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拜读了网上一篇文章，“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私事”，是2015年4月20日用笔名“辛士红”发在“人民日报”上的。

文章的大意是说“贪官”们的家风都很不堪，所以一贪就贪一大片。贪一大片当然不好，于是告诉“领导干部”们要在家里好好整风。引一段原文：

　　不良的家风，如同鲜花掩映的陷阱；错位的亲情，好像温柔软滑的绞绳。周永康、苏荣、令计划等“大老虎”落马的背后，都呈现家庭式甚至是家族式贪腐的特征。正是因为家教不严、家风不正，让他们把家庭当成了权钱交易所，把家人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结果，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

这里列举的三位“坏家风”源头，是所谓“大老虎”周永康、苏荣、令计划。不过，文章的立意让人费解，好像是说“贪官”把他们家人都教坏了，没说“贪官”本人是如何“育”出来的。既然家风如此重要，那“贪官”们从小长大过程中的家风又如何呢？这篇文章里除了如上的三位，还提到另两位负面形象的代表，“发改委”的刘铁男与江苏省“建设厅”的徐其耀。 咱们来看一看这五位长大的“家教”环境。

周永康，1942年生人，1961年上大学。周应该在1947年开始记事儿，所以他受“家教”的影响的主要是从1947年到1961年。除了最初两年，基本是“新社会”家教。

苏荣，1948年生人，1968年任“大队会计”与“党支部副书记”。也以5岁记事儿开始算，“家教”主要在1953年到1968年。“新社会”的家教为主，部分文革家教。

令计划，1956年生人，1973年下乡。“家教”在1961年到1973年。小部分的“新社会”家教，大部分的文革家教。

刘铁男，1954年生人，1974年入学“北京钢铁学院”（74年前几年的经历查不到）。“家教”在1959年到1974年，“新社会”一小部，文革一大部。

徐其耀，1943年生人，1965（或64）年入学“华东水利学院”。徐是“烈士”后代，所以他的“家教”非典型，这里不计。

徐其耀之外，周永康与苏荣是农民出身。令计划是咱党官员家庭出身。刘铁男比较奇怪，家庭背景网上查不到。只知道是北京生山西籍，20岁成为一名当时算“高大上”的“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6月以22岁年龄入咱党。依此，本老汉大胆假设刘是出身咱党官员之家。

两个农民，两个官员，贪官们长大过程中的家教不该是“坏基因”问题，那就掉到血统论的谬论里了。家教，说到底是社会环境造成，而此处“贪官”们的家教不是“新社会”就是文革的副产品。

当然，鉴于此时“贪官”们的主力是那个年龄组的，而广场舞“大妈”们也是那个年龄组的，不能说“新社会”与文革的家教是“贪官”预备班，只能说“新社会”与文革的家教没给“拥抱贪腐”积累任何免疫力。

回到“辛士红”的文章。

咱国此刻贪官很多，多到啥程度？如果把成语“贪官辈出”给笔误成“贪官倍出”、“贪官背出”、“贪官备出”全算不上语法错误，都解释的通。

贪官这么多怎么办？

光靠这个不行：

一定得把“贪官”们的出处搞清楚。不然辈出、倍出、背出、备出，老王抓多少都是花拳绣腿。

是不是“家教”的问题？咱国的权力都归咱党，“伟大成就”都是党的“英明领导”，全部是咱党官员的“贪官”问题却由“家教”造成？

家教问题？你大爷的！

最后说说“辛士红”这个笔名。

官方的笔名有意思，一般是取谐音，像文革时的“梁效”即是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这“两”个学“校”批判组的谐音。这位“辛士红”，不知是取“新式”的红、“心是”红的、“新时”代的红、还是红光闪闪的“新士”？只想跟这位笔友沟通一下，用文革的话说，要“又红又专”，文章别太不靠谱。为咱党解忧，要把贪官问题用文字给整成“别人”的问题，还得多出点儿汗才行。

付：“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私事”

近日，纪录片《重读抗战家书》在央视播出，张自忠、彭雪枫、左权、赵一曼……观众从那一封封浸染着战火硝烟、洋溢着家国情怀的家书中，重温英烈们谆谆之叮咛、浓浓之亲情，深受教育和震撼。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家庭教育不同于课堂教育、职业教育，它靠的是亲情的力量来拨动心灵琴弦，扣的是人生第一粒纽扣，在润物无声中培养“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作家老舍先生认为：“我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建设新时代的家风，也需要通过“生命的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

　　家庭是思想性格的塑造场，家教是人生价值的奠基石。“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党人大力倡导的美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建议全党读《触龙说赵太后》，感受“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深意。周恩来也曾要求所有革命后代，切不要像因为有“吃不倒的铁杆庄稼”而沦为潦倒没落的“八旗子弟”。

　　不良的家风，如同鲜花掩映的陷阱；错位的亲情，好像温柔软滑的绞绳。周永康、苏荣、令计划等“大老虎”落马的背后，都呈现家庭式甚至是家族式贪腐的特征。正是因为家教不严、家风不正，让他们把家庭当成了权钱交易所，把家人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结果，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

　　家教，因为是关起门来话短长，有的人便脱掉面具，说一些歪道理，授一些潜规则，传一些关系哲学，谋一些不义之财。刘铁男就教育儿子“要学会走捷径”。徐其耀也在家书中教育儿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这种变味的亲情教育，与党纪国法相背离，与崇德向善相脱节，名为爱子顾家实为害子累家。

　　“察德泽之浅深，可以知门祚之久暂。”小家与大家、家事与国事的取舍，是一个人家教好不好、家风正不正的试金石。何叔衡寄语后人：“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彭德怀教育侄子：“近水楼台不得月”；李先念告诫子女：“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这些家训、家规，彰显出共产党人特有的风范风骨，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家风对人的影响离不开鼓励、规劝或提醒，但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亲情教育，“三分靠说，七分靠做。”生活在一个家风淳正、相亲相敬的环境，耳濡目染中自然会增强价值认同，实现道德传承。陈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厉，除了言教外，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去做。他吃饭总是把盘子吃干净到能照出人影，用铅笔直到手实在握不住了才换掉，家里的水池旁贴着“节约用水”的纸条……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情，塑造了子女们勤俭、自律等品质。

　　鲁迅先生曾说：“是弹琴人么，别人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只有找准曲谱、善用亲情，去弹拨家人心上的“弦索”，才能在心与心的共鸣中涵养新时代的家风。（辛士红）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