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插队第三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开始学琵琶，老师曾是著名琵琶演奏家李廷松先生的弟子，他当时被借到一个“样板团”的乐队里，那是个西洋管弦乐队，只用一把琵琶，演奏的人也只有他一个，没有替补。由于经常要演出，排练，他很忙，不能每周按时教，常常是两三周才通知我去一次，每次大约能学四五十分钟。一开始就是教些基本的指法和练习曲，上了两三次课后，教了半个曲子：古曲<霸王卸甲>的前半部分，因为这部分有多种指法的组合，也是为了练基本功。老师的意思很明显，他要我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不急于求成。

当时正值农村的冬闲，我在北京没别的事，就把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了练琴上，每天大约都练五六个小时，坐累了就站起来活动活动，再接着练。老师布置的东西都认真去尽量做到，以便下次回课时能让老师基本满意，好布置些新东西。就这样，那年冬天一共跟老师上过五六次课，就到开春了。我告别了老师，说好等到当年秋收后再到北京来找他学。

回到村里后，白天就得下地干活了，琵琶只能晚上练。以前我晚饭后的黄金时间主要用来看书，但从这一年开始，改为主要是练琴了，每天都坚持至少练习两小时左右。那年YQ也来到了村里，并把他的扬琴也带来了。当时我村的知青已经走了有一半，剩下的人不多，所以住房富裕。我和YQ分开住，这样练琴时可以互不影响。那时一到晚上，我们知青那排房可热闹了，扬琴声，琵琶声，响成一片，好像是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其实呢？一位也在我们县插队的老同学曾送给我一首诗词，其中“曲曲抑扬琵琶乐，声声难诉弦外音”两句倒是当时那种情景的真实写照。

经过春种夏锄秋收，终于又到了冬闲的时间。我又回到北京，继续跟老师学琴。上了两次课以后，我看老师总是在搞我的基本功，就大胆把想要凭借琵琶找工作的打算向老师说了，希望他能教我一首“拿得出去”的曲子。没想到老师很理解，他当时就找出琵琶曲<浏阳河>的谱子，并给我弹了一遍，让我回去把谱子抄了，曲子自己先“摸下来”，下次他再给纠正。就这样，我把<浏阳河>连下来以后，老师给纠正了两次，就到开春，该回村了。我又告别了老师，就凭着以前学的半首<霸王卸甲>和这次学的<浏阳河>，开始去找工作了。

           那已经是插队第四年的春天，我在回村之前，先到大同想碰碰运气。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大同市文工团和雁北专区文工团都已经有琵琶了。我又问了两个大厂，他们虽然有文艺宣传队，也需要琵琶，但他们没有在雁北农村招工的名额，无能为力。还有人建议我去部队的单位看看，比如在大同郊区的六十九军军部就有宣传队。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去部队是不可能的，还是不要自讨没趣。当时唯一有希望的单位是大同的一个煤矿。

和我同村插队的一位好友已于前一年被招到大同煤矿当工人。他事先给我来信说，他们矿的宣传队正在排样板戏，乐队里没有琵琶，让我去试试。到了矿上，我随好友去了他们矿的宣传队，给人家弹了琵琶。宣传队的领导当时就表示愿意要我，问了我的大概情况以后表示，他们会请煤矿领导在下一次招工时(通常是在年底)，专门给山阴县名额，把我从村里招上来。老实说，去煤矿并不是什么太好的工作，因为新招收的工人必须在井下至少干六个月才能转正，转正后才有资格被借调到宣传队，而且还随时有可能再被派回到井下干活。尽管如此，我觉得这总比在农村插队强。当时我插队已经四年多了，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人家宣传队愿意要我，能把我招到煤矿当工人就很不错了。心里有了这个底，我就回村去了，在坚持练琴的同时，只等着到年底煤矿来招工。

不久，我县几位知青用"音体美小三门儿”找工作的事被编成笑话，广为流传：

知青甲背着画夹子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他的画儿来让人家看，“这是素描，这是水彩，这是油画……”看完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走-！”

知青乙背着足球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球来给人家踢，没有操场就照着墙钔，叮呤咣啷是一通胡踢呀。踢够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走-！”

知青丙背着琵琶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琵琶来给人家弹，登棱登，登棱登，是乱弹一阵呐。弹完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走-！”

那个知青丙就是我，当然这笑话是用真名字说的。虽然好笑，还是有点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