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树帜，字先济,（1894——1977），1894年8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 ，

1924年  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

1925年　转入德国柏林大学专攻生物学

1932年　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

1933年　教育部编审处扩充为国立编译馆任馆长。

1936年　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

1938年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易名西北农学院, 继任院长.

辛树帜，从民国时期就成为中国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毕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为中国西北的农林教育和科学事业奉献了大半生心血。晚年从事农业科学、古农学研究，撰有《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系列著作，为中国农史研究作出了非常重要贡献。

回顾历史,让我们这些晚辈更加仰慕和敬佩中国老一代科学家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我们万不能忘却他们,更没有理由忘却他们.

早在四十年代末，辛老曾多次蜿拒即将离开大陆--蒋先生的劝随建议,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他以为,一个农业科学家到台湾将会失去他毕生挚爱的科研阵地,那是万万不可取的.

然而解放后,毛泽东曾十三次接见辛老,并曾幽默的对他讲;“希望你再树一帜”.这一点, 看看今日的西北农业科技大学--中国的农业科研基地的发展前景, 应该说，我们的辛老他欣然地做到了.

1927年冬，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时，辛树帜突然接到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正副校长的戴季陶、朱家骅发来的电报，约他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寄给他2000元作路费。回国后，他首先婉言谢绝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委任，并再三向戴、朱两人说明自己的想法：放弃仕途，而是被中山大学聘为生物系教授兼主任。

辛老于1928年至1931年，曾组织一个大规模的生物采集队，深入广东北江瑶山、广西大瑶山、贵州梵净山、海南岛及湘西等地，采集了几万号植物标本和上万号鸟类、兽类及爬虫、两栖类动物标本，建立起动、植物标本室，购买了一大批研究动、植物的期刊、图书。他和他的同事刻苦钻研，编著出版了十多册生物学丛书，使中山大学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为德、法、英、日等国生物学界所熟悉。

辛老在采集中发现了不少动、植物和爬虫类的新种，其中经国内外学者鉴定，以辛氏命名的就有20多种。他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只要有心学习或有一方面才能的，都想办法给予帮助。教学中，辛老注重引导学生从实际和实践中学习科学知识，常亲自带领学生到野外去采集标本，对学校和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时蔚为风气，使不少学生由此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如后来成为知名专家、教授的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石声汉，植物学家吴印禅等，都是他当时的学生。由于辛老在华南动、植物分类学上的贡献，曾被推选为中国动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

1932年，辛老前往陕西，考察了西安、华山、周陵、草滩等地，放眼祖国大西北这片广袤而又贫瘠的土地以及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他被黄土地那沉重而又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广阔的开发前景深深地吸引，并深深迷恋上了这片黄土地，从而萌发了“开发大西北”的一整套宏伟构想。

经过慎密的考察，辛老认为陕西武功是中国古代农业最为重要的发源地，曾倡议在中国的农业发源地--武功兴办农业院校。

1932年末，他参与筹建设于陕西武功张家岗(今属杨陵区)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9年4月与国立西北联大农学院和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为西北农学院)，1936年7月筹备工作结束，他不顾当时西北条件落后，毅然辞去国立编译馆馆长职务，担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后任西北农学院院长。

 

他只身来到大西北，把妻儿都留在湖南原籍。自己生活也极为简朴，家居陈设十分简陋，经常穿一件带有补丁的蓝布衫，但对困难学生却慷慨解囊，500元银元的月薪，多半用于周济贫困学生。
　　

辛老对西农的三大基地——图书馆、实验室、农场的建设非常重视，他不仅想方设法购置图书，而且努力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为学校实验室购买了大量仪器设备，但据西农毕业的杨笃先生回忆：因为当年战事紧张，西农的许多实验设备都被迁至陕西勉县的武侯祠，因而在校内上课时其实并没有做多少实验。
　　

辛老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自然科学家，在办学思想上，他强调两点，一是结合实际，学以致用。他要求学生深入农场，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二是不仅要会读书，而且要会“动手”，具有实际工作和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
　　

短短三年多时间，西农兴建了校舍，购置了大量图书、仪器，开辟了农场、园艺场、畜牧场，成为西北一所重点农业院校。还培养了赵洪璋、王恺、陈桂陛、万建中、刘萌武等一批学者，后来都成了我国农业战绩上的骨干力量。

早在1952年，他就倡议在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小组，组织有经验有基础的教授如石声汉、夏纬瑛、周尧、鄷裕恒、翟允褆等，积极开展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55年，他参加了农业部召开的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会后，遂在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古农学研究室”，主持并参与研究整理工作，为农业科学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辛老研究著作出版的有《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易传分析》、《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的研究》、《农政全书159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禹贡新解》等。其中《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根据从西周到唐朝末期的多种书中有关果树的记载，系统地分析比较了我国最早果树栽培的成就，认真考证了这一时期果树的种类和名实关系，论述了这一时期我国的果树栽培技术，以充分的论据说明我国原产果树栽培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世界果树栽培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成功地考释了我国早期古籍中所记载的基本果树资料，为后来人从事果树史的研究理出了头绪，也为研究各类专业农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严重，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环境，从历史角度研究我国古代水土保持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水土保持学，是辛老先生多年的夙愿。1956年，他发起组织“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团”，对陕北地区18个县，尤其是丘陵沟壑区进行了综合考察，并与各地、县党政领导、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座谈，整理出考察报告，在次年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阐述了解放后祖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和根治黄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听完他的发言，亲切地鼓励说：“讲得不错呀！我希望在今后50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这为他致力于中国水土保持研究，增添了极大的动力。经多方搜集资料，艰苦探索，辛勤钻研，1958年国庆前夕，他写成了《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发表于《科学史集刊》第2集。

辛老1922—192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曾与毛泽东同事。1957年辛老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直呼他的名字。在听了他对发展全国农业生产和开展古农学研究的汇报后，毛泽东称赞不已，并说他的名字取得好，“辛辛苦苦，独树一帜。”1974年，辛老倡议组织力量编写《中国水土保持学》的意愿，得到陕西省水土保持局的支持，一整套编写构想也已由他酝酿成熟。

1976年，他已届82岁高龄，不顾同事、亲朋再三劝阻，亲自带队前往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区，考察南方水土流失情况。这次考察，使《水土保持学》编写人员深刻认识到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不仅北方黄土高原地区严重，南方红壤地区和丘陵山区也一样严重。同年，《中国水土保持学》初稿写出，但他因视力减退，不能亲自执笔校阅，只能让编写组同志逐章逐句读给他听，他边听边提修改意见。全书完成后交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中国水土保持概论》。辛老除主持和亲自参加上述研究课题外，还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工作的组织协调、研究论著的发表出版等“杂务”上，常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和休息时间，去为人写信、改稿等，体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和造诣精深的长者、农史学科带头人“甘为人梯”的可贵精神。其实，石声汉教授在古农学研究上的贡献，也同样渗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特别是对石声汉留下的遗稿《辑校徐衷南方草物状》、《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以及《农政全书校注》共约70万字的加工整理，使出版社能接受出版。辛老在1973年盛夏，不顾酷热整整利用一个暑假，对《农政全书校注》原稿作逐字逐句地认真复审，并将原书校、注、案三种体例的50万字，合并成注解一种，删简到30万字，最后，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辛老这种认真负责、甘为人梯、严谨治学、乐当配角的高尚品德，不愧为“辛辛苦苦、独树一帜”的精神，永远是中国学术界、科教界的榜样。

今天我把它整理出来,为的是我们中华儿女的后辈们,要永远铭记我们的先辈们,为了这块土地甘洒热血,忘我的牺牲的壮举那种伟大的境界和无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