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才智、社会现实与精神家园
 
高才智（Gifted）人具有少有的Solid Integrity和高智商，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比普通人群更关心Social Justice  - They are way more sensitive to Abstract Justice。正是由于Firmly Stick To Abstract Justice，他们不屑做低俗的事，也就有了很多完美主义者:Trivial flaws do bother them!

面对社会现实，这个人群中，一类人选择了坚持不妥协，一类人选择了在现实条件下可折衷的范围内寻求最优解（Street-smartness）。前者绝大多貌似丢失了很多一般定义下的成功和幸福，却得到了精神上的完全自由和满足；后者则可能以在一些现实条件下取得的成功得到部分慰藉，但却独自不为人知地受着心灵得不到满足的煎熬。

对于第一类，由于与生俱来的公平感与众不同，使得他们都是一般人眼中的一根筋。比如跟自己利益无关的事，如果不公平，第二类人大体上是无动于衷的，而第一类的高才智的“傻瓜”就会“为人类谋福利”而奋不顾身地打抱不平，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很难生存。

五星上将尼米兹算是第二类里非常成功的典型，他的正义的理想恰在当时的条件下有现实的载体——打击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尼米兹是德裔美国人，作为他儿时的精神导师，他爷爷更是从德国移民来美。德裔美国人带兵对仗“原先的祖国”，这就有了很大的公平和正义成分（艾森豪威尔则作为德裔美国人直接打到德国本土）。读完《尼米兹传》令人感慨：善良而有能力，或善良而拥有某种位置，自然地使得人有求于你，而且这种所求是不间断的，才能有所谓好名声。善良而没有利用价值，是不会有人在乎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把利用价值摆在第一位，善良只不过是附属品；善良有但不能连续的利用价值，不会被人长久地在乎，因为，绝大多数人是为了眼前或潜在的利益，没有感恩之心；绝大部分人臣服于权和钱，很少的人尊重爱心、品德和能力；在权和钱的支持下，爱心、品德和能力才会更令人易于接受和赞美。这很无奈。Oscar Wilde said: Nothing that is worth knowing can be taught.这不过是寻求最优解条件下的感悟。

现实社会里，人们狂奔于跻身上层、功名利禄的路上，严重透支身体，恨不能7*24地工作；但不安全感、焦虑感远超负荷，英年早逝以致20多岁、30多岁就过世，已经不鲜见。很多Professionalist在30多岁就早早体会到焦虑、无措和迷茫。一些Experts On Career Emotion和心理医生对此都抑制不住心生强烈的幻灭感。金钱、地位、名利真的那么重要么？有些有悟性的人临死才领悟到，比如32岁死于癌症的复旦女教师于娟就说到：
“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幸福。癌症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别人看来我人生尽毁。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反而癌症这半年，除却病痛，自己居然如此容易快乐。我不是高僧，若不是这病患，自然放不下尘世。这场 癌症却让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来，索性简单了，索性真的很容易快乐。我何苦像之前的三十年那样辛勤地做蝂捊。名利权情，没有一样不辛苦，却没有一样可以带去。

生病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性格不好：我太过喜欢争强好胜，太过喜欢凡事做到最好，太过喜欢统领大局，太过喜欢操心，太过不甘心碌碌无为。简而言之，是我之前看不穿。

我曾拼命拼得累死，到头来赶来赶去也只是早一年毕业。可是，地球上哪个人会在乎我早一年还是晚一年博士毕业呢？

得了病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死死生生之后，我突然觉得，一生轻松。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闲事淡事，我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人，我也不再关心谁比谁强，课题也好、任务也罢暂且放着。世间的一切，隔岸看花、风淡云清。

我愿像一个乞丐——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乞丐匍匐在国泰路边，只要能活着看我爸妈带我的孩子经过。
”
生命、爱和健康，这些长久被忽视的东西，在人生中才更具本源意义！忽略健康和爱，不会从经济成功中获得多少幸福感，甚至于找不到自己的未来。人不可能变成纯粹的经济动物，物质并不能满足更深层的快乐，因为，人有内在的自尊、自我，有对幸福感的追求。基本物质需求有保障的情况下，快乐更多的来自精神和情绪，稍微有点精神追求的人，在有了基本的物质保证之后，有寻找幸福的自然内在倾向，比如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和相互关爱，等等。

然而很无奈地，很多人是不需要精神生活的，甚至都意识不到这种需要。绝大多数的人劳碌奔波一生，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一口饭，俗世之才徒争名逐利耳！这些年带着希望，Travel了很多地方，看惯了欺骗和利用。然而，事实证明，这对那些欺骗并利用他人的人也并没有什么好处，徒然说明了绝大多数人都愚蠢+自私+狡诈。Steve Jobs拒绝捐赠，因为他深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人的贪婪。这些事实很无奈，到处的人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前些年，IT白领频频失业的时候，出现了好些起失业白领枪杀雇主、老婆孩子和自杀的事情（中国人、印度人和白人都有，比如，一个白人在浴缸里淹死两个不到十岁的儿子，枪杀老婆后自杀）。这些人其实对人生看的很透：有个工作还能使得象白开水一样的生活Keep Going，没有了经济来源就只是Suffering了，所能乞求的最好预期，竟然只是回到白开水的状态，还不如去了算了。不但在职场，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大多数家庭内部也都是这样！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曾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多，而是活得最好。”生活有两种形式：活得最好，或者活得最多。哲学家毫无疑问都会选择活得最好，因为活得最多不值得——不值得活下去。几乎每个哲学家，都会在一定的年龄发现生活其实只有“活得最多”这一种可能——而放弃了理想，这个世界就实在无趣得很！

高才智的人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王庆根（化学奥赛金牌，斯坦福化学博士+计算机硕士，2012年4月6日自缢自杀，享年40岁）聪明、善良、诚实、乐于助人、能干也肯干，就是不愿（不是不能）处理无聊的人际关系（而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在美国已经极尽简单了！），而这工作关系就能造成无解的精神折磨！为什么文革时知识分子自杀的多？肉体折磨可能还可忍受，精神折磨就无法忍受了！

普通人对Justice，哲学、宇宙、人生意义不感兴趣，对于爱好哲学、科学的高才智人来说，感到不被人理解，并不奇怪。黑格尔临终前就抱怨道：“只有一个人曾经理解我，不过严格说起来，他也并不理解我。”蒋国兵（1979年湖北理科高考状元，美加双料博士，2006年7月21日在多伦多跳桥自杀，享年44岁）性格开朗，有不少朋友，可他说都是些俗人，整日只知为衣食忙碌。赚钱养家的体面生活对蒋来说毫无意义，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所追求的是生命的意义，是心灵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这个世界无法给他这些。他没有可以理解他的人，或者长时间生活在精神的荒漠中。蒋乐观、意志坚定、非常理性，作为追求哲理，沉溺于心灵世界的知识精英，他对物质的要求并不会太高，生活的艰难并不会比死更可怕。因此，他的自杀，归根结底，是寻找精神家园而不得，是精神危机的后果，是对人生彻底的绝望。他安静地选择了死亡，不是因为现阶段的生活无法忍受，而是整个生活——未来的生活——也变得不可忍受、没有了希望。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而对死亡则竭力回避。如果不是生的痛苦超过了对死亡的畏惧，蒋不会选择自杀。英国著名时装设计师Alexander McQueen也是由于生活没有了希望于2010年2月11日自缢自杀（享年40岁）。

佩雷尔曼（1982 IMO满分金牌，拒绝了菲尔茨奖和克雷研究所的特别奖等一系列数学顶级大奖和连续的百万奖金，解决了数学七大难题之一的庞加莱猜想）对数学行业松懈的道德规范感到沮丧。“不是那些触犯道德标准的人被视为异类，”他说：“而是我这样的人被孤立。”“我不能说我被伤害了。有其他人做得更糟糕。当然，有很多或多或少还算诚实的数学家。但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墨守陈规。他们差不多还算诚实，但他们容忍那些不诚实的人。” 被授予菲尔兹奖的前景迫使他与他的职业完全决裂。“只要我没有引人注意，我就有选择，”佩雷尔曼解释：“或者做出一些丑陋的东西”——对数学共同体缺乏正直的抗议——“或者，如果我不做这种东西，就会被当成宠物。现在，当我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之时，我不能再当宠物什么都不说了。这就是我不得不退出的原因。”Mikhail Gromov说他理解佩雷尔曼的逻辑：“要做伟大的工作，你得有纯洁的心灵。你只能考虑数学。其它一切都是人性的弱点。接受奖项就是在显示弱点。” 现实中的佩雷尔曼与母亲一起靠母亲45美元的退休金生活，他的物质需要只是水和面包，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之外只有一个空着的床头柜。没有女朋友，因为他买不起电影票。

中国科大少年班的著名人物宁铂最终出家了。但更有人慧根早生，早早就看出来了。

柳智宇（2006 IMO满分金牌，放弃了2010 MIT的奖学金，保送的北大数学系毕业后出家）：“愿冷漠、孤独、伤害离我们远去，愿善良、仁慈、忠诚、智慧的光辉遍洒人间。”人生的意义只不过就是做出几道别人出的题？这是他在IMO满分之前说的话。可以视他仍参加IMO是一种寻求最优解的行为，但他的思想状态在那个小小年纪就已经到了抉择的时刻！

自北大出家的明影法师对柳出家评论道：“为什么很多人要在网上哗然惊奇？一年几千个北大毕业生，一两个出家算什么？一年有几十个出家人才是正常。”“这恰恰是中国人注重物质，精神危机的一个信号。或者说很多人根本不关心精神，也无从谈什么危机。”

周国平则说：

“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
　　
“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 ”
　　
“总起来说，我们缺少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或者说，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我常常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承担和独立品格。据我看，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并不缺，真正缺的是独立品格，而之所以没有独立品格，正是因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内在的精神关切太少了。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心，但这种责任心若没有精神关切为底蕴，就只能是一种功利心。”
　　
“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
　　
“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

1925年初秋，弘一法师（李叔同）因战事而滞留宁波，在夏丐尊先生住所小住数日。其间，弘一法师用餐时，享用的仅是一碗米饭、一道素菜和一杯白开水而已。夏先生看在眼里，实在于心不忍，便说："一碟腌萝卜，你就不觉得太咸吗？"
"咸有咸的滋味。"
"不添茶叶，白开水就不嫌太淡吗？"
"淡有淡的味道。"
夏先生这样问，那是因为作为故交，他非常了解：昔日的李叔同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也曾过着安逸华贵、锦衣玉食的日子。后来，夏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一文中写道：在弘一法师的世界里，一切都好。百衲衣、破卷席和旧毛巾一样好，青菜、萝卜和白开水同样好。咸也好，淡也好，样样都好。能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咀嚼出它的全部滋味，能以欢愉的心观照出人生的本来面目，这种自在的心性，宛如一轮皓月，是何等空灵的境界。

智慧最高的人都在精神和宗教领域，这可由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Break-through都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即可见一斑。

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人的可悲之处在於一生苦苦追求，临老仍不得要领，也就是心灵没有归宿。生存的痛苦和回归的焦虑是人类共同的感觉。无论种族、文化、肤色、教育程度，皆如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乡下老农的悲哀和痛苦，和穷奢极欲的亿万富豪的悲哀和痛苦，在这个角度，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托尔斯泰就常年“去种地、修炉灶、做皮靴”（《托尔斯泰的忧郁》），他如此自述：“随着岁月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精神归宿是什么，二是如何走一条合适的路到达那里。

中国人的哲理简单地逃避第一个问题，比如孔子模棱两可“未知生，焉知死？”“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和常言“好死不如赖活着。”孟子则稍微明白些“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苏轼“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白居易则“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心安已难得，但随遇而安也不过是缓解人生痛苦的权宜之计。

哲学也无法解答精神家园。18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原就是怀著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尼采认为有两条出路可以让人摆脱人生的烦恼和痛苦：一条是逃往艺术之乡，一条是逃往认识之乡。普通人两者皆不达，只好生存、并痛苦着，或生存、并迷茫着。然而，这两条路也行不通：艺术家和哲学家其实烦恼和痛苦比常人更多。加缪则更直截了当“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杀问题，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科林斯王的神话》）逃往两乡的亚里士多德、梵高、海明威、三毛、顾城、海子等等，都在绝望中自杀了，而尼采自己也从认识之乡进了疯人院（很快也死了）。

基督教给出的答案是爱、公平和正义。托尔斯泰说“有个时期我曾经以自己的才智、门第自傲，现在我知道了，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好的东西，那就是一颗敏感而又能够爱的善良的心。”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家产和版税，统统分给穷人，以求得良心上的安稳。高才智的人，比如托老，知道无偿地贡献才智造福全人类。人类应该互敬互爱，在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团结合作，使得物质和精神需求都美满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