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金丝边眼镜的教授

     刚进学校就发现英语系的老教授几乎无一例外是上海人,也许他们受教育的时代只有上海的外语教学最突出;其中又有一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叫王世仁.旧社会有个恶霸黄世仁,碰上福建那边黄王不分的我们的教授就被委屈成地主了.他教过我们两门课:英语语音和英国诗歌.语音课开在第一年第一学期,上完入学后第一个月的纠音课后从三个小班挑出三分之一再上他的课,我也挤了进去.这可不同于开学初的分班,只有老师认为语音好的才能上,这个逻辑有些怪,不过谁都想争取这样的机会;我也没想到一个学期的课竟然影响了我一生.

   这个小班只有十二个人,比较随便地坐,而教授从不站在讲台前,而是坐在第一排的桌子上,上课时架上他的窄边金丝眼镜,翻开我们的精读课本,慢条斯里地开始,也只是读那么小小的一段,就这几句,已经让我们听得景仰之至:每个吐字的轻重缓急,长短节奏都无懈可击.那么他能从两三句话中挑出你十九个错误也就没啥可说的.这个语音课看似轻松,实则十分严格,每节课上老师只能有时间给三个学生一个字一字纠正发音,其他人只是竖起了耳朵旁听. 课程结束的时候,他客气地微笑着跟我说:对不起把你的美式口音改了.教授说话带着明显的上海调,在我的耳朵里,简直就是美妙的音乐吗,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哪有一点儿不乐意?因为这些让我崇敬的有学问的老教授,大学四年我都十分认真地读书,觉得不能浪费人生这几年最宝贵的求知机会.

    王世仁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英语的世界,让我回到现实中再听别人说话时常常很痛苦:因为错误太多,语音太别扭,总想纠正!现在工作中每天更是被非专业人的各式口音的英语包围着,更是要时刻告诫自己:听内容,听内容,别老盯着人家的发音! 

    教语音对王教授来说实在就是玩儿玩儿,全可做教课之余的放松活动,根本不用备课,他上了心的课是诗歌欣赏.我们这一拨上过他的课的学生当然不会错过,单就为了听听他说话都得去.教授很多年没出过国,却能把英语说得出口成章,用词极其精准漂亮到位,从措词到语音语调都完美无暇,他解读诗歌有两层:意一层韵一层.那韵的一层就是他朗读出来的.每一首新诗他都先抑扬顿措地读一遍,其中的韵味就全都浮了上来,他再稍做点拨就行了,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他教得游刃有余.出国这么多年,专业非专业的,我都再没听过那么美妙如音乐的英语.

    教授并不是特别亲切和蔼的人,跟学生礼貌而矜持地拉开一段距离,我们也就对他毕恭毕敬,却有一次看见他骑车带着女儿穿过校园,她撒娇的搂着爸爸的腰,而他则满脸的慈爱纵容,人都是多面的呀.

    就是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王世仁教授也是独树一帜的,他是我大学时代印象最深的老师.

老学者的风度

    不记得怎么得着个机会给一场博士资格答辩做笔录,请了本系两个教授:赵萝蕤,李赋宁,还有北外的一个著名教授,我负责去接赵萝蕤,那可真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出错,接来自己找个角落静悄悄坐下,边听边记.那一次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虚怀若谷:朱光潜逝世后, 李赋宁就成为英语系的镇系之宝,老先生的学问大了去了,说起话来却极其谦和,轻声慢语,即使面对一个没啥学识混文凭的人,也没露出半点儿不屑和不耐烦,尽管此人连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最有名的诗人应该如风铃倾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样的理论都不知道,我都替他急:因为我这个本科生都学了记住了,如果我站在那儿,真要羞愧地钻地缝了.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不能绕过,老先生为了启发他用尽了旁敲侧击,他还是不得要领, 李赋宁只得替他圆场使他不至于太尴尬地继续下去.以前和以后我都再没有机会这么靠近真正的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儒雅,含蓄,温和,博学,有教养,有修养.

    我有幸去过李赋宁的家,因为他的儿媳是我的本科论文指导老师,不到三十,很漂亮,是英语系最年轻的教授,那时刚从英国拿了博士回来,带回一肚子新潮文学理论,知道要指导我,开口就问我准备用什么approach去评论我要写的’简爱’,吓得我赶紧回去了解关于'简爱'的女权主义的文学评论’阁楼上的疯女人’.那天她请我去做客,老先生非常和蔼地跟我聊天儿,我心里却因为不能忘记他的名声而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同时又为他的亲切温雅的语气而自在放松;听说我是西安人,老人很高兴,他也是西安人,并立刻改成陕西话,我却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不会说陕西话,他又换 成普通话,让我非常惭愧.

    文革时期英语系多少教授被迫害致死,有老师说地下的教授都可以开系了, 李赋宁却幸免于难,我想跟他的性格可能有关:他是极懂沉默的人,说话总是留三分,不与任何人过于靠近,也不冷落任何人,我无法想象他的青年时代也会血气方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在尊严和强权之间寻求平衡,非常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