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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又回到了Boston，见到了太太，简直象在做梦。
现在，我不再发愁身份问题，可以安心学习和工作了。然而，还有一桩心事始终萦绕在我心间，无法摆脱。
什么事呀？一桩接一桩没完没了的，你是不是得了忧郁症？
就是我公派出国的事。虽然这个公派是单位作为用行政手段不准我一个人念学位给我的一种补偿，他们实际上是舍不得我，是爱我爱得太深了。从单位领导角度看，他们认为这已经对我很不错了，当然这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从实际效果看，这种强制的行政手段太粗暴，很过分，结果适得其反。如果换一种怀柔的办法，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虽然我经受了比许多出国人员大得多的压力和困境，吃足了苦头。现在回过头想想，自己也有对不起单位的地方。
宁可别人负我，不可我负别人。这是从小以来家里教育我们做人的准则，就是这准则害得我终日不得安宁。我做出一个决定，把所有公派的钱退还给单位，同时办理自动退职手续，不再让单位背包袱。这样我心里也平静些。
友人们听说我这个惊人的决定，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劝我好好想想，这儿有不少公派出来的人，他们的单位待他们要好得多，要延长就延长，要转学生就转学生，最后留在美国不回去的也不少。好象没听说过要他们把公派的钱退回去的（我没有核实过是否确实）。他们的处境和经济状况比你好得多，他们都没退，你这是何苦呢？
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劝告，不过，我还是愿意按自己的准则做。不就是几千美金麽，少了那点钱饿不死人，我不想为这点钱难受一辈子。就这样，来美国一年多省吃俭用，没看过一场电影，没上过一次馆子（外出开会时除外），没去过一个游乐园。当然更没钱买汽车，为了省5毛钱车票宁可走2个小时。结果不但没存下一分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因为一还钱，第一年等于没有一分钱收入，还把生活费赔进去了。直到来美国两年后，我们还清了欠债，才和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从零开始打拼了。
开始念学位一年后，Jordan当了我们系的系主任，工作繁忙，他没有精力带研究生了。正好，系里新调来两位教授，Jordan就把我转给新来的教授带了。可惜，新导师的心胸远没有Jordan宽广。他对自己的名利追求得很紧，对学生的成长进步不太关心。他和学生的关系就没有那么融洽了。这样开始念学位两年后，我们学生之间的关系依然很好，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再没有达到Jordan时代那种亲密无暇的地步。
 其实美国的教授中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竞争社会嘛，这种事也难免。
几年以后，我已从MIT毕业再从工作单位赶到Boston参加毕业典礼（MIT规定5月底之前毕业的参加当年夏天的毕业典礼，6月以后毕业的参加第二年的毕业典礼），太太也陪我飞到了Boston。当我穿上那黑色的博士服，带上那上面方方的，还挂着一条黑穗子的博士帽时，太太的眼眶里闪出了泪花，左一张右一张不停地对着我拍照。当年一起学习的同学也从各地来到了校园参加毕业典礼，大家相见后分外亲切, 说不完的知心话。
毕业典礼的重头戏是毕业生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上台接受校长发毕业证书，各系的系主任和请来的贵宾们则坐在后面的观礼席上，Jordan也在其中。排在队伍中的我刚走上台，突然，Jordan从观礼席上冲下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了声“祝贺你”，然后返回了观礼席。我眼睛一下子湿润了，赶紧说了声“谢谢”，不知他听清了没有。
谢谢你，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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