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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江渭清回忆录:大跃进江苏宝应县饿死3万多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中央曾于1959年11月27日转发《关于划 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当时,省委常务书记是刘顺元同 志。刘顺元同志为人正派,严于律己,理论修养很深,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他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积极拥护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充满热情的。后来, 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 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 “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 、“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 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 束时,曾向我提出要批评刘顺元同志,暗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 作了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 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 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 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我和省 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我向他老人家汇报说:我们有 “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 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 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我们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 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 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虽然比 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但毕竟伤害了一些同志。这 批被错戴帽子的同志,在以后中央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全部平反。
由于从上到下层层“反右倾”,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 年春夏,包括江苏在内,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 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 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 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重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压缩空气”,下调过高的指 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 1958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 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 计划1960年粮食总产380亿至400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亿斤,比上年减少 6.58亿斤,还低于1952年199.5亿斤的水平;棉花600万担,实际只完成248. 5万担,比上年减少93.1万担,低于1953年294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 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不仅如此,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 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 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 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 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 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曾分头下去调查,发现 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 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 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解放后多 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 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宝应的自然条件在全省属于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 1960年春,省委和国家粮食部门分别派 工作组去该县作了调查。根据调查材料,我在5月初扬州地委召开的一次会 议上,曾作了题为《兴(化)高(邮)宝(应)问题的病症何在》的讲话, 指出:宝应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虚报产量,征购过头。当发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时候,领导上仍 然熟视无睹,还在干部中大反“刮低产风”,在群众中大反“瞒产私分”, 把群众的口粮、种子都征购一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太湖之滨的宜兴和 宁镇山区的高淳等县。这些县的县委固然有责任,省委、特别是我要负责任。 归根到底,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 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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