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和私欲之下的君主与民主

玄野

人在自然属性上是社会性的还是孤立性的？人与人心灵间的互异确立了人孤立的一面。这种孤立并不单属于人，而是生命的本性。人的社会本性是自然演化经历了哺乳动物与灵长动物后逐渐固化到人体内的。社会性与孤立性在人性中的同一存在，导致了人对灵魂孤独宿命的无法排遣的恐惧。人类为摆脱这一恐惧，生发出人类社会最伟大最根本的价值－－仁爱。

仁爱源于生命的自然赋予

由于人往往为诸多外在价值所迷惑，而出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行为也会因为各种利益关系的存在被理解成个人欲望的满足与个人利益的考量。例如，对子女的爱被广泛地解读为养儿防老。因为没有价值的困扰，动物的行为往往更能纯粹地表现出生命的这一本质。心理学家曾经用白鼠实验来比较性与母爱。白鼠的性冲动会随着障碍物对它的伤害而渐渐弱化，而母鼠对幼仔的母爱冲动却一直保持与性冲动峰值相同的力量，而不因伤害的累积而衰弱。于是心理学家结论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母爱伟大的结论当然正确，但是支持人类发展或者说维持生命发展的力量并不止于此。性冲动有太多的欲望成分，与母爱做对比实验显然是不合适的。在自然界中，雄性为维护族群和后代的安全所表现出的勇气更令人敬畏。在面临威胁时，公象和雄狮的勇猛自不待言。角马野牛等动物同样如此。鸟类中为人类最熟悉的动物也许是鸡了。公鸡在其领地上的攻击性会远远超出其能力所及，进犯者无论是猫或狗，甚至是人，它都会毫无惧色地冲上来。鱼类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为普通人最陌生的。黑鱼是两条鱼同时守护鱼卵和幼鱼，鲈鱼则是雄鱼完全承担这一义务。迪斯尼的影片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中表达的信息可资借鉴理解。如何解释这些动物的行为？是对其领地的占有欲吗？不，从更严谨的意义上说，这是生命的公义，与人类的公义和爱同源。

在人类中，男性的类似本能发展得十分广博宏大。当然，历史上某些民族某些人的残忍是令人恐怖的。但是，仁爱是自成的，残暴是自毁的。因为人的精神孤立本性，残暴的民族即使不为被压迫者征服，也会在自相残杀中灭亡。人类的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仁爱的支撑下才达到现有的秩序。

仁爱与恩典的异同

仁爱的社会本性是确凿的，但是绝非诸古典宗教所述的那样明明可知无可推诿。孤立的人外显的是欲望和恶，但是社会的整体要求的是仁爱和善。仁爱是掩盖在欲望喧嚣之下的洪流，缓慢得无声无息。罪恶狂乱挥舞着枝条，遮蔽着达到仁爱的视线，但是恶吸取能量的根却深深地扎于仁爱中，恶的力量难以到达更远的区域。

对于现世，中国的仁爱和基督教的恩典具有一致的意义。但是，在历史研究和文化交流中，二者有着难以避开的差异。基督教认为人的本性是罪，得救恩典是由耶稣带来的。基督徒如此推崇自己的教主本无不可，但是固执于此推导出凡不信耶稣的都得不到恩典，实质上就是否定了仁爱这一跨越种族文化甚至超越物种的生命本质，其弊端是否定了人与生俱来的善，和人类社会自趋于秩序的内在力量。

耶稣的到来是带来了恩典，还是要唤醒本在人性中的恩典？如果在耶稣之前真的没有恩典，人类能够走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是颇难解释的现象。不用说中国曾经有过的太平盛世，就是希伯来人记载的神的垂恩也无法解释了。这对基督教神学是一大难题。神爱世人是确凿的，但是这种爱不是在人类发展的某个时刻上帝突然赋予的，而是在人类进化的每一秒慢慢地注入到人的灵魂中。所以，我们说神的恩典一直在那里放着，区别只在人的用与不用。另一方面，西方政治与宗教哲学对性恶的片面强调，对人类性恶的认识和预防，虽然阻碍了善的本性的发挥，却也防止了人际间人为灾难的肆虐。

宗教的意义在于唤醒人的社会本性，使得孤独无助的灵魂不至于为欲望诱惑而沉沦。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等理念的价值在于封堵人类沉沦的通道，形成人类社会基本的支撑，避免人类的自相残杀和个别族群与社群的腐败堕落。欧美社会中基督教与民主宪政的二元结构看似完美的社会形态，但发展到现在，已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对科技力量的陶醉，对政体既往成就的自赏，众多的宗教人士将宗教与科学政体在文化精神顶层上的一致，生硬地解释成基层概念的广泛相关。其信仰中没有对真理和上帝的赤诚，反而是自欺欺人。宗教迅速地庸俗化。现今各发达国家的政体依然局限在人际关系的正义上，而其与宗教的媾和，却为人们描绘出精神崇高的假象。人们因此而丧失了自省能力，沾沾自喜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局限于国家内部的融洽，而漠视人对自然的罪恶。直接导致了人类整体的沉沦，以往的平等更象是人各自腐败堕落的权利的平等。人安享外来的恩典，窒息了人性中对善和秩序的追求，抛弃了对自然与上帝的爱。神爱世人，世人当如何爱神？

仁爱私欲的人性与君主民主的政体

君主制是冒险的圣人政治，民主制是谨慎的小人政治。任何片面地吹嘘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民主制中必须重建对善的信任，君主制中必须引入对恶的防范。

基于仁爱私欲这两种人类本性，在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中有两个特色鲜明的元素，即：君主制和民主制。君主制的哲学底层在于人的社会性，自趋结构性和善性。社会结构化是人类本性的需要。这种体制首先是对君主的信任，相信他会倾心发挥自己对国家民族的仁爱本性，从而赋予其广泛的决策权。君主制绝对不是将国家当作私产的家天下思想。欧洲英法德俄的成功，在于君主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而存在。另外一些曾经辉煌的帝国最终没落，沦为二三流国家，则在于家天下思想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哈布斯堡帝国是典型的一例。古来圣贤对君主有内圣外王的期待，这要求帝王有很高的修养和智慧。近代以来君主制被逐渐否定的原因在于，君主任免体制的停滞不前。中国的尧舜禹禅让，罗马帝国到马克奥勒留为止的几个帝王的传承形式，都是不错的探索。其他大部分时间和地区却是长子继承制占了主导。显然，古人在君主之私和国家之公之间有太多的混淆。虽然中国的政治哲学有大量的相关论述，但实际执行中却是感情决定理性。君主制元素在未来政治中的存在需要这样一个必要条件：亲属尤其子女必须规避。另一个必要条件也许是公权与私利的明确界定。

如今广泛流传的性恶论是人孤立本性的表象。由此出发，西方的政治学建立了民主宪政以保障社会免于沉沦。民主的底层前提在于人与家庭各自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霍布斯所论的原始野蛮状态，是从人的欲望出发的推演想象，这种现象并没有在历史上长期而大范围地存在过。但是，鉴于秩序的建立远比秩序的破坏来得艰难，一个小范围的人群在短时间内沉沦于欲望的情况很容易出现，而这样的人群僭取权力后对秩序的破坏又十分巨大，为防止人类的自我蹂躏甚至毁灭，民主宪政是必要的。

因为要避免互相间因为纯粹私欲给社会整体带来的损失，所以以契约的形式建立一个社会。这种理念认为社会的结构化不是人本性的需要和必然趋势，而是人为了避免互相间的种内竞争所造成的巨大消耗采取的一种权宜之策。契约双方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奋争，最后双方妥协，达成一致，然后根据这种一致契约行事。当代学术界流行对西方契约制的崇尚。其实西方宗主与大臣之间的契约有浓厚的文化背景，因为西方从底层百姓就开始签约。中国不同，你们统治阶级互相间通过契约实现了利益平衡，百姓跟谁去签约？发达国家的问题可能更深入，契约从人类角度看是公义的，但是从自然界看却自私透顶。你们人在这签约，那猴子跟谁签约？这就是当代的物种灭绝，气候变迁的根源所在。自然界不是人拥有的，是生灵共同栖居之地，人不可以随意滥用。如李白所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匆匆而过的灵魂，何谈拥有？这种拥有只是界定生灵关系的方便用语而已。

民主是人际关系上的公义，却是天人关系上的魔鬼。民主是每个人都从个人利益出发，来决策关系公共利益的事务，是从人的私欲本性达成人际公义的方法。这时，人所思考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公义。民主主要适用于大众物质利益方面，其使用范围必须做严格的界定。如前文所论，不但要在天人关系上限制民主的使用，在精神层面人神关系上也不能使用民主。苏格拉底死于民主判决。耶稣的死刑，同样来自民意，而且在彼拉多给犹太人释放耶稣的选择时，犹太人们大声要求将义人钉死。这两个案例的问题都是民主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宗教信仰理性科学等领域不是民主的范畴，民主决策的不是真理，而是公共事务中哪种选择对自己的吃喝拉撒睡最有好处。

民主君主都是达成人类价值的工具，自由人权也是通向某种目标的道路，都不具备自我意义上的合理性。世界上自然而然的只有天道，自有永有的只有上帝。将民主人权等概念过度拔高是被百年来的历史小成局限了视野的错误。

民主不是人民福祉本身。当然投票选自己的总统的确表现了自己的主权，但是如果投票对自己的生活毫无影响，又有多少人觉得有价值行使这样的主权呢？民主不是精神信仰的概念，完全是关乎每个人经济利益的行政方式。民主程序中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在政客竞选的时候，他们操控的最有力的话题是什么呢？不是上帝和灵魂，不是宗教信条，而是税收计划，行政开支预算，教育投资，老年福利，医疗改革等等。这里不是说这些民生的概念不重要，而是不能将本来是民生工具的东西拔高到神圣的层面。

既然如此，有什么充足理由让一个国家的百姓简单地为了这个一秒钟的发言权，抛弃能够实现其幸福生活的君主制，而选择往往带来混乱的民主制呢？我不是厚此薄彼，民主有民主的优势，君主有君主的弊端，但是二者没有哪一个是国家的根本目的，都是政体工具而已。不能实现人民的福祉，民主没有丝毫的崇高可言。无论君主政体，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一党或多党，成功与否都在于能否实现平等自由民本民族文化等核心价值，政体的形式是第二位的。

民主的最佳效用与互补手段

民主在最高领导者的确定上是必要的，一是决定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频次上可以接受，二是这种选举只涉及最高职位的确定，不涉及任何政策，不需要过多的信息判断。任期不能太长，以防止其构筑私人的裙带关系；任期不能太短，以留下足够的空间发挥其报国之心平天下之志，并保证国家政策的连续性。用任期这一个规则来完成这样两个互相矛盾的功能，显然是民主宪政体制的致命伤。当代社会中几乎所有任期过长的国家元首在后期都为其国家带来大小不一的人祸，这支持任期的限制法则。另一面上，当代欧洲的几大强国，其强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政治学理论的成熟，宗教的相对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工业上的成功，等等，不单单是因为民主。其中，英法德俄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两位以上的强悍有为，顺应时势，有强烈民族情怀并且长期执政的君主。这些君主有专制与独裁的手段或者倾向，而且其目光绝不是局限在自己的享受与家族的兴旺上，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英国有狡猾的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法国有霸道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德国则有腓特烈大帝和铁腕宰相俾斯麦。俄罗斯则有彼得大帝和普鲁士人叶卡捷琳娜女皇。因为这样的基础，这四个国家成为过去三百年和未来的世界大国。这并非英雄史观，与其说他们改变了历史，更大的程度上是历史造就了他们，他们的成功在于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大潮。

美国是例外，可能在于党派政治，党派的政策连续性弥补了个人意志四年一次的间断性。这一点上，中美苏三国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很值得探讨。毛泽东在执政后期有疯狂的嫌疑，但其不置私产的做法和对国家民族统一意志的贡献也许有更深远的影响。邓小平的务实作风对中国的发展明显利大于弊，因为对西方开明政治在中国前途的不确定性，予以果断拒绝而固执于经济建设。未来的中国虽然有淆乱的可能，但是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了。长期以来，中国朝野一直在多党一党问题上吵个不停，却不知道深入分析一下更深层的人性基础。民主一词搞得国内风声鹤立，在国际场合提倡民本的政治主张时也瞻前顾后，实在是冤大头。

党派政治也存在公私不分的倾向，只是比以往的独裁政体，其利益集团扩大了许多。其危害程度以其公民的经济政治身份的固化程度和贫富差距为主要标尺。中共在未来的选贤任能制度运作中能否达到自隋文帝以来科举制度的效果，可能是决定中国前途的首要因素。从底层通过奋斗上来的人才远比贵族出身的人才更有活力经验韧性与智慧。

民主在中间层次往往不好用。因为官员自己的利益不是建立在他所服务区域的整体繁荣上，而是在自己所能搜刮到的利益上。中层官员由当地选举还是上级委派都有缺陷。这个问题，不能不用中国的德政予以补充。官员的道德素质，感情维系和人文修养，对于其践行执政为民的宗旨，远远比制度更加有效。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道德水平差的官员，你是上级任命制，他就媚上欺下；你是民主的选举任命制，他就政治手腕，钻法律空子，官商勾结，官媒勾结，天天填表格写报告把所有的民众玩晕。美国日本政客的可恨程度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官僚更轻。君主与社会基层人民的利益一致，中间权贵阶层往往是对立面。中国的朝代更替是如此，当下的中国更是如此，美国也一样。以美国为例，总统的决策往往建立在所有选民利益上，但是中间权贵阶层的利益却与此冲突。总统，权贵，百姓构成一个互相牵制的架构，整体上会一损俱损，细节上却有互相欺骗与坑害的空间。总统总是要联合一方，骗另一方，当然联合权贵的机会很多，这是阴谋诡诈的一面；联合民众是正义的一面，是获得道德支持的本钱。这种欺骗与平衡做好了就是里根和克林顿；玩不好就成了肯尼迪。林肯与肯尼迪不同，毕竟在道义上成功了。当然西方最伟大的骗术专家当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这种骗，绝对不是为了家族私利，也不是个人成就感。圣人在精神上的贡献为人类脱离苦海铸造了阶梯，而各民族伟人的贡献同样是社会结构得以优化的必需。所以，当大家去监督一个伟人强人在其国家内的作为的时候，需要察看的是其政策是否从民族甚至人类的前途出发，是否体现了人类的社会本性，是否很好地控制了他自己的欲望，而不是察看其行为是否合乎民主的规程。奥古斯都欺骗元老院，将罗马变成了独裁统治，招致后世史学家的非议。当代的许多学者只知道史书中记载的元老院治下罗马公民的普遍权利与幸福，不知道帝国境内占人口九成以上的非公民的苦难境遇。这只能说当代人被民主在一时的繁荣景象迷惑了双眼，完全不能理解圣人伟人的心胸，而对一切曾经背离宪政的行为都有本能的排斥。

民主在乡村是可以的，一来其家庭数量有限，二来其所能决策的范围较小，都是关系全部村民的琐事，而教育和土地用途等大事完全不是村内机构可以讨论的。

政治经济的民主自由传统在当前的自然环境下已经无法继续。这个传统有一个潜在的大前提，就是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活动的无限。在人际关系上，任何时候都有严格的边界。在天人关系上，资本主义萌芽之初，可以假定边界的无限，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遇到了边界。当代的一切环境与生态危机都是人类漠视边界所造成的。在当前的地球状况下，人对自然的介入没有自由可言，而对于关系自然生态安全的决策上，也无法用民主的方式来运作，只能信任科研机构和政府的决策是从他们对人类的责任和仁爱出发的。近些年的科研成果极其倾向于否定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过度干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生态系统的崩溃。关于低碳经济，人类自我约束的构想，是否可以尊重每个人的自私意愿呢？这彻底不行。这些东西必须基于科学和理性的思辩，宗教和信仰的悟道。我们必须假定，在这些方面思考的人是从公义出发，而不是从私利出发。当然，中国在近十年所做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甚至科研产业化，已经将所有的思考和教育等神圣事业变成了挣钱的工具，或者将精神变成了人类欲望的奴隶。专家学者无法让人信任成为残酷的现实。

君主制建立在仁爱上，却必须抵御私欲的污染

当代人对君主制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帝王首先是一个个体的人，首先是他的欲望满足。这是恶人政治的基础，人民不能屈服于此。人的欲望是平等的，任何人的欲望都不具备道义上的高贵。历史中经常出现帝王的不道，而儒家理念正是纠正这些过失的依据。中国帝王承认儒教的正统性，对臣属的批评，有水平的帝王也只能改过自新。唐太宗把玩外邦朝贡的一只珍雀，正值魏征觐见，太宗怕被批，就将鸟藏在衣服里。魏征假装不知，故意长谈，最后鸟被闷死。这个案例表现了君臣对正统的一致尊从。人的精神属性和欲望属性随着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不同而不同，享有的权益越高，代表的民众就越广泛，其本身必须具备的精神性就越重，欲望性越轻。作为帝王，其属性首先是代表一个国家，是精神性的，所以帝王是最不能任性矫情的。

普通人的精神性也是一样。为人父母者，在生活中能任着自己的欲望来吗？完全不能，你必须以家庭和子女为重。发挥人的本性来积极达成和谐与发展是首选，用法律契约消极地限制则是次选。如果事事都要搞什么契约，家庭中也是先有契约后有父子，这人可能连禽兽都不如了。这就完全颠倒了，契约是顺应人的天性定的，人的天性不是由契约定的。当代欧美在维护妇幼权益方面往往首先怀疑男子对妇女或者父母对子女的侵犯，不信任人对家庭成员的感情。这是用法律来消极地限制人的良善本性，以执法者逐利之恶来曲解家庭的仁爱之善，已经是西方社会不大不小的顽疾。中国以孝治天下，其潜在前提是君父的慈爱，与此同理。人的社会本性起始于家庭，而治国之道当然就要顺应这本性了。西方的法制社会成功之处很多，但是急切需要中国的儒家传统匡正其片面与偏激之处。复兴儒家文化虽然有民族主义的考虑，但更多是世界意义的。这方面，当代儒者的要务在于将那三纲领八条目的思路分析明白，而不能依然停留在比拟和直觉的层次上。

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上的普世价值

家庭内部的仁爱是每个人生存的根本，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将自己对亲人的爱推广到同宗同源的全民族，往往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将这样的情感拓展到对全人类，包括陌生的野蛮的人，甚至你曾经的仇敌，就很困难了。前者是民族主义，后者是普世价值。民族主义是国家政治的核心，普世价值必然属于宗教文化。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其政治上成功的核心在于民族的凝聚力，而不是曾经被证伪的和即将被证伪的政治领域普世价值。苏联的短暂成功和中国的独立强大，都是民族主义为核，普世价值涂色的实例。这方面只有美国加拿大的成功是例外，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小的民族主义成分。

上世纪，世界上的主要政治力量，都以普世价值的名义来推动其他国家的政治进步。如果不是民族胜利后的自大，则必然是以高雅之名行私欲之实。东方阵营输出革命是如此，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推行民主更是如此。对于二十年前的东欧，民主的涌入是灾难。东欧需要民主，但不需要装扮成上帝的民主。东欧人民兴奋地迎接民主，最终失去了自己发展的方向。东德成功融入西德，斯拉夫国家与罗马尼亚等国的经济却一直萎靡不振。这一现象佐证了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如果东欧人当年能以民族主义为主导，自主从容地选择政体的各种要素，其结果将完全不同。当下，北非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革命尚未尘埃落定，前途难测。但是，奥巴马的头脑不象其前任的那么简单，阿拉伯人也目睹了东欧国家的失败之鉴，祝愿他们做一些正确的选择。

上世纪各种意识形态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那些民族主义的英雄自我膨胀，根本没有普世情怀与境界，其境界和感情完全还在其民族上，却要将自己拔高成推广普世价值的圣人。他是对自己的理念有信心，而不是深切地爱着另一片土地上的人民。于是，当那里的社会环境需要对他的理念变通以实现那民族的福祉的时候，他往往坚持他的理念，而不是更改理念而实现人家的利益。一个相对松散的民族，不可能由异族的领袖来领导进入强大。拯救一个民族的是其民族普遍素质，而不是一两个名词与理论。在宗教彻底复兴之前的世界，各国的前途依然在于民族主义。一个巨变中的国家，不应该对各种意识形态的主义与民主宪政等理念抱过多的幻想。关键是契合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础，自主取舍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与不同哲学所推荐的政体。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十分充分，当年的那些马列学究从苏联回到中国指导革命，却屡次使得中国革命濒临毁灭，却是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多次力挽狂澜，以中国人的利益为目标，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这时所坚持的是，国家独立不是各种主义的实验田。至于建国后的悲剧，也是相似的错误，在经济与政治上落入对主义的迷信，在实际操作上变成权术与手腕，浮夸与欺骗的作风几乎将中国拖垮。邓小平先生很实在，看不明白，就摸着石头过河，不被主义栓死。有一点很明确：人民的福祉为根本，民生不是主义的实验田。

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应该对民族主义和普世价值有准确的认识。普世的，属于圣人立教的东西必然是宗教性的，学术性的，而非国家政治性的，非民族性的。政体的民主君主选择只能是民族内部决策。但是那些涉及民族与文化存亡和生态安全的政治经济事务同样属于普世范畴，例如禁止对弱势种族的歧视灭绝政策，全球变暖和环境保护的义务等等。

人类的福祉在于信仰而非物质利益

在道德伦理的推演中，有一道不易跨越的鸿沟。就是关照人类最长远最广泛利益的善，与精神信仰之间的差别。止于达成最广泛利益的善是不足的，因为这依然是从利益出发。为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和满足人类欲望需求的大公无私是不存在的。欲望和自私是同一的概念，为了欲望而无私，与为了自私而无私一样自相矛盾。

人站在利益的平台上展望未来，无法看得很远，十年也许可以，但是百年就超出其能力了。十九二十世纪的违反传统价值体系的激进政治科技思潮，本来是要为全人类谋福利，却在百年后甚至数十年后为人类带来劫难。而真正能够达成人类幸福的，依然是轴心时代的圣人所奠定的宗教哲学基础。两千多年的历久弥新，与短短百年的脆败，如此的对比已经足够发人深省了。因为世界上最关乎人类命运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类的理解能力和控制能力，行动的这种根本依据往往是直觉超验的，灵感的和神灵启示的。这就是信仰。展望人类的公义与长远利益的时候，只有站在精神与信仰的平台上才可能。

当代社会需要向信仰与宗教复归，但绝不能简单地复古。首先，宗教对立不应存在。其次，神秘主义对理性的否定不能容忍，信仰的超越理性和旧有宗教某些成分的悖逆理性完全不同。再有，宗教信仰是超越民族的，是普世价值。这在诸大宗教的历史上已表现得比较充分了。神对生灵一视同仁，不分种族地域，也不分物种。世界上没有属于一个民族并偏袒一个民族的神。还有，就是神学和历史学的各就其位，绝不能因为单一记载的神话而否定多方位文证物证俱全的历史研究。最关键的一点，仁爱这一人的社会本性需要在宗教信仰领域整合并成为未来政治制度的依据。首先从家庭关系开始，逐步达到社会范围的广布。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次序是合适的。孔子的忠恕之道，佛陀的慈悲，耶稣的爱人如己，是人类必须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