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有了病就得瞧。就是不瞧，也得药房买点儿小药儿给它顶回去。所以，这医院和药房就是须臾不可缺的了。
要说这药房，原来还真不少，我记得起来，一想就想得到的：西药房，俩，一个在东四南大街报房胡同东口南边；一个在东四北大街三条西口南边，叫鼎记。这鼎记门面挺各别，有点洋范儿，要不怎么卖洋药儿呢。而且很小，好像就俩柜台，当然药的品种还是很多，不过我家到那里买，也就是阿司匹林，咳嗽糖浆什么的。还买过“塔儿糖“。这是什么药？打虫子的。说来也很怪，小时候，很多人都有虫子，包括我。什么蛔虫啊，蛲虫啊，绦虫啊；倒是没有血吸虫。都说有虫子是吃饭不洗手，不干净的结果。可是俺每餐都洗手啊，便后也洗啊，可也长！没办法，就得吃打虫子药。买塔儿糖。
这塔儿糖，浅粉色，做成螺旋小宝塔形，味道有些甜，要不怎么叫糖呢；许是用形象可爱来逗着孩子们吃吧。吃打虫子药必须空腹。想必是让肚子里的蛔虫，也饿得饥不择食，饮鸩解渴，殊不知，那是要它们小命儿的勾魂汤唉。尽管这药不难下咽，吃下去也会恶心。您想啊，能把那虫子毒死，想必劲儿还是比较大地。这糖衣裹着的毒药，要连着吃，可也不能多吃，一周！打不下来，就得先停停。不过，常常是一周没到，虫子们也就坚持不了了，统统排泄下来。孩子们的小脸儿也就由黄泛红了。
再说这中药房，那东四一带就更多。从南往北数，东四十字路口东南角：永安堂；东四北大街四条西口：宏仁堂；东四北大街八条西口：宏仁堂分店，我们都叫它八条药铺，（在早那是一家点心铺，名号好像叫瑞芳斋，里边的蜜供和萨其玛特有名）。再往北，北新桥附近好像还有两家。那时，这些药铺里都有坐堂的大夫，而且还都特有名。我记得的，有个大夫，姓王，名友虞，就在四条，八条药铺轮流坐堂。小时候有个病啊灾儿啊的，只要不是烧得特厉害，一般都是吃中药。
药铺大堂的一角，摆张桌子，坐堂大夫坐在桌子后面；前面也有张凳子，是病人坐的。旁边还有个大长椅子，是待诊的病人坐的。病人要看病，先要到药铺柜台拿个号儿，然后排队等着大夫叫号。有时候不愿意在那里等，就先去拿个号，等差不多了，才去，反正从家到那儿，几步就到。
药铺的伙计年龄都比较大，有时甭找大夫，找他们就行。你说出怎么不舒服，他们就帮你参谋了，让你买什么中成药，吃了也是药到病除。而且，觉得那时药铺的人都特和气，没有那种待搭不理的。那时的坐堂大夫都算自由职业者，他们坐堂，也给药铺带来生意，因为他开的中药，患者就近就在药铺里面买了；而药铺给大夫们提供场所，也使大夫有了经营场地；更方便的是患者，特别是那些没有公费医疗的，无业的居民。可以说这种形式是三赢。
文革初，这种与人方便的看病形式随着破四旧的大潮，也被当作四旧，而停了下来。似乎一革命，人人都成了刀枪不入，病患不侵的铁金刚。那王大夫也失踪了好几年呢。
这药铺有时候也是我们小孩子的“扑满“呢（存钱罐）。记得有时候，药铺贴出收购土鳖，就是地龙：一分钱一只。于是傍晚时分，华灯初上，就能看到有些小孩子，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拎个瓶子，沿着墙根儿踅摸土鳖。北京的平房很多都是碎砖头（俗称“核桃块儿”）垒起来的，墙缝中还真藏着这“龙”，于是，龙子龙孙们就变成了孩子们手中的钢崩儿。再有，就是秋天的瓜篓，冬天的橘子皮，药铺也全收购。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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