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于工人新村的我，感到很自豪，的确一些住市区的朋友有些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下只角的，不过这和前面那些争论无关。
正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差不多看到了上海最有名的工厂--江南造船厂--职工宿舍的历程，自我感觉有些发言权。
在跟贴的时候，我举了个朋友的例子，一家六口三代住一间15.6（8？）平方的房间， 那是在日晖一村，解放初期的二万户工程，我朋友的父亲是江南厂的老工人，七级半，宁波老蟹（宁波朋友别骂我），每月大约110元，一儿一女， 四口人五十年代初搬进去的时候，其实蛮可以的，生活水平也很高，朋友比我大好几岁读书有些问题， 姐姐在六十年代初就出嫁了，所以好些年三口人住这一间房在上海算是很宽松的了，朋友留了好几级， 只好不读了，老子把棍子都不知打断几根也没用，又不想儿子学坏更不愿儿子去新疆，只好在66年初提前退休让儿子顶替进江南厂做车工，文革中有一段时候社会秩序有些乱，老子还是怕儿子学坏，就张罗着让他娶老婆，很快生两孩子，这就造成了那个三代同居一室的尴尬局面。
从这个例子， 可以看出，五十年代的工人新村修建，让那些大型工厂的高级技术工人们的确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这些老工人解放前靠着手艺， 收入还是不错的，何以见得？我小学同学的老爸们，个个的手表自行车都是解放前买的，好些连无线电（上海人称收音机）都在解放前就有了， 但是，上海的住房则从来就是个大问题，这些老工人在解放前要不是在棚户区建了小屋要不存好些时候钱在老式石库门弄堂里顶间小房子，很可能好些人并不知道这个“顶”是什么，就是花钱买“居住权”，房子不是你的，租金还是要付的。因此，解放后的工人新村修建， 使得这些老工人能够住上虽不算大但很便宜的房子， 挺开心。
还是拿江南厂的工人说事。
日晖一村的1号到50号，可住500户家，分给了江南厂，当然全是七级打底的老工人（不是年龄老啊），插句题外的话， 至今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广东人那么多？我认识的那百十号人了，大约四分之一是阿广。日晖一村修得早，房型不好房间不大，当时告诉工人们这是临时性的，过不几年会拆了重建（但工人们等了50年），等到江南一村和江南二村修建的时候情况就果然好些了，每个门洞的12户中，一半是单间一半是套间， 而且厨厕不是一大帮人合用了，只是两家而已。我的那些同学们，一家人搞高高兴兴地住着，虽挤但子女大多还小，问题不大，因为领导们给大家的承若还是别急，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肯定还会建更好的住房，大家的确看到的是三五年还不到，就有从日晖一村到江南新村的变化，那不就三五年的事么？ 没想到这个空心汤元到现在六十年尚未兑现。
房子是死的不会变大，人是活的既会长大娘老子还可能会再生出弟弟妹妹，人均面积的变小就这么随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地来了。
倒是真的，我家的江南新村，唯独上山下乡期间，好像不拥挤，可一过年过节，儿子女儿回来啦，不过这好歹是暂时的，挤挤对付一下也还行。
最大问题的出现，在知青大返城后，不但儿子女儿， 还有些是拖儿带女一家三口四口回来的，把个老妈一下子头发就愁白了。可不能说他们不该回家吧，此刻很多人家里，头几天的亲情团聚劲儿过了， 实在的问题来了， 吵嘴打架翻脸离婚的，全出来了，怪得他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