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四十年前，当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被抓，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华大地一片欢呼，多少人喜极而泣。以批判文革为中心，中华大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大量深刻揭露文革罪恶的文章出现在报刊;许多文艺作品都以反映和批判文革为主题。全国人心鼓舞，意气风发，呈现万马奔腾景象。此时的中国存在普遍共识。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在批判文革、解放思想的形势下全面出发，造就了今日中国超凡的经济成果。

　　人们痛定思痛，深切反思，大彻大悟。举国上下无人对否定文革表示异议。许多人都信誓旦旦，认为中国人民经历了文革的巨大苦难，再也不会重蹈文革那样的覆辙。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现实中，这就等于在法理上彻底否定了文革。

　　但是，《决议》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发动者毛泽东，没有追究毛应负的责任，而是试图将文革与毛切割，否定文革——肯定毛泽东。这是一种矛盾的悖论。否定文革而肯定毛泽东，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说不通，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此后更没有将文革罪恶历史写进教科书，以警示子孙后代。这就为日后评价文革的混乱埋下伏笔，为文革死灰复燃留下祸患。这也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政治改革的最根本障碍。

　　当然，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邓小平承受了相当的压力。事实上，文革并非是孤立的事件。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乃至历次政治运动都与文革一脉相承。彻底清算毛将拔出萝卜带出泥，危及中共统治的根基。《决议》既是权宜之计，也属无奈之举。

　　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两年之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邓小平心里还是明白的。

但是时光到了21世纪，事情并没有如邓小平设想的那样。几十年洗脑的结果，许多年轻人对文革已一无所知;许多过来人对文革也日渐淡忘。所有这些离正确评价文革、评价毛越走越远，离正视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正是在这种气候环境下的产物。

　　时至今日，文革的幽灵又在中华大地游荡，文革回潮的妖风阵阵，真实情况令人惊心动魄。一些公开的网站大张旗鼓为文革辩护，为江青、四人帮翻案，攻击污蔑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矛头实际也对准执政当局)。他们公然在清明节给江青上坟祭拜，发表文章美化江青、四人帮。也有些毛左在各地公开集会，搞演讲和纪念活动，为文革、四人帮招魂。他们并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施以暴力。一些刑满释放后的文革余孽四处招摇放风，毫不收敛。

　　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的确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专权、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等。医疗和教育改革的失败也是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不少民众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思想迷惘和困惑，完全忘记了文革的深沉苦难，容易被煽起不满情绪，错误地怀念文革和赤贫年代的平均主义，重新追寻那曾经给他们带来深沉灾难的乌托邦。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腐败层出不穷恰恰是政治改革不到位、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他们也不了解文革中大量存在权力腐败的事实真相。这些人纷纷叫嚷要“再来一次文革”，成为文革翻案者的重要群众基础。

　　必须指出，因为缺乏透明资讯，没有公平公正的理论平台，就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研究文革也出现许多误区，有些观点近乎荒谬。如，有人提出什么“人民文革”论;有人论证文革中的“自由民主”，等等。所有这些谬误都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否定和清算文革造成混乱。

　　文革中的所谓“四大自由”，实际上是在极权操控下的一种骗局。文革时期大量事实表明，谁要是在大字报、大辩论中有触犯毛泽东、林彪、江青的言行，必大祸临头，重则死刑，轻则坐牢，还将株连家庭亲人、朋友。文革中因此而获罪的不下千人万人。文革时期所有集会、结社都在专政控制之下，都只能在维护毛思想路线的范围框架中进行。否则就视为反革命。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政，与真正的自由民主毫无关系。

　　文革前期确也批斗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客观上为长期受压迫的民众泄了愤。但这些都是毛泽东权力斗争(为打倒刘少奇等政敌)的需要，是一种阴谋策略。这绝不是什么“民主”(这种批斗也多采用暴力)。事实上这些“走资派”大多数很快就恢复权力，整个体制结构、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许多重新掌权后的当权派都对参与造反者秋后算账，疯狂报复。受害的仍是民众。

　　当时的人民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人们提心吊胆，道路以目，动辄得咎。就是在亲人面前也不敢随意吐露真实思想。户口、档案、粮食配给制成为枷锁，限制了人们起码的自由。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流动、迁徙自由。连出差、探亲都要出具证明。有些地方农民赶集也要开路条。整个中国就是一个集中营。

　　还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反修防修。应该说毛有浪漫的革命情怀，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有江山变色之虞。而事实上文革前的中国政治局势相当稳定。但毛有严重的帝王思想，兼有封建帝王特有的精神疾病——疑心臆想症。他所谓反蜕变的实质，是防篡位，防失去权力。防蜕变、反修防修只是权力斗争的借口。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动机是为了排除异己，涉嫌泄私愤、打击报复(毛曾被迫在 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为大跃进错误检讨，因此与刘少奇结怨)。如果毛真的是出于公心，为“反修防修”而搞掉刘少奇，那么在刘已经下台、完全失去权力后，目的就已达到。此后对刘少奇、彭德怀等骇人听闻的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就已没有必要，也不近人情人理。这种迫害与什么防“蜕变”、“反修防修”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也有人将文革罪恶发生归咎我们民族的素质。这更是本末倒置。必须承认，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现作反思并承担应有责任。文革毕竟是通过不同个人才能实施。但文革的发动者正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将人性中的邪恶集中诱发出来，鼓励纵容这种邪恶，并将这种邪恶发挥到极致。主要的责任当然是文革发动者组织者。任何民族在独裁统治特殊环境下都有可能被人蒙蔽利用，走向邪恶。以德国民族为例，这个被公认为相当理性的优秀民族，在二次大战中即被希特勒法西斯煽动纵容，整个民族卷入成为凶残的战争机器。污染、糟蹋了这个民族，还要将责任推给这个民族，还有更荒唐无耻的吗?

　　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中国报刊许多文章普遍称文革为“封建法西斯专政”。这个定义是比较准确的。文革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整人史、丧心病狂的迫害史。面对千百万亡魂，面对数以亿计被迫害、精神心灵遭受痛苦折磨的民众，无人能给文革翻案。文革回潮绝不可能得逞。中华民族如果不能从文革灾难吸取教训，如果重蹈文革覆辙，将万劫不复。

　　文革唯一的正面意义，是在客观上让遭受深沉磨难的中国人觉醒，认清专政制度的本质。但是要真正走出迷局，摆脱思想桎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彻底否定文革，不全面正确评价毛，中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就无法建立起真正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华民族就不能以文明的正面形象屹立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