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报道说菲尔普斯小时候有多动症，在吃药的同时游泳治疗。母亲开始逼他好好学习，后来教练保证说让他游泳学习两不误，母亲才放松了压力，后来检讨说险些葬送了一名奥运冠军。 

这些报道中颇有有些东西很值得一提。 

譬如说菲尔普斯的TA有中国人，爆料说其成绩很差，基本什么不会都是不及格，学校都给TA打了招呼，至少要给C，要保证他毕业。由此看来，各方面对他的学习上的督促，效果一般。而这种一般，在他拿到八块奥运金牌之后，是被当作有八卦价值的花边来讨论的，不但无伤大雅，甚至是有个性的体现了。 

另一方面一个叫王海翎的人，博克里提到了一个同事的孩子，有特殊的运动天赋，譬如滑冰第一次上冰就可以无师自通，球类田径也都在同龄人里面非常突出。可是他妈妈整天要他连钢琴小提琴之类的高雅类艺术器械并好好学习，后来泯然众人已，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专学校里学着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准备为生计奔波。王感慨说不知道我们无意中失去了多少奥运冠军。 

王是从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和不以金牌为目的之体育精神出发来看待菲尔普斯和那个被扼杀了发展天赋的孩子的，涉及到的，其实是关于如何疏导的教育方式。但是做为故事出发点的多动症的问题，实际上被搁置了。 

关于多动症，可以大说特说一番。 

如果只看媒体的报道，菲尔普斯的多动症，似乎是治好了的，至少不成为一个问题了。尤其是冠军的多动症，只存在于小时候，后来总是不知如何就忽然消失了。 

这是八卦新闻的选择性失明，同时也是我们理解上的一个盲点。所有关于菲尔普斯的八卦，真正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其中关于多动症的认识和这种认识所导致的行为。 

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多动症是不被当作一种疾病的，顶多是一个毛病吧。在美国，当人们谈论多动症的治疗的时候，出发点是，多动症是一种疾病，一种需要药物来控制的疾病，这个词的使用有着相当系统的理论基础和临床诊断。这种认识，在我看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去年教的课上有一个学生，可以说是我最好的一个学生之一，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就是关于多动症的。这个孩子本人就是一个所谓的多动症患者，小时候被被逼吃药治疗多动症，非常愤怒。千万不要以为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他们自己知道，父母逼他们吃那些药，就是希望他们能集中注意力，好好学习，拿好成绩，这一点，中国和美国并没有区别。但是他们自己很清楚，那些药物，只能抑制他们的行为（神经），却并不能帮助一个孩子提高成绩。原因很简单，正如菲尔普斯的例子所揭示的，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学习成绩。他们中的有些人，接受了这个世界的逻辑，努力地放弃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还有一些比较幸运，在别的领域证明了自己其实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但是请注意，那些幸运的人，真的是幸运，因为他们不但有周围的关怀，也有自身的天赋，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即使有开明的父母，恐怕也不那么容易被这个社会接受，恐怕仍不免继续过着吃药的“病人”生活，要么被当作生活中的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要么忍受内心的痛苦去做“正常人”应当做的事情，如王海翎提到的那个孩子。 

这就是所谓的适应社会，在我看来，在一种不得不接受的逻辑下仍然相信自己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和职业的人，他们的自信让我非常的佩服。 

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稳定，是秩序，而多动症无疑是对秩序的一种挑战，这在学校环境里面尤其明显。在国内，当一个孩子上课总是接下喳，前后左右交头接耳，发怪声，在课桌上刻字，在笔记本上画漫画，一句话，注意力不集中不认真听讲影响成绩，老师就说这孩子有多动症。在美国，这话大约不会由老师来说，而是由心理医生来说，但不是光说说就算了，既然是疾病，一定要有治疗。治疗多动症的药物，很多是抑制神经的，搞不好就把人整抑郁了，动物保护组织应当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抗议。 

对学校而言，这种治疗是将学生的行为控制在课堂纪律范围内的方式，使得他们可以象“正常”的孩子一样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顶不济，也得能够混个文凭养家糊口。如果我们接受阿尔杜塞关于学校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种说法，那么这种治疗无疑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方式。将某种不符合某种规范的行为定义为反社会的，进而将它列入“不正常”的，病理的范围，这是一件相当“现代化”的事情，这种对于“正常”和“非正常”，“健康”和“有病”的区分，是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分工细化要求教育工业持续地系统地生产各类专门人才的内在需求，任何阻碍这种生产进程的因素都必然被以某种形式制约。  

最终，这种以医疗方式出现的制约极有可能被“患者”内在化，这也是多数多动症患者不会有菲尔普斯的好运气的原因，因为他们已然相信了自己是“不同”的。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怎样粉饰，不同更多的时候就是意味着不平等，其中包括能力上的不平等。但是这种内在化的自我认识常常是很经不起推敲的。我每个学期都会碰到有学生拿着“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的证明来告诉我他们考试的时候需要特殊安排，有需要超长时间才能做完的，有需要极端安静的环境的，有不能做选择题的，有不能记笔记的。我一直很好奇他们都是怎样被诊断为有学习障碍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诊断，让他们完全放弃了对自己的信心。 

做为政治正确的伪善，我必须一一满足这些需要，但是做为一个对这些学生稍有了解的TA，我觉得他们他妈的什么毛病都没有，是这个体系有毛病。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就跟一个有“学习障碍”需要延长时间单独考试的孩子说，你就跟大伙儿坐一块儿答，答不完我就领你回我办公室接着做，需要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结果这孩子不但按时做完，而且从此以后每次都提前交卷。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学生，虽然课堂上总是打岔开小差，但是分析能力超强。他的问题是手写速度很慢，没有办法上课记笔记，可是他最后的成绩要比其它人好很多，那个写字慢的症状，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孩子肯定没有“learning disability”。我注意到，他的神态明显有一种被药物抑制的效果，这种神态，菲尔普斯脸上也有，不过我猜想菲尔普斯一定很早就不再被逼吃药所以仅仅是一点点，这是我自己瞎猜了，不能算数。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市侩的社会，成功可以让曾经被冠以不正常的东西变成趣味盎然的谈资。冠军的东西，连多动症都可圈可点。某种程度上讲，若干辉煌的成功形象掩盖了多数的“不正常”儿童的“不正常”的经历。我希望中国那些被老师称为多动症患者的孩子们，不需要面对要么玩儿命成为明星要么象杜丘东仁似的被逼吃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