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二傻

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2012年十月习将接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领导人。与江、胡相比，这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当代人”。

如果说邓身后的江可用“一个浪漫的官员”，胡可用“一个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予以形容，那么对于习，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看起来有点土气的现实主义者”。

众所周知，习有显眼的“太子”背景，但不是每一个有着太子背景的人都能成为“太子”。纨绔子弟从古至今都是眩目家庭的批量产品。掂轻怕重，眼高手低，自我陶醉，自我放逐不仅是在历史意义上对官宦子弟的描述，今天的现实亦然如此。与习有相似出身的人何其之多，能走到台前的又实在寥寥可数。

在机遇、秉赋、能力之外，成功者离不开对现实中国的敏锐把握，这无关工农学商无关贫寒富贵。当代中国仕途道路上对“出身”的淡化才使得江、胡以及众多的“知识分子”有了当政的可能。“内幕论”、“钦定论”也许自有来源，但内幕下的“钦定”为何是习而不是别的各路英雄？缺了紧紧咬住“现实”的韧劲，习能走到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习的发展，一切都有决意从政的现实主义的清晰线索。从延安插队到以工农兵学员入读清华，从军委办公厅秘书到正定县委书记，从厦门市长到福州书记以至于屈从世风，煞有介事地披上一套“博士”的迦裟。这是一条标准的至今仍在流行的从基层开始“历炼”的从政道路。一般而言，所谓“履历完整”，说的就是要有县、市及省的工作经验，有“硕士、博士”的学历。如果决意选择仕途，那么秘书下到市县下到基层就是千万“秘书们”共同的，有着昭然若揭进取心的主动选择，这不是秘密，是体制内人所共知的一点常识，可以断定这和香港报纸所说的习去正定是“被迫选择”不搭界。

习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的性格特点。在进入政治局兼上海书记之前，习并不为公众所熟悉，不妨认为这是他长期以来低调、内敛的结果。在全国热议厦门远华走私案时习采取了回避，在温州民营经济利弊权衡的讨论中，习选择了容忍与观望，当上海陈良宇案震动全国时，习强调上海干部队伍的稳定。在每一个热闹的历史节点，习表现了冷静与中庸。这是“明白人”也是少数干部子弟中“不沾锅、不结盟、不谗上欺下”的一种超脱，这种冷静与中庸的超脱，既是他个人的也正是体制所需要的。

桀骜不驯是观察习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另一个视角。绯闻是仕途的大忌，演艺界是政治人物的雷池。这也是常识。习在厦门副市长任内续娶当红明星彭丽媛，没有那种无忌闲言的强大自信，没有那种对人生境界对政治生命的超越是难以做到的。比起那些动辄患得患失的传统官僚，不能不承认习身上还真有点“提得起，放得下”的一点大气。

习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 说， "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种强硬，这种脱去官八股的平实表述，想来不是什么官僚都能说、都敢说的，也许这无意中也恰恰露出了他的太子底色。

知青对中国、对命运的认识正是通过那种半死不活艰苦的农村插队生活获得的。七七、七八级学生与一些工农兵学员的格外成熟与他们对中国农村对个人命运的认识紧密相关。习八年延安生活一定使他刻骨铭心。严格地说，江、胡并没有经历文革那种一夜之间从高坠落的深刻迷惘，更没有在中国最贫瘠的农村生活过一天，习从政后对当地农业、农村的关注无疑也让他多了一点对底层生活悲天悯人的人文味道。

在国内矛盾丛生，国外群狼四伏的大背景下，习将扏政的十年比过去的十年一定更加风云多变，坎坷艰难。

成败难论，但从习的经历，习的性格特点予以研判，习的执政风格对内或会更加务实，对外则更加强硬。在强调中央集权、政令畅通方面，在解决诸如党内监督、民众监督、扼制腐败方面，比之江、胡则少有牵绊少有顾忌。民生方面也许做出更多让步更大调整，以逐渐缩小各阶层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就事论事”“狠抓落实”抛弃“假、大、空”或许是习的十年口号。“不谈主义，埋头干活”----------中国农民的实用主义必然是习八年插队的浸淫成果。

“太子党”执政对美国人来说一定不是好消息，红色血统中的民族主义细胞也许令他们难以捉摸。面对美国日益加码的咄咄攻势，面对周边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面对国内军方与外交部门的矛盾，习的外交风格或许会更加积极也更加务实，事事围着美国转的被动局面也许在习执政期间有进一步的调整。

我们不指望有青天大人有个好皇帝，但我们无法漠视历史人物在推动或阻滞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寄望习近平有所开拓，有所不同。

2011-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