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就实话实说。


这里讲的，是十七年前，儿子出生前后的故事。

太太痛恨科研，一心想当医生。

来美后两年半，顺利通过了医考的第一和第二步。

下一步，就是要搞定接受你当住院医生的医院。除了考试分数、在美的临床经历、面试这几道关口要过以外，最成问题的是“签证”。

毋庸置疑，H-1签证是最理想的签证。只要在申请前考过医考第三步（一般要求在做完住院医前考过），就可以请求医院帮你办理H-1签证。

太太再接再厉，准备一鼓作气冲过第三步，1994年的七月就可进入住院医的行列。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结婚后盼了十年不来，本已放弃希望的种子，第一次种在了太太的肚子里，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第三步医考的最近考试地点，在三百英里以外的费城附近。更要命的是，考试时间只有一次机会，只比太太的预产期早20天。

太太是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认准了就一定要做下去的主儿。高中拉练，她在大山里摔得大腿股骨错位性骨折，被我们四个毛头小子，从十五里驴走的山路上抬出山，一声都没吭。回来接骨头，歇了一年，又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学校的劝阻，非要去插队。去了还当妇女队长，一直当到回城。这次又非要坚持去考试，说她自己是医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也只好为她认真准备。首先做了一个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小桌板，象我在国内当工程师时用的画图板，立起一定的角度，这样太太就会轻松和舒服很多。又准备了所有紧急情况发生后的措施。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包括生孩子所需的所有物品在内的行囊，装了满满一车，以备不时之需，当然也包括我精心设计和制做的小桌板。计划第二天开车赶赴考点儿，办理住宿和报到，第三天参加考试。我跟太太讲，今天好好睡一觉，明天不用早起，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凌晨四点，太太就把我叫醒了。我看看表说，这也太早了吧，天还黑着那！太太说：不好了！我破水了。OMG！

后面的事就不用详述了。儿子大概是不想跟妈妈一起受考试这份儿罪，在破水后15个小时，提前跑了出来。

后来想想，这真是不幸中之万幸。这要是发生在半路，或考场上，还不知要闹出多少故事。

第三步没考成，报名交的六百多银子白丢了不说，这签证可就成了大问题。

签证的第二个选择，是拿医学培训的J-1签证。此J-1非彼J-1。这个J-1最长可以七年，但必须回国服务两年，不得豁免。回国服务到没有什么，关键是，想要拿到这个签证也并非易事。它需要出具中国卫生部的信件，说明需要，并会安排你回国服务。这个信，必须要有卫生部部长的亲笔签名！

不知道是因为当任的卫生部长，正好是我太太当医生时的大内科主任，还是因为太太的父母都跟这位部长大人是相互熟悉的同行，总之，没有费太大的周折，也绝没有送礼之类的事情，这封信很快就到了我们手里。

这时候，申请住院医的MATCH已经下来了，至少两个医院都把太太排在了前面，可任她挑选。

我们立马儿就拿着这封信，着手办理医学培训的J-1签证。没想到，当和移民局面谈时，我们被告知，不能办理。理由是，因为我们有加拿大的绿卡（我曾以工程师的身份，办理了加拿大的技术移民，并在不久前获得批准），因此，必须出具加拿大卫生部的同样信件。我的天！这就比登天还难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想起来了，也许我的大老板可以帮忙？听说，我们大老板很厉害，想办的事儿从不讲道理。曾经硬逼着学校的人事部，给一个他喜欢的，中国来的博士生办绿卡，人事部还真的认真在办。如果我要好好求他，他也许肯帮忙。

求我们大老板的事儿，还得从哪里来的这个大老板说起。

太太的老板也是医生，边作临床，边搞些科研。本来钱就不多，才把她这个廉价的劳动力从中国雇来，两年后，经费花得差不多了，也没能再申请到新的课题，只能靠学校给的基本经费维持。

太太一心想作医生，不想再找工作。因为要继续准备考试，不想到个新地方就磨洋工，我们的思想观念，是绝对做不出那种事的。另一方面，老板的实验室还要维持。两下就和就和，老板把她变成了半工，工资只能给每月四百美金，还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

说是半工，可过去是四个人干活儿，现在只有一个半人做，每天顾不上吃饭，也要至少干五、六个小时。不过，老板是个好人，他从另一方面给予了补偿。他全力以赴地支持我太太考医生，不但写了很好的推荐信，更重要的是，帮助她联系到了在医院接触临床的机会。

说了这么多，关键在于，一个月只有四百美金的收入呀。家里马上又要添人口，这日子怎么过！（怎么听着这么象旧社会呀，哈哈）

我原本是J-2签证，到了美国，办了工卡就打工。原指望在干中学，能很快提高我那拿不起个儿的英文水平。可实际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在工厂，除了工头儿，没有几个能把英文说利落的，跟他们一天也说不了三句话，。在餐馆，英文就那么几句，多数都是说中文。这样混了一年多，觉得不是事儿。虽然在工厂，从4块半一小时混到10块了，还是一咬牙，把工全辞了，跑去上学。

这人的一辈子，总躲不过那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面对四百美金的月收入、已知怀孕的太太，我不得不边学习，边又四处去打工。

帮我太太联系来美的，是她国内医院同组的朋友，正在读博士，也和我太太一起在考医生。有一天，她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有一个20小时，洗瓶子加配溶液的位子在招人，工作简单、不忙，不大需要语言，还可以有医疗保险和其它福利。当时就觉得是特好的一件差事，又和餐馆打工不冲突，立马儿就申请。因为有人推荐，很快就得到面试。

真幸运，面试我的是技术员的头儿，是一个ABC女孩。虽然她不会说中文，可不知为什么，她的英文，听起来要容易懂得多。去见二老板也是她带我去的。这在我听话靠猜，说话还蹦字儿的时候，帮了我的大忙。据说他们还是很担心我的交流能力（自己那时都觉得跟残疾人没啥区别），可大老板听说我过去是工程师，就说：给他个机会吧。

我就是在做每小时挣5.75美金，每周20小时的钟点儿工时，去找的我们大老板。

我敢直接去找大老板，一是真正到了山穷水尽和迫在眉睫的境地。二是几个月来，听到周围对我这个只会干活，不会说话，什么都一学就会的大男人评价不菲。

我找大老板，是早想好了的，要想求他给我办J-1签证。经过我反复研究论证，得出结论：如果我拿J-1签证，我太太就拿J-2。J-2是可以办工卡的，有了工卡，就可以合法工作，当住院医就是合法的了。

老板想了半天，问我：如果我不帮你，会发生什么？我说，那我们全家这几年，在美国的努力就前功尽弃，我们马上就必须回国。老板想了想，叹了口气说，好吧，我帮你。

办理J-1手续最简单，老板给管国际交流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很快我就拿到了IP-66表。可拿到IP-66一看，顿时愣住了。工资一栏写的年薪是：$5,980.00。才猛然想起，这是每小时$5.75，每周20小时的总和！这不就是一张废纸吗！虽然当时J-1签证没有明确规定，可这么少的工资，简直就是一个玩笑，哪个又会给你签证呢？

我知道，我对老板提的要求已经太多了，他也已经为我额外地做了出格的事。可我如果就此罢手，我们不是都白忙一场吗？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我还是咬着牙，硬着头皮，又去找他。

我跟他说明了情况，请求他把工资的数额加一些。我向他保证，只是为了拿到签证，让他写高一些，我绝不是要这么高。一但签证下来，给我降工资我都没意见。老板问，写多高？

咱以前不管多苦，多累，都是堂堂正正地做人，从不投机取巧。这次被逼得无奈，居然公开让老板为我做假，已经是觉得无地自容了。老板这一问，我的负罪感油然而生，再加上以前没干过这种事，努了半天，才说出一个一万。老板又问：你确定够了吗？问得我又是一愣。想都没想，赶紧点头。

其实，即使是一万，也还是不够。我又拿着我的新IP-66表，去咨询了移民律师。律师说，你如果在美国本土换身份，只有5%的可能。但如果你以加拿大绿卡的身份，到加拿大的美国使馆去申请，也许有50%的希望。但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一旦遭拒签，半年之内不能再申请任何来美国的签证。

到了这时候，路就走到头儿了。只能破斧沉舟，做最后的一搏。

带着太太和出生不久的儿子，还带了一些洗换的衣服。把我家老大，狗女儿西娜，还有全部家当，都留在了家里。跟朋友们讲好了，如果回不来，就只能麻烦大家帮我把我家老大和东西运过边界。

在美国大使馆，排了很长的队。几个小时以后，终于把东西送进去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听到叫我的名字。我赶紧凑到窗口，一位女官员问我：Are you full time or part time?

这才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马上意识到，给不给签证，就看这个回答了！怎么回答，完全在我，可谁又知道哪一个是她想要的呢？看官，您说说，我该怎么回答？

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时间思考，我必须立刻回答！否则，真的也会被认为是假的。也许是老实人当慣了，我的本能和习惯，让我十分平静地回答：Part time!

那个女的一声没吭，扭头走回办公区深处。我站在那里没动，试图理清自己的头脑，判断可能的结果。一个穿制服的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到旁边去等。

又叫我的名字了，还是那个女的。“那边交钱去，过两天来取。”当时，真想亲谁一大口。

后来一想，她问这个问题，正是因为给我的工资太少。如果是Full  time，说明我很廉价，我的岗位没那么重要。我在用自己的廉价跟美国人抢低等的工作。只有Part  time，我的工资才是合理的。

其实，谁也不可能先知先觉。我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说，答Full time才能拿到签证。因为还没有听说过 part time 拿J-1签证的。

所以呀，当你必须要说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好你就实话实说。试想想，如果因为我说的是实话，那位女移民官没给我签，说明我本就不该得到这个签证。虽然倒霉，至少也图个心安理得。可如果因为我说成full time，她没给我签，你说我得有多冤啊？我不但要悔青了一辈子肠子，还非得去上吊不可。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