“像素”更加清晰。

解放周末：建川博物馆的展陈非常“直白”，甚至是“直楞楞”地告诉大家，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东西是什么。

樊建川：有的人把博物馆做得很玄乎，我不赞成。博物馆听起来是阳春白雪，但事实上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

我一直在想，建川博物馆一定要让一个即使只有小学文化的人也能看懂，让观众不用讲解员、不用手机，只通过文物、文字和图片就能把这事儿看明白，就能知道我们想说什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说，“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是强调博物馆的本质。我觉得现在一些博物馆“做偏了”，大量声光电效果的介入，甚至还有VR、AR，把博物馆做成了游戏厅、演艺场。我不是说不能用这些现代化的呈现手段，而是说它们不应该喧宾夺主，毕竟别人来博物馆不是来看场景和多媒体的，更大的篇幅、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让文物说话上，这是我们的原则。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做得很失败，但我们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能够沉浸进去、静下心来的人，所以我们有意识地把它做得纯粹一点。

樊建川在老兵手印广场。这个广场是他征集了4000多枚抗战老兵手印建成的。他说，正是这些当年挥舞着大刀长矛、掷手榴弹、埋地雷的手，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力挽狂澜，这些功勋卓著的手应该留下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解放周末：除了那些传统意义上具有收藏价值的珍贵文物，好像什么都能被您收入囊中，一个暖水壶、一张报纸、甚至地震废墟里的一件婚纱……您挑选藏品的标准是什么？

樊建川：首先是量，一般我都是批量收集，然后再根据展陈内容在当中慢慢挑。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能够反映社会变迁的，甚至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四川绵竹有一个年画村，那里的年画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百姓们在自家屋子的墙上画了很多年画。“5•12”地震时，很多房子都被震垮了，废墟马上就要清理，推土机一推就没了，我们就去捡了很多画着年画的墙体碎片回来。在别人看来这是废墟，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的情感是非常饱满的，是有温度的。

解放周末：您曾说，“中国十三亿人，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敲响警钟”和“牺牲”是指什么？

樊建川：世界上对博物馆的主流理解是“收藏财富、传承文化”。但是，博物馆不应该只收藏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东西，还应该收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博物馆就是收藏民族记忆，这些记忆就是“警钟”。

比如我一直想做一个“汉奸馆”，困难很大，可我还是想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当以后万一再有入侵者时，才不会有那些无耻的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去与侵略者合作。中国人应该更加团结，这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要求。

不屈战俘馆。 雷册渊 摄

川军抗战馆。 雷册渊 摄

解放周末：很多人认为博物馆是公益事业，投入大，效益却并不乐观。而有报道称，建川博物馆已经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是如何实现的？

樊建川：我做博物馆没打算赚钱。建川博物馆投资了30亿元，就算每年盈余2000万元，也不算赚钱，30亿如果存银行，每年都不止这点利息了。现在我们就是能把自己的队伍养活，还有一点结余，也都拿来买藏品了。

博物馆要生存下去，光靠理想没有实干是不行的。如果只靠门票赚钱，60块钱一张门票，20多个馆，平均一个馆就收两三块钱，水电费都不够，怎么办？除了博物馆，我们还有纪念品、酒店、餐厅在支持，还提供会议、咨询、培训、策划、道具出租等服务，现在还做成了博物馆提供商，把博物馆当成一个产业来做。

解放周末：社会上对您也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些非议和质疑？

樊建川：有非议有质疑是很正常的。我刚开始搞建川博物馆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会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来做博物馆，都说我是打着幌子买地做房地产，或者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做博物馆。到今天，十多年过去了，怎么样嘛？你们来看看嘛！

解放周末：十年前，您和妻子就决定“将建川博物馆聚落以及所有文物无偿赠与成都市政府”。您会担心将来捐出去后，建川博物馆不再按照您的思路建设和发展么？

樊建川：一点儿都不担心，由政府接管不是很好嘛！至于你说的问题，我们在公证的时候附了一个条件，就是说不能动我们已经建好、展好的东西。

有人问，建川博物馆会不会以后就不发展了？我说，不发展就对了嘛。我也不期望它发展。就像武侯祠凝固在三国，都江堰凝固在汉代以前，杜甫草堂凝固在唐代，建川博物馆就应该凝固在20世纪，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记者手记：“草莽”樊建川

樊建川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落笔成文前，“草莽”一词跃入脑海。正如他自己的评价：我和我的博物馆不按套路。野生，山寨。

“下过乡，当过兵，任过教，当过官”的樊建川，现在对自己最多的称呼是“馆奴”，这也是媒体报道时最喜欢加在他名字前的前缀。在樊建川看来，这两个字对他的形容再贴切不过：“现在有‘房奴’、有‘车奴’，而我是‘馆奴’，给博物馆当奴隶，我一辈子背的包袱就是它了。”

樊建川不厌其烦地向第一次来访的人们解释着这两个字的意思。就像做博物馆他甘之如饴一样，能为自己想到这个略显悲壮又带着一丝英雄主义色彩的称谓，樊建川很得意。

“辞职捡破烂的副市长捡出80亿捐给国家”、“倾尽亿万家产留住民族记忆”……樊建川身上有着太多的“光环”，但与此同时，质疑和争议也与他形影不离。

几天前，一则《亿万富翁火车站候车：光脚靠墙席地而坐》的消息登上了各大互联网媒体的头条，并在社交媒体中传开。新闻的主角正是樊建川。

照片中的他背靠墙壁、席地而坐，旁边地上还放着两瓶饮料。有人说他“接地气”，有人感佩于他的辛劳，有人则质疑他在“作秀”、“博眼球”……樊建川随后发微博解释，席地而坐是自己当知青和当兵多年养成的习惯。微博一经发出，点赞数瞬间突破了5万。

图片来自樊建川微博

其实，这早已不是樊建川第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了，每隔一段时间，他的故事就会被人翻出，在各个公号和社交媒体上“炒”一阵。而面对媒体，樊建川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当兵时，他因为学雷锋和搞宣传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师标兵；在第三军医大教书时，他曾经是宣传队的负责人；从政后，官至宜宾常务副市长，他更加深谙与媒体打交道的“玄妙”。在他的自传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巧借媒体力量的事例。

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间隙保持着每天数十条的发布量，拥有近150万的粉丝。他点开手机给记者看：“我的微博现在做得很舒服，每天要涨1000多个粉丝。平均每条阅读量在30万左右，多的有上千万。”在樊建川看来，这是建川博物馆最直接、效果最好的“广告”。

当然，他的“活络”远远不只体现在对新媒体的接受和运用上。为了筹集建馆资金，他曾到企业“拉赞助”。在没有其他企业赞助的情况下，他告诉某企业领导，他的竞争对手已经出价，向对方无形施压，最终获得了一个较高的价钱。

他有着军人的执守，也有着商人的圆滑。

就像他解释自己辞官下海一事的直白：“一是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觉得当时公务员收入太低了；三是觉得宜宾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四是我当常务副市长，风闻说要让我当市长，我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所以就决心辞职下海。”

就像他清楚光有一腔热血不够，要生存必须在商言商，正式开馆的当天晚上就开大会专门给员工讲营销。

就像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博物馆聚落”，只是想搞个“博物馆超市”，让博物馆成为一种普通人都能随时享受的文化形态，每个馆花几块钱就能看，价廉物美……

樊建川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自己的字画。 雷册渊 摄

正是这些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让樊建川最终成为了他自称的“馆奴”。而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樊建川身上的“草莽精神”成就了今天的他和他的建川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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