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显中：李锐，请一路走好!

李锐，中国共产党的8级高干。在“官本位”的层级序列里，应该是仅次于宝塔尖端的第二方阵吧？但和其他高干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李锐对于当今的所谓“核心”根本不买账，不看齐，更不表忠心。

这就引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全国一片拥戴和效忠的热潮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李锐却安然无恙，甚至继续享受其高干待遇。即所谓“李锐现象”其故安在？

先说其人。李锐人生的三部曲

综观李锐102年漫长的一生，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早期是共产党那套理论的信仰者、其造反事业的参与者。中期则成为中共内部不断斗争、不断 清洗的受害者。通过亲身体验与痛苦思考，晚年则彻底认清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本质与虚伪、虚妄性，成为对这一理论坚定的批判者。

17岁的李锐，血气方刚，朝气蓬勃。考入武汉大学，成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天之骄子”。

当其时也，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作为热血青年的李锐自然被卷入其中。在全国所有的抗日力量中，被李锐特别关注的是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圣地。

他联络8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地成立一个叫做“武汉临时支部”的组织，有模有样地举行“宣誓”仪式。后来竟被中共北京市委承认为共产党员。

不久就辗转进入这块被尊奉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道接受革命的洗礼。这就是李锐人生的第一部曲。

在这个所谓革命圣地里，本应该如鱼得水， 一展才华吧？但这种情况如昙花一现，不久就迎来了刻骨铭心的“抢救运动”。在运动中，人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同时人人又必需“过关”，也都可能被他人揭 发。一时间，检举与揭发齐飞，检讨与坦白纷呈。好不热闹!这就是李锐和李锐们所看到并亲身领教的“革命洗礼”。在这个“伟大的”洗礼冲击下，他看清楚“红 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内幕，或者说是黑幕。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一场飞来横祸，灾难临头。李锐被人诬告后，被抓进“保安处”。

“保安处”不是迎宾馆，是专门审查特务的机构。为了打出一个或几个特务而采取什么手段，什么体罚措施，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不必细表。

据他自述：“延安6年的生活，特别是保安处一年多的日子（从1943年4月初直到1944年6月），对我的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如果说，延安这一年多被审查的经历只是初步考验的话，另一场更残酷的考验就是庐山会议后被发配北大荒劳改期间差一点饿死。

绝大多数60岁以上年纪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挨饿的那段人生经历吧？除非是高干家庭出身，普通老百姓家庭没有不挨饿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 是几千年来朝野共同信奉的天条，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必须担当、最起码的责任 ，是其统治的合法性、合格与否不可逾越的底线。为此，凡是遇到天灾，饥民遍野时，统治者都必须大力救济， 开仓放粮。同时下诏罪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罪己诏”.把所有的罪责拦到自己身上，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祈祷上天饶恕等等。奇怪的是：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 20世纪60年代那场大饥荒，竟然悄悄地被人为地“虚无”了，在中学教科书里消失了，在公开宣传资料中不见了。而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却仍然是“伟大领 袖”，从来不写“罪己诏”，也就是说，从来不检讨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更不许别人批评，甚至不许任何人再提起此事。否则就是“抹黑”， 就是“煽动”!如此霸道，老百姓只好“仰天长啸，空悲切！”

由于对自己挨饿的经历刻骨铭心，同时对几千万饿死的饥民无限同情，李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追寻，终于看清楚当年自己所热情追求的目标和眼见的现实竟 然是适得其反，南辕而北辙！他终于对这个主义、这个党，有了痛彻心扉的认识和评价。李锐既是这个党、这个主义的受害者，（通过受害，不能不进行认真的反思 和彻底的清算），更是其理论上的批判者、道义上的谴责者。

这就是李锐的人生第二部曲。

在自述中李锐多次提到挨饿，甚至饿死的经历。在那个人人挨饿的年代，中国人民平均死亡率特别高，尤其是作为阶级敌人的李锐和李锐们，死亡率更高。多 少才华横溢的专家学者，多少功高爵显的文武官员，人人都未能幸免，一个个饿毙在劳改场所、劳教工地、最苦、最险、最脏的岗位上。而李锐竟然活下来了。这真 是奇迹！

首先是李锐的朋友们和近亲的关心支援，其次是李锐自己顽强的生命力。还有呢？

我忽然想起孟子的一段名言：“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伐其身….”

在《孟子》这段名言面前，我曾经多次闭目沉思，多次反复质疑：未必吧？ 何以见得？ 有事实为证：多少人在上天“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之后，默默无闻地死去， 甚至连个姓名都未能留下。更谈不到什么“天欲降大任”了。此其一；

其二是： 相反，多少人并没有经历什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却能够凭借高贵的血统、轻而易举、易如反掌地接受了那个“天降大任”。

说话要有根据。仅举一个例子：请看那位毛太孙：他既没有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 经历与战功，甚至没有摸过枪，却天上掉馅饼，成为一名将军。还有：他曾经公开宣讲： 反法西斯战争是我爷爷和斯大林共同领导取得胜利的。就凭着如此的历史学知识，竟然取得博士的头衔；而且就是历史学博士。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荒诞、荒唐 的事吗？

虽然孟子的这句话以及其中包含的规律性、因果关系未必具有普遍意义，但却适合于李锐这个特定的人物。用《孟子》这段话来对照一下，李锐何以能够历经千难万险而终于活下来，无疑就是上天赋予“大任”，要他来承担、完成。

由于“受害者”的特殊身份，由于几乎被饿死的惨痛经历，使得他对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体制有着切肤之痛， 有着切身的体验和认识。因而他对这个理论、这个党、这个体制的批判具有更深刻的内涵。他的批判因而成为当今时代的最强音。通过长期思考，反复验证。李锐得 出的结论是：

“何时宪政大开张？”

这7个字里包含着千言万语，体现了人间的正道，体现了世界的大潮流，时代前进的大趋势，人类发展的大方向！到了晚年，这种批判愈来愈强烈，愈深刻。这，就是李锐人生的第三部曲。

李锐这个典型具有代表性

近年来大陆出现一个新词儿，叫做“两头真”，许多老人纷纷自动站队， 进入这个行列里。其实“两头真”的说法就是“三部曲”的另一种表述。两者所指实际上相同，或相似，相近。第一个“真”就是人生第一段追求真理，为了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

谁代表真理呢？在那个年代，最令人倾心、最吸引中国人民关注的无疑是毛泽东的声音。

他向农民许诺土地——耕者有其田；向工人许诺领导阶级的桂冠，向工商业者许诺继续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向知识界许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还 向美国政府许诺：新中国必需向美国学习，以美国为榜样、为楷模，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毛泽东不愧是20世纪最天才的宣传家。他能够精准地把握每个阶 层的诉求，对症下药， 投其所好。及时地、慷慨地开出大面额的支票（当然是乌托邦银行发行，因而也无法兑现的）。于是乎国内外一片赞扬和喝彩。人人心花怒放， 个个如醉如痴。真的以为是活菩萨，是救世主。顶礼膜拜，焚香祈祷。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就是真理的代表和化身。参加党，参与党的事业，就是进步的表现。为了 追求进步，为了献身革命事业，一个个如飞蛾投火，飞奔延安。

但很快这种决心就被现实击得粉碎。为了自保求存，不得不把内心的不满和怀疑掩藏起来，“欲说还休”。于是说些假、大、空的豪言壮语，花言巧语，甜言 蜜语，蒙混上面。上面也不是白痴，当然也知道你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实际内心如何？就很难说了。因而也似乎相信你。于是互相欺骗，把说假话作为生存的基本 手段。否则就可能大难临头， 甚至至人头落地。

经过长期的熏染和浸润，多少人都养成了“双重人格”，成为两面派。

李锐作为“受害者” 忍受煎熬。但他的性格决定不愿意随波逐流而是深刻地反思，苦苦追寻，从理论高度解释这种“异化”现象的来龙去脉。终于明白了许多人仍然被蒙在鼓里的秘密。 特别是在平反复出后赴美国访问，通过亲眼目睹，对比分析， 终于大彻大悟。 这才有了此后作为“批判者”的资格。从《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纪》一直到近作《李锐口述往事》一本本鸿篇巨著，乃是一座座无形的纪念碑，也是一篇 篇声讨旧体制的檄文。许多老人第二个“真”也正是追随李锐的笔锋纷纷去追寻真相，揭示真相。胆子再大一点的就要进一步追究责任者，撕下其庄严神圣的画皮， 还他以真面目。因此，李锐的亲身经历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具有代表性。

李锐的典型意义在于：他代表了许许多多具有类似经历者。例如李慎之、李普、韦君宜、何方、何家栋…..等等。这些人当年都属于社会精英，一个个被毛 泽东忽悠得神魂颠倒，如痴如狂。抛弃优越的家庭环境，抛弃出国留学的灿烂前程，铁了心地投奔延安，投奔毛泽东的麾下。结果如何呢？以女作家韦君宜为例。她 在其晚年所写的《思痛录》里坦率地承认：要是早知道这样，我是不会来的！。短短 10几个字，却字字血泪！

作为“受害者”的李锐，同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几十年来运动不断，斗争不息，整人不倦， 伤人无数、死人无数。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第一层级的高级干部， 也未能幸免。在他的晚年，曾经沉痛地回顾说：我是这个体制的创建者，同时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邓朴方残缺的身体，内心的煎熬与反思不 言而喻。“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诗句）

长期以来，作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为了“顾全大局”邓公只能隐忍不发。到了晚年，临终之际才将这种感情向几位重臣倾诉出来。“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读后令人不胜唏嘘！

除了邓小平，还有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田家英、邓拓….这一长串受害者的名单还可以补充，开得很长很长。人们很自然要追问：一种主义，一个政党， 一种体制，如果需要不断地伤害甚至吞噬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那么 这种体制，这种主义，这个党的正义性、合法性难道不值得怀疑吗？从人道主义精神来看，无疑是不可饶恕的。再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更是不可持续的。

作为“批判者”的李锐， 和其他“两头真”的老人比起来，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其一是他曾经担任高岗、陈云的秘书，后来更被毛泽东欣赏并钦点担任兼职秘书。身居庙堂之高，参与机 密，熟知内幕（甚至黑幕),人际关系的恩恩怨怨，风云变幻的来龙去脉尽收眼底，了然于胸。因而对许多事件有着其他人难以掌握的内情，观察问题自然具有无可 比拟的深度和高度。“尽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最高峰”。

其二、李锐最后一个职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这个身份更具有旁人不及的优势。在2004年也就是李锐88岁的时候，内地文化界 颇具知名度的吴思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最早提出所谓“李锐现象”。作者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即所谓“贵族 民主”云云。 对于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史无疑是一大贡献。但是，这个“贵族民主”的说法很快就被事实所否定了。就是在两年前， 作为“贵族民主”样板的《炎黄春秋》月刊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伙人强行接管、取代，形同抢劫。该刊同人一致声讨，并且诉诸法律。却毫无效果，不了了 之。“贵族民主”之说自然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了。

其实，比较可信的解释就在李锐最后这个职务上。遥想当年，李锐平反复出， 经陈云多次劝说终于接受了这个职务。陈云的初衷是要求他尽快组建青年干部局，尽快搜集材料，通过考察、筛选，建立“第三梯队”，以解决新老干部青黄不接的 燃眉之急。李锐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许许多多中、青年干部就是通过李锐及其助手们（包括闫淮、崔武年诸位）的考察、筛选才得以脱颖而出，有的甚至 青云直上，进入最高权力核心。今天仍然在位的衮衮诸公， 有许多就是李锐这位“伯乐”所发现、所举荐的。比如今天的总书记习近平当年就是被李锐面对面地谈话、首肯，才能进入“第三梯队”上报。更为关键的是：习近 平原来在河北省委书记高扬手下担任县委书记。其父习仲勋向高书记示意，希望能够关怀、提携自己的儿子。谁料想这位高书记不但不给一点面子，而且在公开场合 抖落出来。由此，习近平在河北就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

谁为其解围？又是李锐！李锐当时还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嘛！把他调离河北，派至福建。这样，习近平才有可能完成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三级跳——第一跳而为 封疆大吏；再跳就到了中央，进入核心圈中；最后一跳则成为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当他离开河北，调至福建,再调浙江之后，恰逢李锐夫妇南下旅游，习近平还专门 设宴款待，以表酬谢之意。

饮水思源，自然对李锐心存感激甚至敬畏之心。历次党代会都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虽然李锐的言论和著作一直被认为“不合时宜”， 甚至致使龙心不悦，也不能不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即使在维稳成为天字第一号工程的今天，在挥舞镇压大棒的时候，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这个“情”字既包括爱情、情亲、友情， 当然也包括这种特殊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感情在内。结论是：非不为，实不忍也！这， 恐怕就是“李锐现象”的最大原因吧？由此可见李锐现象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可复制的。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李锐的反思和批判以及许多著作都具有更广泛的影响，也成为中国人民最珍贵、最稀缺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何时宪政大开张”这七个字无疑代表着几乎所有“批判者”的共同心声。

能够成为最坚定的批判者，能够成为广大“两头真”老人心目中的旗帜。这，恐怕正是“天欲将”的“大任”吧？能够承担这种“大任”也不枉当年被““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了。

总之，李锐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一生，也是凄凄惨惨的一生，更是巍巍峨峨、高耸入云的一生。中国出了个李锐，无疑是中国之幸，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榜样。

几天前，锐老仙逝。悲痛之余，以诗哀悼。

锐老西行驾鹤去，
庐山实录留丰碑。
中华宪政开张日
万众邀君共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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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作过程中， 参考了李南央女士的《李锐口述往事》和《敬寄李锐》两本书，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编审、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