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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之前的三年 “自然” 灾害，见到过不少文章，书籍，和 评论。有人阐述事实，有人悲愤的评论，有人要追究历史罪人，有人要求面向未来而抛弃过去，有人认为那是胡扯造谣，更有人觉得负面历史要免提，民主论谈的结果是七嘴八舌，都有道道，互不相让，不亦乐乎。
究其原因，是因为所发言论观点时的片面性，完全不顾讲话的大前提，或不讲逻辑层次，或不懂感性理性思维方式的特点，或更不以社会发展为利益。
具体的说，首先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就是要以生命之源的大自然为思维参照，而不是以人的自我为中心参照，更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以社会为参照，这是想与讲的大前提。认清三年灾害的事实，是进一步思考分析的起点，事实的阐述往往是不完备不全面的，这就要清楚逻辑层次，明白部分与整体，普遍与特殊，事情的不同方面，以及时空关系，才能达到恰当整合事实片段，综合完整理解历史事件。不至于一听到三年挨饿的故事就暴跳如雷，好像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事实也被否认掉了。
在思考三年灾害时，开始是听故事，找感觉，论人性，是运用感性思维进行综合各种情况的过程，过程中的结论感慨都是阶段性的，短期效应的，不能太当真。随着感性认识的深刻，事实的全面清晰，进入理性的系统的判断思考和程度分析，以究其发生的动因，条件，和发展的逻辑过程。
在评论三年灾害时，最流行的是感觉性评论，固然是以审美为准则，而对于人来说，以人为本，最丑陋莫过于一堆死尸。接下来出现两个相矛盾的思想感情： 一个是浅显的，死尸那是让人恶心，要求这样的实事场景不准再提了，记住冯小刚《一九四二》票房收入低迷的教训了吧！；另一个是深刻的，人命关天是大事，要记住历史事实，发人深思，分析理解教训，希望丑陋不再重现。前者显然是行动上的抹杀事实。后者做法是事出于感性而解决于理性思维，希望不要在理性的基础上再做过分强烈的感性渲染。
更理性的评论是带有强烈的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和社会利益的责任感。面向实际的考虑，社会不是个人，个人的罪责可以追究，但社会的罪责无人能承担得了，毛泽东的伟大也不够替代一个阶层和时代来偿还千万人命。我们能得到三年灾害的宝贵遗产只有经验教训，不管邓小平当时行为如何，但后来的认识还是十分深刻，虽有不高明之处，但还是很务实。社会意识形态的改朝换代会有副作用，前苏联建国之初的十年间，同样也出现过饥饿潮。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事实就是用来讨债和惩罚用的，而不是用于现实发展的经验，那么我们就确确实实是文化大革命的余孽。如果我们依然相信推翻整个上层阶层就能安魂三年灾害的千万饿鬼，结果很可能是十年后历史重演，因为我们只顾追求表面合理，却又回归内在因果。
经验教训的作用能使思维的判断更具体准确，要放弃表面追求而善于准确理解本质并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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