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50年前的今天，在上海兰欣大剧院举行的一部学生音乐作品的首演，当时参与创作的年轻人，谁也不会想到，随后的50年，这部作品的流传经久不息，而且成为了流传最广泛的中国原创小提琴协作曲，不错，正是《梁祝》。这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都举行了《梁祝》诞生5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从演出现场我们请到了创作者之一的作曲家陈刚先生，欢迎您。
陈刚：您好。
李小萌：我知道这一次的演出史无前例地在一场演出当中，把《梁祝》全本演了三遍。
陈刚：对。
李小萌：在现场听，您作为主创人员之一，感受是怎样的？
陈刚：因为这次安排是很特殊的，我从来没想到这样的安排，也不知道它的效果会怎么样，但听了以后，我从感动到再感动，到再再感动，俞丽拿一出来，我就想到了50年前的首演，所以那个掌声是一种回忆的掌声。我想50年前我们首演是在上海兰欣大学，因为那个时候全部是学生，我们两个学生，我和何占豪是作者，乐队是全部学生，指挥是我的同学范焘也是学生。俞丽拿是18岁的姑娘，那时候她梳了一个短头发，穿了一条长裙子，她出来的时候，谁也没怎么注意，但是越拉越拉，人家就觉得她就是祝英台，被她吸引住了，所以结束的时候掌声很奇怪，那个时候何占豪还是会拉小提琴，他就在乐队里面，我是躲在侧幕，右面侧幕，等待着这个作品的命运吧。
李小萌：当时自己心里没有底？
陈刚：没有，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写了这个东西，献给国庆十周年，俞丽拿拉完了以后鸦雀无声，很奇怪。很长，怎么没有反应呢，突然掌声起来了。一直鼓，鼓到俞丽拿谢幕、指挥谢幕，我们两个上去谢幕，乐队起来谢幕，观众反正是鼓下去，鼓下去，鼓下去。
李小萌：就不停？
陈刚：谁也没有准备新作品的第一次演出，会准备这个返场的曲目，俞丽拿和我不知所措地看了看范焘，范焘眉头一皱，再来一遍，就这样在这个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间，整个协奏曲25分钟，从头到尾再拉了一遍，这是俞丽拿50年拉《梁祝》的空前也是绝后的一次返场。
李小萌：第二遍拉完之后又有停顿，还是说掌声一下就来了？
陈刚：第二遍拉完了以后，没有掌声，兰欣大学不大，六百多个位子，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一个观众的眼睛里面带着很激动的泪水。第一个走上台就是我们的孟波书记，他今年94高龄了，今天也出席了现场，所以我在看到俞丽拿出来，就想到50年前她那个掌声，再看看孟波院长就坐在我旁边，94高龄了还那么健在，所以我觉得很幸福。
李小萌：我想在这50年里面，《梁祝》您应该听了无数遍了吧，每一次听都能够投入感情去听吗？
陈刚：对，我觉得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一样的。因为每一次听，包括我们自己每一次听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梁祝》诞生的时候就像同我们的共和国是共命运的，它诞生之初正好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新中国就像初升的太阳，《梁祝》也就是表达那个纯情的年代，对共和国的那种理想，那种期待，所以从那个时代起，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李小萌：《梁祝》讲的是爱情故事，怎么和对共和国的期待和理想能够关联起来呢？
陈刚：《梁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因为那个时代，照理是不应该出《梁祝》的，因为我们想一想，1959年那个时候大跃进年代，三面红旗，大跃进年代，15年赶超英国，或者准确一些讲是一个狂热的、喧嚣的年代。所以当时管弦局成立一个实验小组，民族化实验小组，他们提出三个题材，第一个就是大炼钢铁，第二个是女民兵。当时的主旋律，《梁祝》是何占豪提出来，因为他长期在越剧团工作，正好在管弦局进修，他对越剧非常熟悉，他提出来，当时也是作为一个凑数的吧。
李小萌：所以当时年轻人多数是投票赞成大炼钢铁或者是女民兵这个题材的？
陈刚：是理直气壮，主旋律的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刚才坐在我旁边的孟波同志，假如没有孟波就没有《梁祝》，我们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上，他的决定就是《梁祝》命运的决定，当时送上去是三个题材，《梁祝》是放到第三的，他想了一下，就在第三个上面勾了一勾，这一勾就勾出来了。
李小萌：他画这个勾的理由是什么？
陈刚：他自己是个音乐家，而且他知道，写小提琴协奏曲更能够表达中国这么一个民间传说，这么美好的民间传说。
李小萌：可能从音乐的创作角度来讲，《梁祝》最合适，但当时孟波没有想过合时宜的问题吗？
陈刚：对，他想过，当时学校里有两种声音，县里说为什么写这样的才子佳人呢，所以当时他心里是选了这个，但是还是不是很有把握。所以他录了个小样，就给宣传部长石新民，石新民听了说蛮好听嘛，就这样，这个蝴蝶就保存下来，所以这个蝴蝶出来，它是逆潮流而动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作者和演奏者，我们保持着我们的那种纯情，就是建国初的。比如说我自己，1949年，上海一解放，我就参军了，我当时14岁，冒充18岁，14岁不可以当兵，混入革命队伍，为了革命嘛，当然第二天给抓出来，我们这些小鬼成立一个青年队。
李小萌：对，14岁怎么也不能像18岁的呀？
陈刚：我把那一页证书，初三，把4字用橡皮擦掉，改个8，上面再涂点酱油，我讲这个是说明我们当时那个年代完全是很纯情的，我们脑子里就是两个字，就是革命。可以说有一种共和国情结，就期待这个新中国来，而且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需要伟大的声音。这个声音最强大的一个武器，就是通过交响乐这个平台来传递，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交响乐。为什么选《梁祝》？因为它存在着1600年以上历史的民间传说。
李小萌：当时作为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您能不能理解选择《梁祝》这个主题，您受的也是西方音乐教育这样一个系统的教育，您当时接受《梁祝》吗？
陈刚：当然接受，我们每个中国人，我想都有《梁祝》的情结。《梁祝》的情结是一种什么情结呢？过了50年，我再回过头想。我讲个小故事给您听，我同俞丽拿是同学，但是我是高班，她是一年级的，但是共同会在一起上课，有一次我出去休息的时候，回来发现我的笔记本上有三个大字“呆头鹅”，呆头鹅是梁山伯的外号，是俞丽拿干的，是，我在上面写。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梁山伯时代，就像梁山伯那么呆头呆脑，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
李小萌：当时《梁祝》的创作和您追求理想是直接关联起来的吗？
陈刚：我们追求的理想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人性的解放，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我把高尔基所有的小说都看完了，高尔基讲过一句话，文学即人学。所以在我心，音乐就是人乐，音乐的最高目标就是写人，而写爱情是艺术永恒的命题，是真正的主旋律。
李小萌：那么年轻就悟出这些道理了？
陈刚：对，那个时候年轻，好像思想不年轻，非常纯，思想里面这种人性的种子，通过《梁祝》这个载体就发芽、开花。
2009年5月26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年近七十的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再次奏响了她已演奏了无数次的曲子——《梁祝》，50年前的1959年5月27日，《梁祝》首演于上海兰心大戏院，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是当时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何占豪、陈钢为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华诞献礼而作。而从50年前首演的那一天起，梁祝——这首最初的学生音乐作品就像一只美丽的蝴蝶，飞舞进了人们的心间，也传播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在久演不衰。
《梁祝》的诞生充满了偶然。1959年春天，正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念大四的陈刚接到了学校的一个任务，加盟同校小提琴专业何占豪正在创作的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音乐作品。时年26岁的何占豪出生在越剧之乡浙江，志在将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而24岁的陈刚生于音乐世家，深受西方古典音乐的熏陶。就这样，知识背景不同，风格迥异的两个年轻人偶然间融合在了一起，开始共同创作一首年轻的曲子——梁祝。
李小萌：您在《拥抱梁祝》这篇文章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您说我们那时的合作非常融洽，非常默契，虽然我们是偶然间从两股跑道上跑到一个中心点的，怎么理解这句话？
陈刚：我们这个组合也是很特别，当时我是作曲系四年级的学生。
李小萌：忙着毕业呢？
陈刚：忙着毕业，所以完全是偶然，当然我们仅仅在到浙江去的轮船上在一起，因为我们去采风，他们是一二年级的，他们是“爱青”，爱国青年，热血青年，当时他们这个小组目标很大，叫“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这个目标很大。
当时他们也是提出来，要用小提琴协奏曲，这本身就是一项，把它国际化的一个愿望。但是他们毕竟是没有学过作曲，有些很热情的、可爱的学子。而且他们当时改编过两个曲子，一个是《旱天雷》，一个是《二泉映月》，老百姓很喜欢。国庆十周年快到了，1958年就提出来，他们要有一个大的作品，献礼，这个时候就碰到一个瓶颈，我们打个比喻，这几个巧木匠，能工巧匠做一个很精致的小木偶可以，但是造高楼大厦是不行，必须要工程师，要图纸，要有团队，要有很好的合作，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找过我，我婉言谢绝，因为我想第一，我写毕业作品，我没时间；第二，也存在一种有点瞧不起，就觉得我专业作曲马上毕业了，我同你们业余的搞这些算什么呢，当然也没想到别的东西，这个好像和我无关的事情，就谢绝。后来我就老是记得丁善德，我永远记得这是我的恩师，他跟我谈过两次话。他说陈刚你应该参加这个创作，因为它是献礼作品，很重要。第二他也讲，他说这样吧，你没时间写，别的作品就不要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同何占豪合作，但是第三点，我心里没有讲出来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似乎不太适合同他们合作，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我是右派的儿子。这是献礼作品，我没有说这个话。那时候丁院长支持我，孟波也支持，就这样我们就凑在一起了。
李小萌：他们是想追求交响乐的民族化，您更看重国际化，您又是领导和老师让您来参加这个创作的，您当时创作欲望强烈吗？
陈刚：当时我觉得你们这么信任我，我应该什么都不顾，我应该扑上去，所以我们的合作很快，三个月不到，而且是业余时间写的，我们还上课，都是学生嘛。
李小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爱上这个曲子了吗？
陈刚：当然了，我觉得我写的过程，觉得我们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李小萌：《梁祝》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作品，所以合作者之间也有一些是非或者纷扰，刚才您讲过三月份俞丽拿在上海的那次演出，您和何占豪热情相拥，能讲讲这一次的拥抱吗？
陈刚：对。首先我们是作为《梁祝》的携手，我们在《梁祝》面前，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有什么私怨，因为《梁祝》出来以后，脱胎而出以后，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特别是它成为一个中国人民情感的符号，我们都要珍惜它。我们再大的误解、矛盾，在《梁祝》前面都不应该发生，这是我们最起码的一个准则。
李小萌：这是你们两位之间的共识吗？
陈刚：对，我想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想何占豪也会赞成我这样的想法，所以何占豪在上海演出的前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陈刚，我们把过去不愉快的一些事情忘掉吧，我们好好地过《梁祝》的50岁生日，我也觉得很感动，至于人中间有什么不同的认识，那永远会存在。但是在《梁祝》面前，我们必须在这点上达成共识，必须共同爱护我们共同的孩子。因为它不是仅仅属于我们的，应该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今天那么隆重的纪念《梁祝》我非常感动，因为今年从我们的国家到我们的人民，都在用不同形式来纪念这个庆典。在这个之前，在3月7号，俞丽拿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演出，叫“话蝶50年”，不是那个化，是讲话的话。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俞丽拿要问她谈谈什么感想，她说50年过了，我们都还活着，还在这个舞台上真好。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化蝶嘛，还在话蝶。
李小萌：不是当时《梁祝》一成名，你们就已经破茧成蝴了嘛？
陈刚：成蝶，但是我们人还在，特别是我，因为在我们中间经过很多磨难，我家庭也是这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是个幸存者，但是在今天还能够活着，还能很精彩地活着，这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事。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都记住了《梁祝》。特别是有一天，在俞丽拿3月7号那天出来，演出完以后，那天我们上台，我跟何占豪跟俞丽拿我们热烈拥抱，我出来以后，有一批听众围着我签名，把我逼到一个墙角里面，这个时候突然有个姑娘从人群里面冲过来，他说陈老师，我能不能拥抱你一下，我说我拥抱你吧。
李小萌：什么样的一个观众？
陈刚：一个姑娘，20多岁的姑娘。我说我拥抱你吧，她说陈老师你知道我听《梁祝》听了多少年吗？我说你那么年轻，你听了多少年，我听了25年。你今年几岁啊？26岁。一个26岁的姑娘，从两岁开始就听《梁祝》，所以我那次出来我很激动，我就写了篇文章叫《拥抱梁祝》，我就说这50年，《梁祝》拥抱着中国，拥抱着我们几代人，我们也在拥抱着《梁祝》，一直围绕着《梁祝》展开我们的人生，叙述我们的人生，展开我们的理想。所以上海《东方早报》有一个命题作文，跟几个艺术家，这个题目叫《三十年的四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前后。第一个问题，三十年前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说三十年前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有尊严的、有价值的人，因为三十年前我在牛棚里面。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说还是把这个人字高高举起，用音乐高高地把人心张扬，把它呼唤，我说这是我们艺术家根本的目的。
李小萌：在这么多年里面，对《梁祝》的评价赞美无数，您觉得什么是对《梁祝》最高的赞誉呢？
陈刚：我觉得历史是最好的赞誉。《梁祝》50年，它还活着，而且这个蝴蝶还越飞越远，越飞越高，特别是去年、前年，杜梅、谢哈姆他们来演奏以后，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世界音乐文献里面的一份子，我们作为作者也是，作为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发出一个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声音，感到很欣慰。
李小萌：好，谢谢您，也谢谢您和您的同伴带给我们的《梁祝》。谢谢。
“梁祝”故事知多少
听 何占豪 讲那过去的事情
早就听说家喻户晓的“梁祝”乐曲背后有许多或饶有趣味或感人肺腑的精彩段子。为此，北京音乐厅暑期音乐夏令营特意在安排“音乐故事”时请“梁祝”作曲者何占豪老师来为北京听众叙叙这段历史。在8月18日 “梁祝的故事”即将开讲之前，笔者拨通了何占豪老师的电话，一心想先听为快，与何老师聊聊“梁祝”。
没有想到，电话里一提起往事，何老师竟兴奋的像个孩子，操着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侃侃道来。
“说起《梁祝》的诞生，全是因为民族自卑心和自强心。那是五十年代，当时中国的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真的很落后，我们这些学音乐的学生，一心想振兴民族音乐。这可不是假大虚空，当时社会单纯的很，我也正是二十多的年轻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特看重国家荣誉。我虽然不是学作曲的，却作了一首小提琴曲，后来被大家叫‘小梁祝’，其中借鉴了一些越剧的因素。 ‘梁祝’里那段最耳熟能详的旋律其实是借自越剧的一段老戏乐，几经推敲，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了乐曲里。正巧当时有一个捷克弦乐大师团访问，他们有点儿趾高气扬地询问：‘你们中国是否有自己创作的好乐曲呢？’‘他有！’没想到我旁边的一个苏同学竟为了争气，泄露了我的小秘密。于是曲子被递了上去，我也开始了忐忑不安的等待。第二天消息传来，说这曲子很有难度，一些指法和运弓，连捷克大师都不会，中国果然是有好曲子的。嘿，当时真开心，总算为国家争了光，心里特骄傲，那年我有26岁。”
何老师显然意犹未尽，又讲了一段“孟波一钩”：“在我创作了‘小梁祝’之后，国家向社会征集乐曲题材。当时正好是大跃进，于是有人提出‘大炼钢铁’和‘女民兵’的构想，而我则在‘小梁祝’的基础上提出‘管弦乐戏曲化的路子’。三个方案呈递上去，当时负责的领导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他看了之后，将关键的一钩划在了我的题目上。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真是多谢这‘孟波一钩’。 ”
说起“梁祝”，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而且大家对它的了解也是十分深入。据说七十年代，美国一个交响乐团来上海访问演出。在演奏到“梁祝”中的一段哀伤的音乐时，在场的观众不但没有因之动容，反而哄堂大笑。原因是美国乐队的演奏风格和对乐曲的理解并不符合原作的意图，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听众表示出不满。此事让美国乐队深受震动，中国老百姓对音乐竟是如此的了解。
其实，围绕《梁祝》诞生前后有许多的故事，其中甘苦，各有不同。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昨天，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五十周年之际，早报文化讲堂特邀该曲作者之一陈钢做客东方艺术中心，为读者讲述“从《梁祝》到红色小提琴”的音乐历程。
在昨天的讲堂现场，陈钢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抖出一个个生动翔实的历史故事，再伴以现场钢琴曲的演绎，令台下笑声、掌声不断， 几十位观众甚至于会后一拥而上，登台与主讲人近距离接触。
“这个作品与我们国家共命运，从没见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对一个作品举行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拥抱《梁祝》就是拥抱纯情时代。” 陈钢清楚地记得，1959年5月27日下午3点钟，在兰心大戏院，《梁祝》首次公演。那一天，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协奏，四年级学生樊承武指挥。“那天我们都很紧张。何占豪坐在乐队里拉琴，我躲在侧幕后面，揣测着这首乐曲将会遭到怎样的命运。俞丽拿的演奏非常动人，简直就是祝英台再世。可是当指挥画出最后一个圆弧后，全场居然没一点动静。”
陈钢回忆当时的感受，“钟好像突然停了，我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大概过了十几秒钟，全场掌声乍起。那时候的掌声不像我们现在，大声叫好或者热烈得很，那时候的掌声是不重不轻，不快不慢，但经久不息，我看到许多观众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陈钢告诉所有在座观众，“这只蝴蝶”其实是逆风而起，创作于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那时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音乐学院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报选题时，《梁祝》排在《大炼钢铁》、《女民兵》之后，是第三备选方案，没想到学院党委书记恰恰在这个爱情主题旁边画了个钩，如果没有他这一画，《梁祝》很可能就被《大炼钢铁》给“炼”掉了。
如果说送给《梁祝》的第一次掌声让陈钢初尝喜悦，那么“文革”开始后《梁祝》遭遇的“喝倒彩”则让他吃尽苦头。“所有的报纸，头版头条，都写着《梁祝》是大毒草，说工人听了《梁祝》，机器开不动了；农民听了《梁祝》，锄头举不起来了；解放军听了《梁祝》，枪杆子打歪掉了。”
在那个不敢有音乐的年代，昆明大学里飞出的旋律却给了陈钢极大的鼓舞。“大学主楼的那个塔顶，始终闪着像鬼火一样的东西，每天晚上都在半夜里出现，然后就有人注意这个动静，断定这是一个反革命活动，在策划某一个东西。某一天晚上，有人把这个塔包围住，破门而入，灯光一照，这里面蹲了一堆孩子，在用老式的收音机听《梁祝》，再一照，全部都是工宣队员们的孩子。这个故事让我很震撼，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从音乐里找希望的光芒，所以我想，音乐是熄灭不了的。”
让陈钢难忘的第三次喝彩是在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碗形露天剧场，好莱坞交响乐团为中国小提琴家吕思清伴奏，曲目就是《梁祝》。“这是剧场建成七十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吕思清的小提琴还没有夹到下巴，前奏刚刚响起，全场就掌声雷动，那声音从山谷里排山倒海而来，此景此情，让我感到这个作品已经超越音乐的意义，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感情符号。”
现场 “我应该叫你钢丝”
讲座中，陈钢时而哼唱越剧尹派唱腔中“妹妹啊”的唱段，说那个梁山伯可真“嗲”；时而弹起《梁祝》的华彩乐段“化蝶”。还为观众播放了他之后创作的“红色小提琴”系列中的《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令现场高潮不断。
待到最后提问环节，观众早已按捺不住，纷纷抢来话筒向主讲人讨教心中疑问。当一名律师激动地告诉陈钢“我是你的粉丝，已经很多年了”之后，陈钢立刻风趣地提议：“我先纠正一下，我应该叫你钢丝。”全场鼓掌爆笑。
观众：贺绿汀曾说过“政治应该与音乐分开”，《梁祝》创作的年代，政治代替一切。我们怎样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陈钢：这是个非常沉重的问题，远不是艺术家所能回答的。但是。今天这么盛大地纪念《梁祝》，让我看到一个国家的进步，这是一个信号，也是政治上提出的以人为本在艺术上的体现。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我说，音乐即人乐。
观众：我听了《梁祝》不下300遍（陈钢插话笑答：你听得比我都多）。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再没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陈钢：现在应该有更加不同的音乐出现才对。现在时代不同了，祝英台大概会嫁给马文才。（全场鼓掌哄笑）
观众：当年和您一起首演《梁祝》的那些人都在吗？樊承武还在吗？
陈钢：我们那些小组里的基本全在。但就是指挥，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樊承武失踪了，他当时长得很高很帅。后来有人说他生了很重的病，但是都不知道他去向何处，我也希望能通过我们报纸寻人启事一下。
观众：我是80后接近90后，您的讲座平易近人、风趣幽默，我也正在成为您的粉丝。我想了解一下，您对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比较。
陈钢：我的父亲陈歌辛曾教导我，音乐只有好坏之分，没有古典流行之分，像他写的《夜上海》、《花样年华》、《苏州河畔》也都是流行音乐，却经典地传唱至今。但，就怕把流行音乐搞成“流星”音乐，现在的一些作品不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是“文化人写的市民歌曲”。
我举个例子：那时的词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千言万语化作沉默”；不是现在的“老鼠爱大米”（全场爆笑）。
当然，我不是说老鼠爱大米不对。去年，我去台湾演出，正好和李宇春同台，很荣幸啊！此前，我连超女都不懂。我和她住同一家宾馆，她出门还有保镖。那天音乐会，唱的也全是流行歌曲，就加我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点缀”，但是因为罗大佑，我却反客为主，成为主角。因为罗大佑说他结婚时用的是我父亲的《永远的微笑》作婚礼音乐，虽然他婚姻失败了（全场笑），但这首歌不老。于是我弹钢琴他唱，合作了这支曲。
音乐会后，有人找我给一个歌手写些鼓励的话，我问是谁，对方答：李宇春。我再问，原来她生日是3月10日，和我同一天嘛（全场大笑）。于是我给她题词：你有粉丝，我有钢丝，我们唱着不一样的歌。对于流行歌曲，我不反对，时间会考验它；但对于经典，应该有敬畏之情，因为它是历史的沉淀。
自述 50年过去了，多么幸运！
陈钢
50年过去了，此时，我们心中可能都在不约而同地想着同一个念头：“多么幸运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都还在‘话蝶’而没有‘化蝶’，都还作为《梁祝》的缔造者精彩地活着……”
2009年3月7日晚，俞丽拿的“话蝶”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成功举行，《梁祝》奏毕，俞丽拿对着台下深情地说：“我还要拉一首《爱的致意》，献给我的两位好朋友——何占豪和陈钢……”我和何占豪相让而上，在舞台上友好拥抱。我们拥抱《梁祝》，也为《梁祝》而拥抱。
音乐会前夕，何占豪打电话给我说：“让我们把过去不开心的事忘掉，好好地过《梁祝》50岁生日吧……” 我们那时合作得非常融洽，非常默契。虽然我们是偶然间从两股跑道上跑到一个中心点的，但基于我们有一种共同的“共和国情结”和将中国交响音乐推向世界的强烈愿望，所以居然创造了可谓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
最近看到有一篇名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文章，似乎我与何占豪过去有过什么“恩仇记”似的。其实，在《梁祝》面前，我们只应有一颗感恩之心和崇敬之情才对。因为，当《梁祝》脱胎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特别是在它已经作为中国的情感标志与文化符号走向世界、进入音乐公共流通领域时，我们都应该珍惜与维护它的形象，而无权因“私”而“仇”了！如果说我们这两个“写手”之间有过什么芥蒂的话，那主要也是因为某些媒体的误传、误导而产生的误读与误解。
50年过去了，50年前的各种场景常会时时闪现。何占豪当年那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亢奋神态，今天依然如故，煞是可爱。我呢，当然也改变不了过去那种连自己都觉得讨嫌的“呆头鹅”式的书生气！
当音乐会结束我走出音乐厅时，一群听众一拥而上，要我签名留念。有一位姑娘从人群里挤到我面前说：“陈老师，我能不能拥抱你一下？”我说：“让我拥抱你吧！” 有多少人从小就听《梁祝》，又有多少人的命运与《梁祝》紧密相连？
孟波与《梁祝》协奏曲创作经过 (人物春秋）
一次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电梯里，我邂逅孟波，当年就是他组织和支持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
2005年的一次活动中，孟波高唱：“向前进，别后退，生死已到了最后关头。同胞屠杀，土地被强占……”当白发苍苍的他唱起自己当年创作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所有参与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都忍不住合着歌声，打起了拍子。
勿忘历史，珍惜现在，开创未来。
会上，参与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同志施平，参加过延安整风、抗日战争、淮海战役等的老同志左英，创造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脍炙人口革命歌曲的老作曲家孟波等5位老同志，以当年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人民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坚定信念、不畏艰难、奋勇抗敌的动人故事。
正是这位老革命，在1959年5月27日下午3时，参加了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开始的上海市音乐舞蹈汇演会。
一个刚出襁褓的艺术新生儿——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走上舞台，奏响了中国民族化交响音乐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礼赞。
在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这部长达26分钟的协奏曲，光荣地重奏了一遍。
中华民族的乐坛上，“彩蝶”就此起飞。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梁祝》协奏曲的唱片发行量已突破百万大关。国人称它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交响乐”。
德雷斯顿乐团团长惊呼：“喔！好一部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这样的音乐太美了！”
世界级小提琴大师艾萨·斯特恩生前曾对《梁祝》赞叹不绝：“好啊，真美丽！”
埃德加·斯诺听完《梁祝》，激动地说：“应该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有这样好的一部交响乐。”他向上海音乐学院要了《梁祝》录音，表示要让他所有的朋友都欣赏到这部好作品。
一位外国音乐评论家认为《梁祝》：“在音乐中贯穿了自己民族的风格，并吸取了西方音乐的特点，这是真正伟大的艺术。”
90年代初，在首都北京，“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金牌，被庄严地献给了《梁祝》协奏曲。这部受之无愧的经典之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增添无限荣耀。
人类的文明实践表明，一部经典之作，有时可以支撑一座城市或一个民族的庞大文化仪表，其效能远远超过百部平庸之作。
于是，探测一下世界最长寿的”蝴蝶”的诞生过程，取经典之“经”，变成一件颇有现实意义的事情了。
先请看一个十分令人惊讶的事实：《梁祝》协奏曲的两位作者，何占豪与陈钢，在完成这部成名作时，年龄分别为26岁与24岁。那年，他们还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
何占豪
在上海音乐学院庆祝建国10周年的校刊上，何占豪、陈钢合写的《“梁祝”的诞生》一文，提到孟波“是我们最敬爱的导师”，“刘品同志常和我们一起务虚，和我们共忧乐，不断给我们鼓励”。孟波则认为：“没有丁善德，就没有《梁祝》。”
陈钢
孟波和刘品，分别是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和管弦系党支部书记，丁善德是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他们是《梁祝）创作的主要组织者。用今天现代艺术生产的术语来说，孟波是这部作品的“总策划”。
1958年初秋，盛夏过后，“热火朝天”日子开始降温。上海音乐学院向全校师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口号，在校园里激起了一阵阵波澜。
白浪滚滚的长江上，一艘银灰色的船沐浴在月光下驶向温州港。船头甲板上，围坐着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一年级小提琴专业的几个同学，这就是以后中华乐坛的风流人物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等。他们组建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其奋斗目标为，早日结束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此刻，在去农村劳动的途中，他们商议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以响应院党委的号召。
选什么题材好？同学们争论不休。最后集中在3个题材1、全民皆兵；2、大炼钢铁；3、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音调基础上创作。船一靠码头，一封征求对以上题材意向的信，带着同学们的期盼，飞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
在温州的一个乡村，何占豪这天刚收工回到农舍，门口突然出现系党支部书记刘品。他受院党委书记孟波的委托专程赶来。
刘品传达的选题意向，使何占豪吃了一惊。孟波收到意向信后，毫不犹豫地在3个题材的“3”字打了一个“V”。一个“3”被一笔勾动，横了过来。神奇的蝴蝶就此进入了胚胎发育期。
然而，何占豪和他的同学真正的选择是，搞一个全民皆兵或大炼钢铁的题材，第三者只是凑数。这是我们当时对文艺不适当的引导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把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视作配合形势的新闻宣传。一大批仅满足于展现生活表象、直露政治倾向的作品，变成了宣传品。诚然，一切艺术都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并非都是艺术。鲁迅先生早就作过这样的提醒。
幸好孟波是清醒的。如果也当时勾了前两者。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梁祝》协奏曲，而前两个题材的作品多半会被历史“遗弃”。孟波之所以明智“选择”，绝非偶然。30年代，他在上海滩当学徒时，就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晚上常到建国西路仁安坊7号冼星海住处求教。1936年，他任《大众歌声》编辑时传播优秀革命歌曲。他本是个音乐事业组织家，以后几十年，他都在文艺单位当领导，有着领导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祝》这个题材，倒也不是政治上先知先觉，当时就识破“浮夸凤”，而是认为小提琴的性格，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生活所需要的气势雄壮、轰轰烈烈的情景。越剧《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剧作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50年代初，越剧《梁祝》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熟悉，容易引起社会共鸣。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任二胡演奏员，有一肚子的越剧音乐。只有音乐家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好。
刘品把孟波的选材依据一一告诉何占豪，当说到最后一点时，何占豪竟来了个自我否定：“我肚子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
看着这位学生泄气的神态，刘品有点慌了。他对何占豪寄予很大的希望。在此之前的一次学校周末晚会上，何占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园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用西洋乐器拉中国乐曲，是洋不洋、中不中，在糟蹋小提琴。刘品却欣赏地跑到何占豪宿舍，赞扬他“有志气”。准确地说，这次演奏是失败的。笛子曲一般特点为节奏跳跃，这次演奏未经改编，只是一个从笛孔到弦线的简单“移位”，琴声自然很不悦耳。然而，就在这失败的演奏中，刘品看到了何迸发出的对民族文化的依恋与忠诚。他鼓励何占豪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音乐大胆探索，这也是孟波在院党委会提出的奋斗目标。正是由于这位学院党委书记的感召，管弦系的初生牛犊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因为受到了系党支部书记的直接鼓励，何占豪一鼓作气把越剧《梁祝》中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几段唱腔音乐连接起来，用小提琴实验演奏。这首当时被称作“小《梁祝》”的乐曲，令一些到上海音乐学院参观访问的外国音乐家惊喜。应该说，何占豪进一步探索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乐，已有良好的实践基础。
然而，这时何占豪却胆怯了。草屋里，油灯下，他坐在一张铺板上，面有难色。刘品打趣地说：“你是个越剧的万宝全书，拉了这么多年，好听的东西多着呢。”
“我已经用完。”
“哪里呀，你只用了一部分。”
“我真的肚子空脱了“，何占豪肯定地说。
“这样吧，你把伴奏过的几部越剧音乐，都哼给我听听。”
何占豪哼起了一段段优美的越剧音乐。“停！”刘品打断何占豪的哼唱：“这段音乐很好。”
何占豪继续哼唱起来。“停！这段也很好。”刘品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欢欣。
哼着，哼着，也许是这些乐曲太动听了，何占豪的哼唱声越来越低，渐渐响起了轻轻鼾声：他睡着了。一整天的田野劳作，他太累了。
当雄鸡叫起太阳的时候，何占豪张开了朦胧的眼睛，只看到桌上放着两只桔子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何占豪同志，你一定要充满信心，把这个曲子搞上去！因为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刘品天亮之前赶到码头乘早班船回沪去了。他留下激励与信任。而这，正是青年人建立自信、成长发展的重要精神需求。
刘品原是总政歌舞团一位优秀的长笛演奏家，曾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本科。他从小参加革命，早年入党，还在学生时期就当党支部书记。尽管他比何占豪才年长1岁，却因长期的实践及组织工作锻炼，显得十分成熟。温州之行，显示了他与他的直接指挥者孟波所共有的艺术与思想的双重领导能力。这正是现在不少艺术生产组织者十分短缺的基本功力。
人的积极性与实践创造能力，并不完全等同。那个年代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将两者划等号，酿成历史悲剧。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从未学过作曲。他虽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就像从布料到成衣，需要技术一样。对这一点，孟波十分清楚。
孟波向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把作曲系四年级的一位高才生介绍：给孟波。他就是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陈钢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的两个名字，就此“联姻”，与“蝴蝶”同时成对高飞。
在孟波决定调用陈钢的时候，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
在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不仅“识才”、“用才”，还敢“护才”。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当时多么需要这种政治上的信任与保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园里传出另一种非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怎么能把这种东西向国庆10周年献礼”？
为了使两位学生的创作情绪不受影响；孟波主动找他们消除思想顾虑。《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反封建的主题既然是进步的、革命的，就可以向国庆献礼。听了这番话，两位作者坚定了信念。
然而，作为一所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孟波的职权范围毕竟只在校园之内；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作品，也不只是校内的“自娱自乐”。《梁祝》协奏曲要走向社会，首先上海这座城市能否接纳它？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孟波不能不有些担忧。
《梁祝》协奏曲刚定稿，他就组织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试奏一遍，然后把录音带直接送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征求意见。石听完录音连说：“很好听！”孟波这才放心。他不是想邀功，而只求在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管理部门预领一张“通行证”，确保艺术家的劳动成果得以实现。
诚然，《梁祝》在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时候，不仅顺利通过，且独领风骚，声誉鹊起。这是多么地幸运！然而，〈梁祝〉对于孟波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有人认为，孟波组织《梁祝》创作，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告到中央，以致周恩来碰到孟波时，劈头一句话就是：“怎么？你在排斥西方的东西！”陈毅一次到上海视察经济工作，突然打电话给孟波，说要马上到音乐学院看节目，并指出，要全部西洋的。在看完演出之后，陈毅表示满意，在即兴发言中，他严肃地强调：“不能排斥西方优秀艺术”，接着，他又补充道：“当然也不能没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来自国家高层领导的责询，使孟波蒙受难以言喻的委屈。
这是一个火热得可以使人头昏脑胀的年代。一阵“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脚步，粗暴地践踏了科学。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园里，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画像，都被打上了“X”。孟波严肃地指出。“不要这样做，只要不把他们当作偶像就可以了。”他还指出，要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音乐，首先要向优秀的古典作品学习、借鉴。在践踏科学的年代，给科学以最高的尊重，这就是《梁祝》协奏曲的成功之本。
在何占豪与陈钢进入创作阶段，孟波和刘品分别发动院和管弦系的专家一起给予具体的艺术指导。
在这个关键时刻，丁善德教授当起实质上的“艺术总监”。1928年，上海国立音专建校时，丁善德与张曙、冼星海等同志是首批学生。后来，他去了巴黎音乐学院深造，曾创作多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交响乐作品。在接受指导创作《梁祝》的任务后，他对陈钢“单个教练”，逐一讲解各种奏鸣曲的曲式结构，并一次次地审读两位学生喷出的每一个乐段，提出修改意见。对于其他老师、专家的意见，丁教授帮助两个学生进行综合、梳理，取其精华。
民乐系主任、著名国乐家卫仲乐教授，向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开设讲座，讲解民族乐器的各种演奏技巧，帮助学生们实现小提琴演奏的“洋为中用”。
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赵志华，向何占豪介绍各种小提琴演奏技法，为他提供各种艺术示范。
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演奏家陈又新教授，为小组同学边讲解边演奏各种小提琴协奏曲。
当两位作者决定将二胡的捐法写进协奏曲时，有人以为：“用两条弦演奏不能发挥小提琴功能”，还有人以为：“把二胡的滑指用到小提琴上去，是破坏小提琴的演奏法则”。有些贡难来自个别专家，两位尚幼稚的学生犹怎了。
刘品以系党支部书记的名义，组织全系的专家展开论证，为两位学生的艺术创造提供实践与理论依据。
在交响乐中被称为“美丽的公主”的小提琴，有4条歌唱的琴弦，倘然以为所有的演奏都．必须用4条弦，实际上是忽略了小提琴性能的；多样化。韦尔汉根据巴赫咏叹橱改匀的“G弦·上的咏叹调“，以及帕格尼尼的罗西尼主题的“摩西幻想阶’．乃是在6弦单根弦上唱出动人的歌。现在将二胡的技巧移到小提琴的两根弦上完全可以。
小提琴的演奏方式，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13世纪小提琴刚发明时，琴是放在胸口．演奏的，只能拉第一把位。后来出现的新技，曲眺弓、揉音等，一开始时都曾被视为“大逆不道”。事实上，各国民族风格的乐曲及演奏方法；为小提琴艺术的发展作出过不少贡献。因此，把中国民族风格的乐曲和演奏技巧用到小提琴上，非但不损害其传统，还能扩成艺术表现力。“两位学生吮吸着丰富的艺术养料，吐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只有中国二胡琴弦上才有的滑指手法，终于首次出现在小提琴演奏上，使《梁祝》在表现满腔悲愤、痛苦欲绝的情感时，产生了但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还有中国越剧、京剧中常用的倒板、嚣板等，首次进入协奏曲，使《梁祝》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小提琴协奏曲在此实现了一次彻底的中华民族化。
在1959年5月27日下午首演时，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全体同学都参加了演出。18岁的俞丽拿荣任小提琴独奏；并由此获得终身荣誉。乐队指挥是指挥系学生樊承武。
这是一个奇迹。这部“为中国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开拓一片绿野”的《梁祝》协奏曲，作者都是学生。而且，这两位学生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部经典之作从选材到创作，直至走上舞台的全过程。
我们当然要向两位年轻的天才作曲家表示敬佩，我们当然也不能不向这两位青年人背后的那个高智商的母休一这个高等乐府的专家群体，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全身心的投入，使两个学生缩短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漫长路程：也使这部作品缩短了必要经历的生长周期。这是一个现代化大生产的艺术成果。“总策划”孟波，实际上是这个“大生产”的“总调度”。
在延安时期，孟波就担任过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中央交响乐团指导员。在刘少奇任校长的鲁艺华中分校，盂波分管教务，兼庄音乐系主任仑建国后，他任过天津、广州市文化局长）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调到上海音乐学院之前，他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任秘书长。这些经历赋予才干。
《梁祝》协奏曲的最初一稿，写了相爱、抗婚、投坟这几个段落。尾声是投坟之后第一主题“怀念”的再现。孟波在审读了初稿之后，把何占豪与陈钢叫到协公室。他否定了这样的结束处理。
“怀念是必要的，但给人压抑的感觉。音乐要传神。”孟波建议尾声增加一段“化蝶”：“这是对封建势力最强烈的反抗”。接着，他向两位学生讲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把两位学生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
于是，《梁祝》有了现在富有浪漫色彩的“化蝶”，作品因此实现了ABA的曲式结构，作为交响乐的艺术形态，更显完整。更主要的意义，它使协奏曲的主题有了一个升华。评论家称“化蝶”为全曲“点睛之笔”、“灵魂所在”。
“点睛之笔”出自孟波，也非偶然，他不仅是音乐事业的组织家，也是个优秀的作曲家，他抗战年代作曲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60年代初作曲的《高举革命大旗》等歌曲，都唱遍中华大地，并成为中国一段历史的代表作。出色的生产组织家，自己应该是专家。这样就能在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给作品来个“点睛之笔”．使其达到理想的艺术高度。作为艺术事业的组织家，也只有这样，才能显现令他人信服并自觉追随的魅力。
都说中国现在的文艺，力作短缺，精品太少！舆论正在发出热切、焦灼的呼唤。
而我要说，今天，首先是一流的艺术生产组织家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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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智慧的结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何占豪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问世已近半个世纪，当年参与创作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首乐曲竟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现在几乎成为国际乐坛上中国音乐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了。随着乐曲知名度的提高，何占豪、陈钢、俞丽拿三位当年凭着参与《梁祝》创作和演奏而一举成名的小青年，也越来越被人们看作是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了。
几十年来，记者频繁采访，媒体年年曝光，把三个人因为《梁祝》的成功而越抬越高。可是我心里总觉得别扭，一是因为我们三人仅仅是当年《梁祝》创作过程中部分工作的参与者，而为《梁祝》付出精力的师生很多很多，有的还是《梁祝》成功的决定性人物。二是因为有的文章和言论太离谱，甚至为了炒作而歪曲事实，很不应该。我多次讲过，不要“神化”《梁祝》；如果能实事求是的从它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吸取某些经验或教训，也许对年轻一辈音乐家们有所启发，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民族音乐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也应该留下一部真实的《梁祝》诞生的历史，供理论家们去总结研究。否则，多少年后，人们就很难辨别真伪了。因为我是这首乐曲从开始创意到完成全曲整个过程的参与者和知情者，我有责任提供给大家。这就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梁祝》协奏曲的创意从何而来？
梁祝的故事原是民间传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上海越剧院创编的越剧舞台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于编剧、表演出色，音乐优美，纷纷被全国越剧团效仿演出。我当时是浙江越剧团一名小提琴兼扬琴的乐队演奏员，参加“梁祝”的演出大概不会少于几百场，所以对越剧《梁祝》的音乐当然是比较娴熟的了。1957年，我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进修班，与本科学生丁芷诺、俞丽拿等成了同班同学。那个年代的教学制度规定，每学期必须抽出一定时间下厂下乡，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艺术院校的学生还要就地为工农大众演出，由于我们在校学的教材几乎都是外国乐曲，工农大众听不懂；农民要求我们演奏沪剧、越剧的音乐，可是小提琴的中国乐曲很少，更没有一首是越剧、沪剧音调的。同学们深深感到自己在农村几乎没有立足的余地。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自编自演说“相声”，想不到业余说相声比专业拉提琴还受欢迎；我们这些学小提琴的怎么不“伤心”。
回到学校我们一直议论一个问题：西洋乐器小提琴怎样才能被中国民众接受和喜欢呢？身为系领导的刘品同志首先提出了一条探讨性的意见，他认为“小提琴要使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必须解决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而小提琴民族化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作品问题。”包括我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同学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我们很仰慕俄罗斯民族学派的作曲家们，因为他们写出了不少具有俄罗斯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可惜我们没有学过作曲，觉得有力也使不上；但刘品先生一方面号召大家“打破迷信，解放思想”，开展群众性的创作活动；另一方面，他向我建议组织部分同学成立一个“研究小提琴如何民族化” 的学术性组织。当我把这个消息转告其他同学时，大家非常激动。1958年8月9日，在刘品先生的倡议下，小提琴专业的六位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他们是：何占豪、丁芷诺、俞丽拿、沈西蒂、张欣、朱英。除我之外，他们大多都是新中国第一批国内培养出来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演奏人才，是一群立志于创造中国小提琴学派的年轻人。短短的几个月，就创作改编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弦乐作品。其中两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首是由丁芷诺编曲由我担任独奏的小提琴曲《二泉映月》，另一首是我写的弦乐四重奏《梁祝》，这首小小的《梁祝》可以说是后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源头。说它是源头是因为我当时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根本没有想过以后要写什么大曲子，只是因为在农村艺术实践时，农民要求我们用小提琴演奏越剧、沪剧，我才编了这首乐曲。 想不到前来上音视察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同志，听了弦乐四重奏《梁祝》后，认为“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调，是一条新路子”， 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探索下去。时任上音党委书记的孟波同志向我传达了他的意见。说实在的，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子”，也不知道这条路子该怎么走下去。
时逢上海音乐学院筹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曲目。有一天，全院有关领导和专家开会商讨献礼曲目的题材，我作为唯一的学生列席了这次会议，就在这个会上，领导问我实验小组有什么打算，是否可以写一首较大型的小提琴曲作为献礼曲目，我口头答应了，但心里是虚的，因为我们都是业余作曲，从来没有写过大型乐曲。但实验小组同学听了我的传达后却十分兴奋，提出了“大炼钢铁”、“女民兵”等现代题材。当我提到是否应该考虑文化部领导“新路子”的意见时，同学们一致同意可以考虑用越剧音乐作素材写一首大型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三个题材让领导选择。孟波副院长冒着风险决定要我们写《梁祝》。所谓“冒着风险”是因为在当时“大跃进”的政治气候中，文艺界盛行“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口号，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决定，显示了他的魄力和领导水准。这就是《梁祝》协奏曲创意由来的漫长过程，它的创意是“上音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领导的启示下做出的一项集体决定。
实验小组对《梁祝》协奏曲的贡献
大众喜欢《梁祝》，听懂《梁祝》，这与《梁祝》旋律的亲切感和独特的作品构思有关。而这二点恰恰是《梁祝》的作者们贯彻了实验小组关于小提琴如何民族化的思想的结果。
当年“小提琴必须民族化”的提法一出来，师生中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提法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前辈马思聪先生早已用民族音调作素材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小提琴作品，如《思乡曲》《西藏音诗》《回旋曲》《跳龙灯》等曲，既是民族的，又较充分的发挥了小提琴的技巧。但另一种意见也就是实验小组的意见认为：马先生虽是小提琴民族化的先驱，但必须看到一个现实，他的多数作品普通老百姓较难接受，因为他的创作手法基本上是西方的（也许这一说法不够确切），一般听众听起来不够亲切。同学们提出音乐不但要“民族化”而且要“群众化”，要让老百姓听懂。为了达到“群众化”的目的，管弦系师生创作改编了一批尽可能让老百姓感到亲切的小型作品，如：《二泉映月》（丁芷诺编曲）、《四季调》（王家阳编曲）、《步步高》（广东音乐）、《梆子风》（王伟一曲）、《江南好》（谭密子曲）等。他们认为在旋律发展上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老百姓才会有亲切感，在演奏上必须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才能使旋律保持更浓厚的民族风格。实验小组不但和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创作，同时也化了不少精力研究总结提琴上的民族风格演奏手法。
《梁祝》协奏曲演奏上民族风格的来龙去脉
《梁祝》协奏曲获得广大听众的喜爱，除了作品本身外，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是重要的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浙江越剧团是戏曲团体中最早使用部分西洋乐器伴奏的戏曲团体之一，我在乐队中演奏小提琴，由于小提琴音色优美，这种尝试得到部分演员和乐队的支持，但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少。原因是小提琴演奏不出戏曲风格，在戏曲乐队中相当格格不入。两派意见闹得很凶，有时甚至给对方扣上“保守”和“冒进”的帽子。越剧界著名琴师贺仁忠先生认为小提琴是西洋先进乐器，戏曲中用它可以增加表现力，但必须解决演奏风格问题。他一方面用胡琴作示范，教我如何从给演员的“托腔”中学习越剧风格，另方面用《二泉映月》作教材，教我各种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我在实验小组中演奏《二泉映月》和弦乐四重奏《梁祝》时，就是用贺仁忠先生教我的那种风格性的演奏手法。而实验小组对这些手法进行了归纳、提炼和规范化，就如赵志华所说的：“使小提琴的特殊性能与中国民族音乐语言结合起来，把小提琴的传统技巧与中国民族风格的表现手法结合起来。”并且我们用一些特定的记号示意提琴上特殊的演奏手法。《梁祝》总谱出版时，总谱上的“演奏说明”就是实验小组的探讨成果。
对提琴上风格性的演奏手法，有时我们自己也持怀疑态度，主要是顾虑是否会影响提琴上的“把位”概念，从而影响系统的正规学习进程。倒是一次外国艺术大师们的鼓励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当时有个国际上颇有名气的捷克斯洛伐克四重奏团到上音来访问，他们明知我国那时还没有像样的弦乐四重奏乐曲，还是友好地表示愿意演奏中国的四重奏作品；幽默的丁芷诺居然在大师们面前半开玩笑地把我自认为不上大雅之堂的四重奏《梁祝》推荐给他们，而这些大师们不但在他们的驻地锦江饭店试奏起我这个业余作者的作品，而且要求我们告知他们如何掌握这些风格性的演奏手法。国际大师对民族风格演奏的认真态度，更坚定了我们走提琴民族化道路的信念。
实验小组对《梁祝》协奏曲另一个贡献就是作品的构思。同学们随着音乐“民族化”、“群众化”口号的讨论，又引伸出了“群众的音乐思维习惯”这样一个理论性的问题，甚至提高到“民族的音乐思维习惯”的高度。这一论点认为西方无标题音乐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听众难以理解“奏鸣曲”、“狂想曲”、“序曲”一类乐曲的内容；而《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这样标题鲜明、内容真切的中国传统乐曲才符合中国听众的音乐思维习惯。实验小组也持这一观点，并以此为指导去进行《梁祝》协奏曲的构思。
实验小组内部是有较明确的分工的，我和丁芷诺负责创作，俞丽拿、沈西蒂负责演奏，张欣、朱英负责理论。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边理论探讨一边实践，这种为民族音乐奋发图强的精神，得到了当时前辈音乐家的鼓励和关注。虽然我们是业余创作，但出来的作品影响却不小；就拿丁芷诺编写的小提琴独奏《二泉映月》来说吧，由于演奏上的民族风格和弦乐队的丰富伴奏，颇有新意，不但受到群众的欢迎，而且引起了前辈音乐家的创作欲望。丁善德教授编写了弦乐四重奏《二泉映月》（1960年）；吴祖强教授编写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1970年前后），两位教授还借阅了这位年轻女学生的总谱作参考。丁芷诺可算得上是我们实验小组里的创作女才子。而后《梁祝》协奏曲的创作任务很自然地落到我们两人的肩上。
刘品——《梁祝》协奏曲的总策划
这里我要特别记述刘品同志对《梁祝》协奏曲诞生所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刘先生当时任上音管弦系长笛教师并兼任系党支部书记。当我们这些年轻同学在农村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深感学非所用而苦恼时，是刘品先生首先提出“小提琴必须民族化”的设想。顿时使我们这些拉琴的年轻人感觉有了方向。当他发现我在小提琴上演奏《二泉映月》很有民族风格，而又用越剧音调写弦乐四重奏《梁祝》，觉得我可以作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骨干力量，建议我把有志于“小提琴民族化”事业的同学团结在一起，成立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虽然我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实际上，小组的工作计划、理论探讨等活动，都是在刘品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当《梁祝》协奏曲的题材确定后，我产生了严重的畏难情绪，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作者，不敢接受这么重大的任务时，是他对症下药的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他认为我有条件为小提琴民族化作出更多的贡献，但也指出我过分迷信作曲大师们的天才，没有看到自己“满肚子民间音乐”的优势。他说：“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正是这句话，解开了我思想中的疙瘩，才使我有勇气投入到《梁祝》协奏曲的创作中去。我可以说，没有刘品先生当时对我的开导和鼓励，我是不会去写《梁祝》的，也许今天就不会有《梁祝》这首协奏曲了。但刘先生又清醒的意识到：虽然我们实验小组这些青年学生有志气有抱负，也写出了一些群众喜爱的作品，但终究是业余写作。要创作如此大型的协奏曲，如果没有作曲专业老师作指导，较难有成功的希望。按他当时的说法是：“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头脑。”在当时所谓的“大跃进”的政治背景中，社会上盛行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的情况下，刘品先生能用冷静的头脑领导实验小组的创作，确实不容易。为了争取上音副院长，也是上音最权威的作曲家丁善德先生的支持与指导，刘先生建议我代表实验小组去邀请丁善德先生的学生陈钢来参与《梁祝》的写作，一方面可以解决大乐队的配器问题，因为演奏专业学生没有系统地学过配器课，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和陈钢一起到丁院长那里去亲自听取他对《梁祝》创作的指导。虽然陈钢当初没有答应和我们合作，但刘先生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和丁善德副院长的支持，这一设想的实现是后来《梁祝》协奏曲得以较高质量问世的重要保证。
创作《梁祝》协奏曲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和丁芷诺合作：时间是1958年秋天，当时我们实验小组同学正和大家一起在浙江温州一带慰问人民解放军。当刘品同志代表上级领导向我们两人交代创作任务后，虽然没有作曲老师给我们作具体的指导，但由于前一阶段实验小组在音乐“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进行过多次理论上的探讨，在作品构思方面，我们二人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即在尊重“群众思维习惯”的前提下，采用有鲜明标题的多段体结构；把协奏曲按“梁祝”故事情节分成：草桥结拜、三载同窗、长亭惜别、楼台会、哭灵投坟等多个段落来写。构思确定后，就由我执笔先写“草桥结拜”中的爱情主题，也就是要写贯穿全曲的第一主题。在写主题之前，刘品先生曾很慎重地向我指出：《梁祝》四重奏中的爱情主题虽然比较优美，但缺点是不够深刻，协奏曲的爱情主题一定要在“深刻”上下功夫。正因为有他的提醒，才促使我重新在越剧中找深情的素材，写成了现在这样不仅优美而且深情的爱情主题。接着又写了“三载同窗”中活泼的小快板主题。两个主题都得到了合作者丁芷诺同学的认可。尤其使我高兴的是，爱情主题受到我的提琴专业老师赵志华教授的赞扬，他是第一个给主题画上了弓法、指法，并作示范演奏的老师。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乐曲有了构思的雏型，创作了全曲最主要的爱情主题。
第二阶段是我和陈钢合作，时间是1959年2月到5月。由于陈钢不了解实验小组对提琴民族化的迫切心情，同时他自己也将忙于写毕业作品，所以当初没有答应和我们合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他的专业老师丁善德副院长决定要他参加实验小组的创作，不再另写毕业作品时，他就服从领导的决定同意和我们合作了。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学时，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高兴，大家觉得实验小组第一首大型乐曲有成功的希望了。有丁院长的亲自指导和有作曲专业同学的参加，起码大乐队的配器不用发愁了。就在这个时候，丁芷诺同学主动提出自己退出《梁祝》协奏曲的创作。记得是在一次实验小组会上，当刘品先生正式告知大家领导关于陈钢参加协奏曲创作的决定时，丁芷诺表示下一阶段的创作“自己不必要再参加了”，她认为乐曲已有初步的构思，越剧风格的旋律自己也帮不上忙，配器有陈钢已足够了。刘品先生听了她的表态后，用“那也好”三个字表示了同意，然后表扬了小丁“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从工作出发”的高尚风格。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悔，当初我为什么不提出留住丁芷诺；如果是三个人继续合作，就更能体现出这个作品是实验小组的集体劳动成果了，也许以后可以少许多是是非非。
虽然我和陈钢以前不认识，但当我知道他爸爸就是作曲家陈歌辛先生时，一下就感到比较亲近，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爸爸到杭州浙江越剧团来体验生活时，曾热情地辅导过我，我还用小提琴试奏过一段他写的旋律。所以每次到他家去合作《梁祝》，见到陈钢的妈妈和妹妹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我们两人的合作也出乎寻常的融洽，因为我们两人在专业上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的民间音乐底子较厚，擅长写旋律，对小提琴的性能比较熟悉。他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作曲专业知识的掌握较全面，有相当的钢琴基础。他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说得确切一些，当时我们两个是尚未全面掌握作曲知识的青年学生，根本谈不上是作曲家。根据我们当时各自的特长，很自然的形成了二人合作的“流水作业线”：在统一构思下，以小提琴为主的段落，由我先写旋律，用提琴演奏给陈钢听，他提出意见或建议，我当场修改或回去考虑，直到二人都满意；接着由他配上钢琴伴奏，再到丁院长那里去上课。以乐队为主的段落如果需要鲜明的民族风格或戏曲风格的旋律，我会建议他怎么写，其他的则由他先写，在钢琴上弹给我听，我也提出我的感觉供他参考。全曲（缩谱）完成，由他配器。
陈钢在曲式结构上对《梁祝》有较大的贡献：用单乐章奏鸣曲式的结构来写《梁祝》是陈钢首先提出来的。虽然和原先情节性的多段体构思有矛盾，也是两种思维方式；但经过二人思索和商讨之后，终于使二者统一起来了；在原有情节性构思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奏鸣曲式中对比、展开、再现等原则，使乐曲的创作既符合音乐陈述、发展的规律，又尽可能适应老百姓的思维习惯。所以《梁祝》在结构布局上形成两种叫法：以奏鸣曲式来称谓，叫它主部、副部、结束部、展开部、再现部等；以乐曲内容来称呼，还是叫它“草桥结拜”、“三载同窗”、“长亭惜别”、“英台抗婚”等。对西方的曲式，我们吸收了它规律性的合理部分，没有把它当作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如“长亭惜别”的内容，按奏鸣曲式结构的位置，刚好在呈示部中的结束部，也许有史以来的奏鸣曲，没有这么长大的结束部。所以，我们的老前辈、曲式学权威钱仁康教授在课堂上分析《梁祝》时说：“《梁祝》的曲式，作者自己称它是奏鸣曲式，我看不太像，更像回旋奏鸣曲”。钱先生的“不太像”三个字，击中了要害，它确实已经不是典型的西方奏鸣曲式了，已经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整首乐曲还是贯彻了实验小组所主张的“标题鲜明”、“内容真切”这一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陈钢在乐曲的每个组成部分中的曲式结构，也是考虑得比较仔细的。如“草桥结拜”（主部）他希望在爱情主题之间有个中段，象征二人相遇，形成三部曲式的结构，我就用越剧中“弦下调”的音调和他共同写成对位的段落。“三载同窗”（副部）他提出可用回旋曲式的结构，我就补充写了小快板的模仿古筝的第二个主题，两个小快板主题，经过共同商量安排，就很快地按照较为典型的回旋曲结构，由小提琴和乐队交替出现，塑造了“梁祝”同窗三载共读同玩的形象。
在和陈钢的合作中，我发现他对主题的变化与发展，有较为丰富的想象，从引子的材料中来塑造封建主题，用第二小快板主题改变节奏重音的办法，发展成抗婚的音调，这些好主意都是他出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我把“楼台会”的一段旋律拉给他听时，他立刻建议第二段写成复调，用小提琴和大提琴对答，塑造“梁祝”共同倾诉的形象。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和他的合作中，我也学到了不少专业知识，由于这种各自擅长的互补，写作进程也很快。但使我疑惑不解的是，他有变化发展主题的想象，却很少自己动手写主题，几乎全曲主要主题的旋律都等待我写。与他合作之前，我写好的爱情主题和小快板主题，他都表示满意，只对爱情主题提了个小意见，建议第四乐句结尾去掉二拍，理由是主题简洁一些为好。虽然我有“简洁而不够深情”之感，由于这是合作者的第一个意见，且无碍主体，我也就同意了。以后根据新的构思，凡是需要新的主题和旋律，他都叫我先写，而只把自己处于对新主题鉴赏和建议的位置。当时我想，作曲系同学为什么这样怕写旋律？是不是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作曲技法而没有曲调？可能他们认为旋律不是学问，所以陈钢从来不问我《梁祝》中这些动人的旋律出自何处。也许直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他也不知道这些旋律是如何创作的，有时免不了对媒体胡说几句而误导了听众。
《梁祝》中较为动人的主题和旋律的来龙去脉
（一）《梁祝》爱情主题创作的灵感来自于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唱腔中的一句表达爱情的吟腔。越剧《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声“妹妹呀”和《盘夫索夫》中王玉林深情的呼唤“娘子呀”，是最典型的表达人物感情、也是越剧观众最痴迷的有代表性的尹派吟腔。《梁祝》爱情主题第一句开始，就是用了这句吟腔的音调。虽然整个乐段采用了江南小调典型的“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但在每个乐句中仍然用了越剧“尺调”唱腔中的一些深情的曲调。使整个主题既有江南风格又有越剧味。
（二）“三载同窗”（副部）中小快板第一主题的创作素材，来自越剧的动作小过门，我们年轻时称它为“百听不厌的百搭小过门”。所谓“百搭”的意思，就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用。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多功能的意思。我听越剧前辈说，这是从京剧中移植过来的，众多戏曲都在用。1956年前后，浙江越剧团排一个小戏叫《跑驴》，我为该戏作曲时，曾用这个小过门改编成一首跳跃的乐队小曲，“三载同窗”中小快板主题就是在这首小曲的基础上改编过来的。正因为这个戏曲小过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小快板主题很快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三）小快板的第二主题取材于民间古筝乐曲《渔舟唱晚》中一个很有特色的节奏型。实际上这个节奏型只适合古筝演奏，并不适合其他乐器，当时为了民族化，想尝试一下用外国乐器演奏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调，目的就是为了让听众有亲切感，结果在小提琴上演奏起来有相当的难度，由于当时我的民族音乐知识有限，再没有找别的素材，总的音乐形象还可以也就定稿了。有意思的是，1990年我将《梁祝》改编成古筝协奏曲，这一段的效果比小提琴好多了，可见外国乐器演奏有民族特色的音调，还需更多考虑乐器的性能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四）感人的“楼台会”旋律，是参考越剧《白蛇传》中白娘娘“断桥回忆”的一段悲切的唱腔，和越剧《梁祝》中祝英台的哭腔融合改编而成。“断桥回忆”原曲是浙江已故著名琴师贺仁忠编写的，采用的祝英台哭腔是浙江已故前辈演员张茵的特色唱腔。整段音乐是为塑造梁祝互诉衷情的形象而重新编曲的。
（五）“哭灵投坟”这段悲天动地的音乐，过去一直讲曾用了京剧的导板，其实并没有京剧的音调,只是第一句用了京剧导板的格式。整段音乐主要采用了越剧紧拉慢唱的嚣板和绍剧中富有特色的“二凡”腔。原汁原味的越剧“尺调”哭腔，抒发祝英台痛不欲生的悲痛情感,乐队铜管演奏的是稍加变化的激昂的绍兴大班(即绍剧)“二凡”高腔。这种富有浓浓的民族民间味的展开部写法，在外国交响音乐中较难找到，而中国听众能很快地起共鸣，因为这些音乐语言都是他们自己的。
（六）再现部中表现蝴蝶翩翩起舞那段优美的音乐，是从当年苏昆剧团演《游园惊梦》的昆曲曲牌中提练出来的。把商调式的昆曲音调和徵调式的越剧音乐用“移花接木”的方法连接起来，使二者的风格得到了新的统一。
一般来说，音乐是不适合二个人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表达内心感情的旋律是不可能你一句我一句来拼凑的，这是音乐界的常识。但是在那个年代，由于建国不久，文化界、科技界个人掌握的知识有限，一时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就采用一种叫“蚂蚁啃骨头”的 形式；众多小蚂蚁由于同心合力，居然能抬起一块大骨头。依我看《梁祝》的成功，一方面是这种蚂蚁式的团队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它也采用了符合创作规律的合作方法。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合理解释和总结《梁祝》成功的各种因素，才有利于对后辈的启示。
两位专家领导在具体创作中的重要指导
一位是我们的课堂老师丁善德副院长，他对我们的乐曲构思和旋律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在音乐创作上民族与国际、中与洋之间的关系，他的态度非常鲜明。第一堂课他就问我：“你们的协奏曲准备取什么名字？”我一时答不上来；因为外国交响音乐作品中，除了交响诗、交响曲等体裁有些标题音乐，凡是协奏曲类几乎没有作曲家按上标题。我把犹豫的理由告诉老师后，老师马上说：“为什么一定要跟外国人一样？既然内容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取这个名字。外国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很好吗？”短短几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向外国人学习不要盲目崇洋。为了协奏曲更有民族风格，陈钢和我商量在配器中加了一组琵琶；丁先生听了后立刻指出“如果外国人想演《梁祝》，他们不会弹琵琶怎么办？”接着又说，“音乐民族化不是简单化”，“不是加些民族乐器就算民族化了；要在音乐上下功夫。”即使在那个年代，丁先生就想到，创造民族的音乐不仅要使中国人喜欢，还要面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来演奏中国的交响音乐作品。
另一位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作曲家孟波，不仅有远见地为实验小组选择了《梁祝》这个小提琴民族化的题材，而且在审听初稿时，对二位“无知”的年轻作者，提出了一条关系作品成败的意见。初稿中，《梁祝》没有“化蝶”。当他发问“为什么省去化蝶？”时，我竟然回答说：“新中国青年不应该相信迷信，人死后不可能化成蝴蝶。”这种傻话足以证明我们当时幼稚到何种程度。孟波副院长笑嘻嘻地向我们解释说：“恐怕不能这么看问题，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不但要把‘化蝶’写好，而且要写得更美。”如果没有他这番谆谆指导，也许今天的《梁祝》就没有那么美了。
《梁祝》的演出
《梁祝》的真正首演者是我和陈钢，我小提琴独奏，陈钢伴奏；时间是1959年5月4号,地点在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这是一次五四青年节的纪念活动，也是我们二人献给自己节日的一份礼物。算是学院内部首演吧。管弦乐版对外首演我就没有资格了，因为我的提琴技巧太差，如果排名次的话，大概是全院倒数第三位。我从农村出来，十六岁才看到小提琴，十七岁才开始学琴，再苦练也难以克服高难度的技巧。虽然快速技巧比不上别人，但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抒情乐曲，我的演奏就“特有一功”了，因为我对民间音乐的感觉特好，当年实验小组演出《二泉映月》，独奏演员就非我莫属了。但话又得说回来，风格性的演奏手法，短期内是可以学会的，高难度的提琴技巧，没有“童子功”是不行的。何况《梁祝》中的独奏部分我还写得挺难的。实验小组同学差不多都有“童子功”，于是，我把乐曲中具有浓厚民族风格和戏曲风格的音乐要求和某些演奏方法告知实验小组同学，使她们尽快掌握，几位同学同时准备独奏。最后经老师们讨论，认为俞丽拿、沈榕两位同学在技巧和风格上掌握得比较全面，决定对外首演由俞丽拿同学担任。沈榕同学随后也录制了唱片。
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确实相当纯朴，怎样对国家有利，对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做。记得刘品先生曾对我说，俞丽拿在演奏上比较有发展前途，暂时不要让她参加实验小组，使她有更多的时间练琴，将来在国际比赛方面，就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我理解刘先生的意思，因为实验小组同学除了完成自己的功课作业，还要花很多精力去搞业余创作，同时，在民间音乐的学习方面也要花不少时间。白天时间不够用，有时就利用晚上睡眠时间“挑灯夜战”；瞌睡了，用自来水冲一下脑袋。同学们为提琴民族化而奋斗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但刘先生作为领导，还需要从爱惜人才和合理培养人才的角度考虑问题。当俞丽拿知道不让她参加实验小组的消息时，好像受了满肚子委屈。在实验小组成立那天会上，她流着眼泪对同学们表示自己的决心：“我不愿意领导对我特殊照顾，我宁愿在小提琴民族化的道路上作为一颗铺路石，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便将来不能成名成家，也决不后悔。我希望大家同意我参加实验小组。”同学们很受感动，都希望刘先生改变主意，让俞丽拿同学也参加实验小组。
实验小组同学认为俞丽拿参加小组对开展工作有利，都欢迎她参加，而且把小组集体研究的成果－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提供给她，与她共同探讨，希望她首演获得成功。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是每个实验小组成员引以为自豪的。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距离《梁祝》试奏愈来愈近的日子里，有一天，陈钢突然告诉我说，他写的《梁祝》总谱全丢了，说是放在自行车后座，可能丢在马路上，肯定找不到了。这一意外事件让大家很着急，而陈钢说他可以重新写，但时间可能来不及，已经退出《梁祝》创作的丁芷诺，就主动提出帮陈钢配器，现在总谱上“草桥结拜”那段小快板，基本上是她配器的。她参加了第一阶段的创意和共同构思，又参加了第二阶段的配器，可是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她参与过《梁祝》的创作。更没有想到要署名。这种“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高尚风格（我们那个年代叫共产主义风格），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俞丽拿小提琴独奏，樊承武（指挥系同学）指挥，上音管弦系学生管弦乐队协奏。丁芷诺任乐队首席；我坐在丁芷诺后面参加乐队演奏。当乐队奏完全曲最后一个音，场内居然鸦鹊无声，过了好一阵子，才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许听众沉浸在音乐中出不来了。演员、指挥鞠躬谢幕，掌声不停；我从乐队中站起来，陈钢从观众席中走上台表示感谢，掌声还是不停；指挥破例地把乐曲的后半部分再重奏了一次，才满足了听众的要求。也许是成功了！听众、领导和前辈艺术家们都非常激动，前来向我们祝贺；我说不出我当时是什么心情，没有像大家那样激动，只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任务总算完成了。自从实验小组成立以来，我感到压力太大了，深怕辜负领导和同学们的期望；观众的掌声，送给我的是一身轻松。第二天就和同学们一起下乡参加“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去了。
《梁祝》演出后，报纸报道消息，电台广播音乐，上海新建的电视台也来拍成电视新闻。被新华社称之谓“中国自己的交响乐”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一下传遍全国。许多机关干部、教师、大学生、工人等各阶层普通群众给我写信表示感谢，而不是祝贺。他们常常会这样说：我是音盲，本来对音乐一窍不通，现在我听懂了，感谢你们。有的还告诉我，听到“楼台会”（有的说“惜别”）时，他们会忍不住边听边哭。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很高兴，因为让老百姓听懂音乐、喜欢音乐是我们实验小组最大的心愿。音乐界的长辈们老师们，也为我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钱仁康老师、谭冰若老师分别发表文章，从理论上论述民族化的成果。赵志华老师则从小提琴演奏艺术的角度著文论述民族化的必要性。但在专业圈内，也对《梁祝》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作曲系的某些师生对《梁祝》的评价是“经得起听，经不起分析”。意思就是：乐曲虽然比较好听，但从专业技巧来分析，不见得那么好。有的说，调式太单调，从头到尾是徵调式；有的说，和声配器太一般了等等。当时，管弦系一些同学误以为作曲系某些人是出于对管弦系的妒忌心理才发表这些论调。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进作曲系学习时才知道，作曲系学生（有时包括老师）对音乐作品的评价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先看专业技巧的“含金量”有多少，认为技巧越复杂作品就越高级，孰不知旋律是音乐打动人们心灵的主要手段。学生很少努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对旋律不但不去钻研，有时反而表现出不肖一顾的轻蔑姿态。实际上对自己很不利，因为久而久之，自己的艺术情趣也会与老百姓越离越远。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1959年《梁祝》首演后，听说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从（前）苏联留学回国的中央交响乐团大指挥家李德伦先生对《梁祝》发表看法说：“这只能算个小piece（小曲），不能称协奏曲”。这个带有贬意的评价由于出自大指挥家之口，一下子在上海音乐界传开了。我听到消息时，就知道他首先是按西方多乐章协奏曲的标准来要求《梁祝》的。他并不了解我们为了让老百姓听懂协奏曲，正在探索一种新的乐曲构思。他是长辈、权威，我们只能等待以后有机会再向他解释和请教。后来听说李德伦先生在北京把《梁祝》带到学校、工厂等基层单位去演出时，由于群众非常欢迎，已经成为他每场必演的保留曲目了。这使我非常感动，也是莫大的鼓舞。1960年初，我作为上音学生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期间，突然接到中央交响乐团一个电话，说是乐团将派车来接我到一家酒店去，李德伦先生要宴请我。我真不敢相信，一个大指挥家怎会宴请一个青年学生？那个年代，酒店宴请是一种规格相当高的接待，到了酒店，李先生一一向我介绍前来作陪的人员，竟是乐团各声部的首席，在长辈面前，我非常不好意思。虽然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已经感受到李德伦先生那宽广的胸怀。他似乎在教育我，学术上可以有各种意见和争论，通过实践来检验，大家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艺术要面向大众。更值得尊敬的是，当“四人帮”把《梁祝》打成“大毒草”时，李德伦先生以人民大众热爱《梁祝》的切身体会，与“四人帮”面对面论理，因而遭到更大的迫害。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是感动，肃然起敬。
《梁祝》是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有责任保护它，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出我的合作者之一陈钢先生对《梁祝》做了两件不应该做的事情：
第一，早在几十年前，陈钢先生发表了一本叫《黑色浪漫曲》的小书，里面大量篇幅叙述他的初恋与他创作《梁祝》协奏曲的关系，虽然文章里没有直接讲是因果关系，但字里行间引导读者往何处想，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书中这样写：“蝴蝶是《梁祝》的标志，也是爱情的象征。我的初恋就像一对掠过夜空的黑蝴蝶……”实际效果是使不少读者误认为《梁祝》是陈钢爱情悲剧的缩影。当时，虽然我有点生气，但我没有公开出来讲话。我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为了这点事损害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希望陈钢不要再做有意误导听众的事，但事与愿违，几十年来，凡是电视台等媒体对他采访《梁祝》，他必谈他的初恋。虽然我在2002年写过一篇题为《〈梁祝〉是怎样诞生的？》的文章，文中我明确表示：《梁祝》与作者中任何一个人的恋爱都没有关系，但陈钢毫无收敛之意，仍然多次通过媒体谈《梁祝》与他初恋的关系，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甚至把他印在名片上的两只蝴蝶也向全国电视观众介绍，大有一番炒作之意。在陈钢的文章和访谈的启发下，一位不敢公开署名的作者（署佚名），在网上、小报上为陈钢编造了一个荒诞的故事：题目叫“初恋，是两只蝴蝶”。文中写道：“沉醉在爱情的甜美中的陈钢，感到了初恋的幸福。阳光下……五彩缤纷艳丽的蝴蝶在花丛中间飞来飞去，翩翩起舞，一个个动听的音符从陈钢心里跳跃出来，凝成了一首优美动听深情的小提琴曲！《梁祝》终于脱稿完成了。”（摘自2007年2月8日上海市闵行区群艺馆编的《闵行文艺报》）有多少人会知道，我在写《梁祝》爱情主题的时候，陈钢根本还没有参加我们的创作组。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谎言竟然出现在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音乐会上。《梁祝》的诞生地是上海音乐学院，在它八十周年校庆的优秀交响音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上，年轻的主持人竟然把这些网上、小报上的谎言当成“真事”向听众介绍，如果不是我当场站起来制止，不但捏造的谎言被记录成 “历史”，纯洁美丽的《梁祝》形象和《梁祝》音乐也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第二，陈钢先生不应该以个人名义用《梁祝》去申报美国斯卡莫奖。2002年11月15日，《音乐周报》头版报导了“中国作曲家陈钢创作《梁祝》蜚声中外而首次入选美国斯卡莫奖”。消息一出，引起音乐界舆论一片哗然，谁都知道《梁祝》不是他一个人写的，怎么可以一个人去申报领奖呢？这些圈内的人都知道。陈钢感受到舆论的压力，11月29日急忙在《音乐周报》用访谈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题为《入选斯卡莫奖是对我们一代人的肯定》的文章，文中讲述他获奖的原因是“写了许多美好的作品，为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粮食”， “在音乐创作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但美好的作品举例中却没有《梁祝》，以表示他没有把《梁祝》作为他美好作品中的首选。这当然不能令人相信，如果陈钢还有比《梁祝》更出色的作品，为什么他的名片上不印别的动物而只印两只蝴蝶呢？果然，2003年2月14日，陈钢在《音乐周报》上又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蝴蝶的爱情“感动”斯卡莫》，终于承认斯卡莫奖中 “与何占豪合作的《梁祝》占有着一定的位置”。其实应该说是重要的位置，因为根据文章的题目，再没有别的作品“感动斯卡莫”。那么陈钢为什么个人去申报领奖呢？还是用他自己写的文章来说明问题；文中说：“乐曲的主题、副题均提炼自原越剧唱腔与戏曲过门，”陈钢不敢说是谁提炼的，他深知第一主题－爱情主题是全曲的核心，如果让人知道他根本没有参与主题的创作，怎能去获奖；所以干脆不说。陈钢又写道：“最扣人心弦的楼台会曲调，则几乎是原封不动的越剧《梁祝》中幕后合唱〈久别重逢梁山伯〉的交响拷贝”。陈钢哪里会知道，我写的楼台会旋律是七字句格式，而那段幕后合唱，除第一句外，其余全是十字句格式。全中国越剧团演出的“梁祝”版本中的幕后合唱，根本找不到《梁祝》协奏曲中“楼台会”那样的旋律。因为那是我为刻画梁、祝在楼台会中的悲痛心情而特意写的。如果陈钢在四十八年前和我合作时，对越剧一窍不通，我还能理解，时至今日，不仅仍然不懂，还要装成内行的样子，以作者的身份，多次到中央电视台去误导听众，这是很不应该的。为了个人获奖而抹杀别人的劳动成果更不应该。
《梁祝》诞生的过程应该恢复它本来的面貌。我们靠《梁祝》起家的三位“名人”，在当年“蚂蚁啃骨头”的《梁祝》工程中，不过是“三只小蚂蚁”而已；不要忘记为《梁祝》而付出艰辛劳动的领导、老师和众多的同学。我们的老师们大多已离我们而去，我们这一代也已步入老年，趁大家健在，我们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代。陈钢先生对《梁祝》是有很大贡献的，学生时代能写出这样的乐队作品相当不容易，他的参与对《梁祝》高质量的问世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是《梁祝》创作的后期参与者和协作者，且不是《梁祝》 旋律的主要创作者。所幸的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弦乐四重奏《梁祝》的电台录音已经找到，小提琴与弦乐《二泉映月》等实验小组演奏的录音资料也还存在。一切违背《梁祝》诞生的真实历史的言论和个人炒作应该停止。我在《梁祝》中虽然参与了乐曲的创意和构思，并担任了大部分旋律的创作任务，但旋律的原创者是越剧界的老前辈和江南的劳动大众。《梁祝》的成功，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刘品、孟波等当年的领导与策划；归功于以丁善德、赵志华为代表的老师们的指导；更要归功于以丁芷诺、俞丽拿为代表的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们，正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雄心壮志和团队精神，催生了《梁祝》的诞生。《梁祝》是名符其实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选自《音乐爱好者》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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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 何占豪 陈刚 话旧事
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问世已经半个世纪了，该曲所造的辉煌众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梁祝》的两大主创何占豪和陈刚曾经为了“三大事件”有过“矛盾”。近日，为了庆祝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50周年，《可凡倾听》特地请到了何占豪、陈刚前来做客。
在和主持人曹可凡的交谈中，两人侃侃而谈，聊起了那“三件事”。
事件一：金唱片
何：第一件事情，我1983年第一次到香港去，一到香港，香港的一个唱片的老板就把我叫去，要发金唱片给我，去之后他给我看，我一看我就有点傻了，因为当时就是名字，因为实际上，开始我也不是计较名字，何占豪、陈钢什么的，因为开始是我代表一种实验小组，小提琴民族化，那他作为后来的协助者，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作曲，编曲，两个人写的，我们实验小组应该是主要的，应该是这样的。一到那里，我看了一张唱片，老板给我一张唱片，就是陈钢，何占豪作曲，陈钢改编，然后陈钢一个大照片。
曹：没您的照片？
何：没我的照片。当时我就问那个老板了，说他哪里改编了？有没有什么地方改编了？他说没有？那我说为什么加改编？他说速度改编了。我说速度么是指挥呀，今天慢一点，明天快一点，这怎么就改编了？还有什么改编吗？他说滑音，这部分原来滑到那里，现在滑到这里，我说滑音是以我为首，我们实验小组搞的，他不懂，他不会拉小提琴。我说不对吧，我说你们是炒作。那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陈钢好像是个人有些什么意识。
曹：那我想问下，当时您到香港发现那个金唱片署名是变成陈钢，何占豪，而且陈钢改编，你回上海之后有没有跟他谈过这个事情？
何：我讲了呀！
曹：你当面跟他讲？
何：我当面讲的。
曹：那他怎么回应呢？
何：他说这不是我搞的，那我有什么办法？他说真不是我搞的，说他们有一次请我去，我讲了，我讲么他们就说我改编，不是我的原意，陈钢，何占豪这个名字也是他排的，他讲了呀。我能怎么说？曹先生，我能怎么说？我说你这样不对，以后把我名字摆到前面来，我说你为什么……但是先应该跟我说，你这样一个事情起码要给我，你唱片印出来你起码要跟我讲一声吧，也是因为我到那边，我才知道，你觉得这不大礼貌吧！
陈：我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是不对的，第二是我是不知道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十年以前，就是那个在纽约演出梁祝，爱尔交响乐团，演出的时候他们把何占豪的名字漏了，这个事情我压根都不知道，就是谁演出，怎么演出，我压根都不知道，事后才知道的 // 这个事情我是全然不知，但是漏掉我的名字也是常常有的，我们不要太计较这个，但是梁祝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梁祝。
事件二：《黑色浪漫曲》
（陈钢写过一篇文章，名“黑色浪漫曲”，讲述了他的个人一段爱情悲剧，但之后很多人包括何占豪也认为，陈钢是将“梁祝”指代为自己爱情悲剧的写照）
曹：您写过一篇文章叫《黑色浪漫曲》，这篇文章中讲述了你的初恋的过程，你还记得当时你跟她在北京分手的那样一个场景吗？
陈：那当然记得，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巧合吧，也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因为写《梁祝》的时候，当时因为两个人，我是24岁，何占豪是26岁，两个很纯情的学生，在一个很纯情的时代写了一个很纯情的作品
曹：那个女孩当时在什么地方？
陈：那个女孩在北京，所以我们一直在通信，没见面。
曹：那是部队文工团。
陈：部队文工团，唱歌的，那我们大概在学校里见过一面，就是这样，也是，当时也是年轻很浪漫很单纯嘛，同时我在写《梁祝》的时候，因为就是我同她通信过程就是我同何占豪合作的过程，当时所有的两个人就是很快，三个月就把它写好了，写完以后呢，她就是在电台里听到了《梁祝》，然后六月份，我是5月份演出，6月份到上海，一见嘛，大家终于见面了，都很激动，但是第二天这个悲剧就发生了，因为她全家都是共产党员，他说你这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右派的儿子相好呢，这个这样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第二年我到北京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就在北海约会了，都是北海，北海公园，正好那个广播站在放音乐，放的就是《楼台会》，后来我就写了篇《黑色浪漫曲》，为什么写这篇文章，我觉得并不是记录我个人的一个爱情悲剧，我是想写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社会的悲剧，一个警示，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经常会发生一些1600年前梁山伯与祝音台那样的，这样的命运，所以我想写的并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故事，而通过这个，也是一个巧合吧，也通过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警示，当然你我们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当然只是个历史记录。
何：《文汇报》，登出《黑色浪漫曲》，我的同事都打电话来，我也没看，当时我不订《文汇报》，当时我订什么另外报，我没看，说你陈钢写文章好像这蝴蝶啊，爱情啊，他的初恋啊，好像这《梁祝》是写他的恋爱啊。我说不可能吧，他说那当然啊，你看啊什么事情，我想当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曹：那这个写的时候，跟他的初恋，跟你的恋爱都没关系？
何：《梁祝》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关系？哪有关系啊？
曹：那时候就你失恋了，所以你特别痛苦啊？
何：没有！没有!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嘛，“楼台会”是怎样写的？是这样写的呀。我想怎么会全国这么风行说是，好像是陈钢恋爱的缩影。陈钢他自己不承认这个事情，昨天报纸上就登出来，是人家误会的。
曹：我也看了文章，当然他也没有明确说哪一个旋律是他失恋以后所写成的。好像他没有具体的说这个事情。
何：但是他写的很具体的呀，就是写“楼台会”的时候，写《梁祝》的时候，这个眼泪，心绞痛，眼泪直下，这个有的呀。创作“楼台会”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男生宿舍，我体验，我写的呀，那么我拉给他听的时候，他也没有流泪呀，哪里心绞痛，没有绞痛呀。我觉得他炒作，你这么炒作人家当然要误会了，哦，是陈钢的恋爱。
事件三：斯卡莫奖
（2002年，陈钢获得了美国斯卡莫奖的荣誉，何占豪对陈钢以《梁祝》为成绩去领取一个国际奖，是不妥当的。）
陈：斯卡莫奖是这样，是2002年，我也是很意外，接到了这个通知，当时评上奖的是四个人，那是个领域奖 // 当时签证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没到美国来领奖，那么他们很慎重，到北京来颁奖，那颁奖以后，它这个证书上是这样写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说明问题的对吧，你看它的获奖通知书上写的，授予您超级明星金杯奖，就是那个上面，以表彰您在音乐作曲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这是一个，另外奖状中间就写，您用卓越的艺术搭起了国际交流的桥梁，这个就是两个，一个是艺术的成就，一个是国际交流。
曹：我插一句啊，这个是他颁给您的时候您是不知道的，不是您自己去申请的？
陈：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不是我申请的，就是它颁给我，但是当时媒体上是有一个报道是不够准确的，就是音乐周报上，陈钢因梁祝得这个，所以我想这个引起这个
何：我不想去追究他获了这个奖，好像我生气，不是，绝对不是，是中国的权威音乐报，《音乐周报》登出来的，陈钢因为创作《梁祝》而获美国斯卡莫奖，这是《音乐周报》登出来的，不是我猜出来的，作为代表性、权威性的音乐报登出来的，这当然我要问他了。
曹：这个报纸是你们音乐界的权威报纸？
何：权威报纸！《音乐周报》。
曹：因为《音乐周报》是一个专业报纸，所以可能就引起何占豪先生的一些想法。
陈：对对对，我觉得也是这个理解，但是别的各种报纸报道都不一样，有的没有这个话，但他们是从网上剥下来的，不是正式文件，但是当时我是把这个何占豪还有他女儿都打电话问了，我是把这个都读给他们听了，因为我觉得别的我没什么好讲的了，因为这个是给我，我怎么他们给奖，我该不该得奖这不是我的事情，
何：不管你申报不申报，人家给你这个奖，你要问问，这个你不好给我的，这个你不好讲的，这个音乐是大家的东西//那么我想可能是报纸搞错了咯，没有那个了，我也就不响了，好了，过了没多少天，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蝴蝶的爱情感动斯卡莫》//这是他自己写的，他有许多作品，我不好评论他的作品，哪一个好，那么他自己讲的《蝴蝶的爱情感动斯卡莫》，并不是什么《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不是另外的小曲子，这个协奏曲，这么大的标题，说明你这个得奖，主要第一位是《梁祝》
陈：那个题目不是我写的，那个题目是他们《音乐周报》记者加上去的，我就是讲讲为什么斯卡莫的经过，但是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写过就是这属于中国作曲家整体的光荣，我还特别提到，这虽然是个综合奖，并不是给梁祝的奖，但是我的成就里当然应该包括《梁祝》，也当然应该包括何占豪。
何：那么既然《梁祝》不是你一个人写的，即使你不申报，你怎么能一个人去拿这个奖呢？你现在又否认，这是你自己讲的，而且他自己也讲，就是与何占豪合作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站到了一定的位置，他这里边有话的，占了一定的位置，这么大的标题不是站了一定的位置，可能是首要的位置，所以我说这个是讲不通的。
后记 今年是《梁祝》诞生50周年，两位也已经在去年摒弃前嫌，在多个场合里握手出现，甚至友好拥抱，正所谓一世缘分，和蝴蝶的爱情一样，两位的友谊也应该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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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娱乐独家报道（上海报道组 小勤仔 JJ 报道）“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仅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都同样受追捧。今年正值该曲诞生50周年，其创作者著名作曲家何占豪接受了网易娱乐的独家专访。他透露《梁祝》的诞生磨难重重，邀请陈钢合作时曾被拒，自己白天工作，晚上为创作时不瞌睡，还学习抽烟。他强调：“《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过分炫耀个人的作用，不但要受到前辈们无声地指责，也会给后代留下笑柄。”
何占豪接受“中国制造”专访。
网易娱乐：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50周年。我们追溯到1959年，当时最流行的文艺题材，一是全民皆兵，二是大炼钢铁，为什么您会想到要创作一首这样抒情委婉的作品？
何占豪：文艺作品是反映时代的，所以我认为现在有些媒体，把我们当时全民皆兵、大炼钢铁当作反面的、贬义的来看，是不对的。实际上50年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一穷二白的年代，工农大众迫切需要改变祖国面貌，很多文艺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的。当时我们这批小青年也很想拿我们的文艺作品来反映现实，来鼓舞大众。我们有特殊任务，因为我们是一群学习小提琴的青年，我们要把小提琴为广大老百姓所喜欢。小提琴最适合写什么？当时小提琴没有什么中国作品，老百姓听外国作品又听不懂，我们当时写作品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被老百姓听懂。我们下乡的时候，问老百姓你们听什么。他们说：“我们喜欢听越剧、沪剧。”我就拿越剧调子来编曲。那个时候越剧最红的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白蛇传》，我就拿来编《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的四重奏。用越剧的音调来写曲还是农民的主意。
网易娱乐：当时您创作用了多少时间？
何占豪：开始写小《梁祝》的时候没有几天，用越剧的音调来编一首大约三四分钟的曲子。其实这个曲子编成大的曲子也不是我们这些小青年想出来的。因为当时北京、上海的一些领导，看到我写的小《梁祝》后，他们启发我是不是把越剧的音调变成大的小提琴协奏曲，使中国的小提琴乐曲上一个台阶，现在叫与世界接轨，当时叫攀登世界的高峰，是领导的意思。领导看了我的作品有一些想法与指示，当时领导的指示还是对的，我懂越剧，又会拉小提琴。
网易娱乐：后来的小提琴协奏曲大约花了多少时间创作？
何占豪：可能用了半年，最开始1958年11月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到温州下乡慰问部队，到1959年5月。
网易娱乐：所以《梁祝》不是坐在音乐学院的教室里写的曲子而是在下乡的时候写的？那当时会不会很累，既要工作又要写曲？
何占豪：当时我不想写，我是拉小提琴的，也没有什么名利思想，只是希望自己拉的东西被老百姓喜欢。当时我和同班同学丁芷诺合作，不是陈钢。到第二年的两月份我们才邀请了陈钢，我们专业是小提琴专业，但有很多作曲的课程我们没去学习，想请作曲系的陈钢来帮忙。
网易娱乐：您刚说当时不想写，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使您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部作品？
何占豪：当时不是不想写，是想写但我自己觉得没有能力。现在想想也想通了，我们写东西一定要经过作曲专业？像阿炳、刘天华、聂耳也没有学过作曲专业。当时我们迷信，觉得写曲子一定要学过作曲专业，觉得我们自己不适合，应该让专门考作曲的来写。当我不肯写的时候，是《梁祝》的总策划、我们当时的支部书记刘平老师来做我思想工作。这位老师是《梁祝》的决定性人物，小提琴民族化也是他提出来的。他特地下乡来，叫我跟他一起睡一头，我说：“我不写，肚子里的东西都写完了，我不可能写。”他说：“你满肚子民间音乐，为什么不能写，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他们的大音乐都是脑子里固有的，他们也是从很多民间音乐里提出来的。”我觉得这句话很关键，他也很苦口婆心，晚上他就这样打通我思想。第二天他就回上海汇报了，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没动手创作，我们的院报已经写出来了，说何占豪要写小提琴曲，我就这样被逼上梁山。正是因为这些领导苦口婆心做通我工作，我才从“要我写”变成“我要写”。
网易娱乐：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碰到对自己没有信心这样的困难外，还遇到过其他别的困难吗？
何占豪：后来没有什么大的困难，因为陈钢学的乐队配器很有经验，我没有的他有，他没有的我有。而且还有老师指导，每一两个礼拜去上一次课。现在人家把我们两个作曲家看得很伟大，都有点失实，我们当时是青年，我们是两个知识不完全的学生，在老师们的策划和领导下完成作品。不要吹牛，所以50多年来我说，不要过分炫耀个人的作用。当时来讲，国家一穷二白，工业上的发明都是集体的智慧，集合领导、专家、群众。我们一群青年有奋发图强的精神，要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要振兴民族音乐，我们有自卑感。但是我们也有自豪感，那么大的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有一股志气。所以《梁祝》的产生是因为我们一股志气。当时我们6个同学，5个女的，白天完成功课，晚上写。写得累了，想打瞌睡了，怎么办呢？我不会抽烟，他们说抽烟不打瞌睡，我还学抽烟。女孩子又不会抽烟，他们就用水龙头去浇自己的头，把头发都淋湿，希望自己不要睡觉。我们当时就是这样一股精神。应该宣传当时我们的这股精神，而不是宣传什么个人有什么才能。所以我们当时有大的项目，能力不够时，就会想到有句话叫做“蚂蚁搬骨头”。有一块大的骨头，有很多蚂蚁把大骨头搬起来，很多人大家一起努力。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了不起，包括我何占豪，当时就是一只小蚂蚁。我也好，陈钢也好，俞丽拿也好，包括很多教授，当年就是小蚂蚁，但是我们有志气，所以我们很多小蚂蚁抬出来一块大骨头。
网易娱乐：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想过它会这么受欢迎吗？
何占豪：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它会成为一个经典，就是因为老百姓要听自己的音乐，要听家乡的音乐，要听越剧，要听沪剧，我们听了老百姓的话去做。回过头来一看，为什么会成为经典？的确，这些经典由谁创作的？是我们老百姓的音乐。有些人问我《梁祝》谁创作的，我说是农民。怎么说是农民啊？很多调子是袁雪芬他们13、14岁时从浙江出来的，他们是农民的女儿。《梁祝》里的一些音调是越剧里来的，这些又不是我何占豪创作的，是琴师创造的。那么琴师什么人呢，就是农民的儿子嘛。他们连中学也没上过。所以后来在台湾演出，我说过：“中华民族是有才能的民族，中国老百姓是有音乐才能的老百姓。”有很多音调是他们创作的，我们继承先辈们的创造，整理升华而已。所以为什么会成为经典，不是某一个人的天才。所以50周年的时候，我说，我要讲句话，你们一个字都不要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过分炫耀个人的作用，不但要受到前辈们无声地指责，也会给后代留下笑柄。”有人说什么叫无声的指责，我们的先辈离我们而去，他们现在在坟墓里，东西是他们创造的，我们说是我们创作的，他们在坟墓里都要指责你。希望网络可以宣扬两个事情。一个是我们当时青年奋发图强的精神，为珍惜民族音乐，为祖国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精神，我们绝不是为了个人。第二，我们的成绩离不开先辈的创作，不要什么章都挂到自己身上，认为自己伟大，认为自己了不起。我又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为什么要这么隆重地纪念《梁祝》，我说《梁祝》作品没什么重要，很普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老百姓听懂了，老百姓喜欢了，为什么要纪念它？老百姓听懂的交响乐太少了，《梁祝》被听懂了，大家来纪念《梁祝》，反映了老百姓的愿望。希望青年作曲家们，你们要多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不要以为自己很伟大，不是表现自己，时刻要眼睛向下，要体会老百姓的情趣。
何占豪谈及当年依然激动。
网易娱乐：何老师能不能谈谈当时和陈钢老师的合作？
何占豪：当时我和陈钢不认识。刘平老师跟我说，不能光有热情，我们要请老师来辅导上课，最好有专业的学生一起来合作。刚好陈钢和我一个组，我就去邀请他，当时他是拒绝的，他说明年要写毕业作品。但是我们还是想和他合作，他的老师是当时的院长，他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一起到老师那一起上课。我们后来就走了另外一条路，我们向党委书记汇报了情况，党委书记跟他老师讲，老师就跟陈钢讲，他就同意了。后来就是我们两个合作，原来和我合作的丁芷诺就退出了。丁芷诺代表了我们当年的一种精神，“有困难就上，有荣誉就让。”
网易娱乐：当时和陈钢老师的合作的一些细节？
何占豪：我们的合作很简单了，他不懂越剧，不会写旋律。我拉小提琴，旋律总是我写，我写了拉给他听，他说好就好，他说要补充就会提意见，他就配钢琴伴奏，我拉他伴奏，我们这段好了，我们就去老师那上课，老师就指导我们这段要怎么改。
网易娱乐：你们在意见发生分歧时会不会争吵？
何占豪：不可能有分歧，他只能凭欣赏的观点来提意见。他对音乐的感受还是挺好的。有很多主意是他出的，曲式的结构啊什么。我跟他不同，我们只是上简单的和声课，没有上过曲式课。我们从来没有矛盾过，合作得很默契。
网易娱乐：除了在歌曲的主题还有旋律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的元素，是否在演奏技巧上《梁祝》也有民族元素的融合？
何占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除了曲子不同外，演奏的方式也不同。演奏方法的创造，因为俞丽拿是首演，大家都认为是她创造的，其实不是的。它的源头是浙江越剧团的贺仁忠。当时我在浙江越剧团拉小提琴，越剧里小提琴虽然音色很好听，但是与越剧风格格格不入，所以很多人反对越剧里拉小提琴。他说，小提琴能拉出越剧的风格，我来教你。他教我《二泉映月》，划上划下，所以我没进音乐学院前，由他教我《二泉映月》特别的指法。我一到这里后我们搞小提琴民族化，我拉这个，大家觉得拉得很特别。我们这些青年组成“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小组就把我这些特殊指法总结出来，加以归纳。上划音，下划音，来回划音，这些都有，我们整理了一套东西。曲子写完了，这一套东西也有了，再来选谁来拉。当时有三个学生，一个是俞丽拿，一个是沈榕，一个是沈西蒂，我们都是同班同学，他们拉得比较好，就由教研组来评定。沈西蒂后来临时没有来，当时实际上决定首演是俞丽拿和沈榕两个。他们两个的指法是我从浙江带来，又是实验小组集体研究后的劳动成果授给这两个同学。所以演奏方法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而不是某一人。演奏方法的源头是浙江越剧团的琴师，应该感谢他，这位琴师已经过世了。
何占豪依然英姿勃发。
网易娱乐：那乐曲《梁祝》实际上也是“封建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曲子是否从一开始就为人们所接受？
何占豪：本身就是反封建的，老百姓很喜欢这样的故事，颂扬自由恋爱，所谓封建主义的才子佳人那是四人帮搞出来歪曲的。58年大跃进的时候便没了这种说法，只说这是古典题材，提倡更多反映现代的题材。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只是问题纠结在写这类古典题材好不好，文化大革命是68年的事情，当时我们是58年，相差十几年了，不能把两者混淆，非一个时代。
网易娱乐：1959年《梁祝》在上海首演的时候，底下观众的反映如何？
何占豪：首演当时有两个，下午是沈榕，晚上是俞丽拿，从技巧与风格上说俞丽拿与比较好，但沈榕音准也不错，两人都各有所长，因为下午半彩排的是沈榕，正式演出是俞丽拿，而录制唱片只有一次就找了俞丽拿，可能当时她形象比较好，她的特点是很激情，后来宣传她比较多，而另外一个在香港也发展不错。演奏结束时大家鸦雀无声，因为看演出太投入了，间隔三四秒后突然一阵掌声热烈不断。当年的指挥也是很重要的，没宣传也挺遗憾。我们知道观众很可能要我们这些作者谢幕，我在后面走上前，陈钢从下面起来，谢幕后掌声依然不断，想要再来一遍，观众极为热情，后面又再来了一段。
网易娱乐：看到自己作品那么受欢迎，当时心情如何？
何占豪：人家都这么问我，其实我当时什么心情都没，只觉得总算完成了任务。什么很激动，我出名了，一点都没有，自己好象是个小孩子，我不能忍受的压力在身上很沉重，领导希望很大，自己又是很普通的学生，如果能完成任务谢天谢地。我说，总算完成了，再也别受这苦了，如释重负，一身轻松，作曲再见，就下乡劳动去了。
网易娱乐：还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首曲子广为流传？
何占豪：去北京开会时人家把曲子主题变跳舞曲了，又因为和前苏联友好，那些苏联小姑娘写信过来，全国各地的信也如雪花一片摆满了，都说喜欢。但是我要说当时的人写信不象现在那样崇拜啊粉丝啊。有人说，谢谢你，我原是个音盲，但我听懂了我太高兴了，你们写得太好了我都哭了。当时老百姓也了解到音乐并不神秘，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所以我收到的是这么一种信，很感动，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听懂，不是为了一举成名，他们现在说听懂了，我很欣慰。
网易娱乐：那您还记得当时收到多少封信吗？
何占豪：这个说不清，反正摆满了，钢琴那边挂起来的，一个个吊起来，挺多挺多的。
网易娱乐：当时文革时，《梁祝》有没有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呢？
何占豪：当然啦，四人帮批判，因为当时为了都市稳定，中央领导批了条文艺黑线，要达到它的成绩，因为之前老干部曾表扬过它是个好作品，要拉倒这些老干部首先就得批判我们了。当时挂黑藤，我的名字下面就接了个黑瓜，不过他们斗我我很开心啊，我又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海外关系，无所谓的，他们把我轰到台上去说我是个什么东西，我说我什么都不是，大不了是个黑藤下的黑瓜。哄堂大笑，斗不下去了。
何占豪与网易娱乐记者合照。
网易娱乐：《梁祝》蜚声国际，许多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对它的传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您能谈谈盛中国（演奏梁祝最多的人）和西崎崇子（日本演奏家，一直演梁祝）他们结缘《梁祝》的情况吗？
何占豪：很多演奏家演奏过，作为作曲者我很感谢，我们是纸上谈兵，他们是实际操作传播到全世界。作为作者来说我应该感谢他们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功劳。西崎崇子作为外国人这么热情，这样挺特别的。我们在香港时也去访问过她，她丈夫很支持她。北方一个盛中国，南方一个俞丽拿，忠诚演奏《梁祝》，我们很感谢。
网易娱乐：当时创作这部旷世之作的时候，您还是一个大学生。如果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可以叫做“大学生发明创业”。而作为大学生能够写出这样的足以流传后世的作品，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可这样的奇迹在《梁祝》之后就没有再发生了，现在我们的音乐院校的学生也没有说能够在在校期间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或者说，您认为现在音乐院校的学生们和当年相比，缺少了什么？
何占豪：恐怕并不是这个缺乏创意、素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现在学音乐的大学生瞧不起本民族的音乐，更多羡慕外国的技术。所以现在的作品没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我现在讲的话人家听了可能会反感，说我干吗老是责备他们。我不是的，我很真心诚意对他们说，民族东西不扎根，一辈子难以让老百姓真心拥护你，你到了60，70岁便来不及了。对民族音乐从小的感受，为什么学广东话的人没有土生土长的溜呢，民族音乐也是如此，从小要慢慢渗透，30、40岁赶快学还来得及，再下去来不及了。这是个误区，他们总觉得民族乐学着容易，西洋乐很难。但真的要全心全意，从小学，认真去体会。希望现在的音乐学生，你们比我们年轻，知识比我们丰富，某些条件比我们好，可能智商也超出我们，你们一定青出于蓝，我们希望你们超出我们，但现在你们的曲子老百姓不那么热情也是事实。所以我衷心地奉劝你们，眼睛向下，听听老百姓的呼声，努力学习先辈们给我们努力创造的音乐，学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而非炫耀自己。如果这样，你们将来肯定能创出比《梁祝》更受老百姓喜欢的作品。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专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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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 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