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榆次王村的郝家，到1949年时，是已历经了300多年的晋商巨族。商业网络遍及全国主要城市，分号100多家，聚兴顺、天顺长等并曾在莫斯科等俄国城市设立分号。祖母娘家是太谷南席武氏，晋商大户。三百多年前两家先人曾经一同在东北、朝鲜创业。

如今，祖母带着孩子们来到了郝家设在成都的商号——“协庆丰”总号。

“协庆丰”是开店100多年的匹头庄，同时兼做其它方面的生意。货物从上海分号沿长江到重庆，再到成都。协庆丰地点在成都少城黄瓦街。店里有专门免费接待远途客户的客房， 作为东家的人，祖母一行就被安顿在了店里的客房居住。

父亲他们被祖母安排去了私塾上学。少城是当时成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热闹非凡。放学后父亲和叔叔姑姑们，就在少城一带玩耍。

祖母没有在成都见到祖父，一直靠商店接济相当于预支，并非长久之计。因为按照规矩，全国各店每年年后回榆次王村向东家交账，然后家族各门才按照分家时的股份各取所得。

不久，祖母通过商号间的通讯网络，知道了祖父已在天津。但是，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路途漫漫，成都、天津“颜色”不同。

街道上不时能看到行进的士兵队伍和疾驶而过的军车，警报声时常响起。9月的成都，安静中隐含着即将来临的杀气。

就像在股市中，上升期的三千点和崩盘时的三千点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占据四川，胶着状态成就了蜀汉和民国政府；溃败状态下，结局只能是一败涂地。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成立了。

怎么办？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应该继续跑。或者台湾、或者香港。可是祖父祖母已经跑了半个中国，一个个希望接连不断地变成了失望。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如果跑到海南岛，那岂不还是白搭？谁能断言台湾不是下一个兰州、下一个成都？无人能够未卜先知！ 就是台湾，即使到了现在不还在大陆的军事压力之下？台湾，香港不是还有人为此而移民？

所以在眼看成都以及西南难以持守的情况下，筋疲力尽的祖父和祖母协商，决定由祖母去成都的中央银行为祖父办理退职。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拿到一笔钱，至少暂时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

祖母来到中央银行总部，找到管事的人员说明来意。对方很客气，但是委婉地说：国家正在危难的特殊时期，特别繁忙，抽不出人手来为你办退职。或者，你可以等等，待局势缓和后，我们再为你办理。

过了几天，祖母再去询问，回答还是：对不起。

风声日紧，11月30日，解放军攻占重庆，大战阴云随即笼罩成都。中央银行的职员在忙碌着撤往台湾，再不当机立断，退职的事就更没有机会办理了。

12月初的某天，祖母看见中央银行总裁和随从步出央行餐厅，于是心生一计。

第二天，她把父亲和叔叔姑姑特意打扮好，自己也穿戴整齐，一家子个个派头十足。中午时分来到中央银行餐厅。进了门，祖母就招呼孩子们围上餐巾，稳稳当当地坐在桌前。侍者说：太太，这是为总裁准备的。祖母只说声：知道。侍者不明就里，也不敢怠慢，祖母和孩子们就提前开始用餐了。

不一会儿，央行总裁来了，见饭桌上已经坐上了不知谁家的太太、少爷和小姐，于是吩咐侍者重开一桌。

第三天祖母如法炮制，并不多说一句话。总裁又见到昨天的那一家人，于是就让手下过来询问。祖母报上祖父名号，道明事由，并补充说：先生不在，断了生计，我们只好先到这里吃饭了。

随从禀告上去，总裁听后吩咐：即刻办理！

到了具体办事人那里，人家要求出示祖父和家属关系的证据。这可是又一个难题，祖父不在成都，所有一切都在他那儿，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凭证。回家后，祖母开始查找一切可能的文件、证件。最后找到了一本“中华民国政府中央银行同仁录”，上面有祖父的名字——郝师俊，及他的高级职位：一等行员，这也是唯一能证明身份的文件。拿着“同仁录”回去后，祖父的退职就办理了：一共拿到六千多银元，十几个拇指大小的金元宝和几麻袋纸币。

坐吃山空不是山西商人的特色，祖母拿到钱后，立即用其中的一部分买了一辆大卡车。然后经过推荐和面谈，雇用一个会开车的山西商人，暂先在四川搞运输。然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一口乡音的山西人，竟驾着祖母新买的卡车逃之夭夭。到最后也不知他是临时见财起意，还是蓄意谋骗。

12月底，成都为解放军攻克。

这时候，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条路，回山西，回榆次，回王村去，因为那是家乡。

祖父从天津往榆次，祖母从成都回榆次，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同时踏上了故乡之路。

祖母带着孩子们，乘大卡车离开成都。一路颠簸着又经历了许多的危险和曲折。一天，汽车行在秦岭的大山里，盘山路曲曲折折。往上看，山高鸟飞绝；朝下望，谷深无底，回音荡漾，好像一下从战火和混乱中进入另一个安逸而神秘的童话世界。就在这时，汽车哼哼几声后突然熄火，紧接着就开始往后溜。全车人都吓呆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副驾驶飞身下车，把手里的一块劈形木块卡在后车轮下。卡车终于没有越过那木块，颤巍巍地停了下来。司机修好了车，继续开行，翻越巍巍秦岭。到西安后，改乘火车，过黄河，回山西。

后记：

1950年，一家人在王村团聚后，经历了土改、挖祖坟等事情，祖父根本无法在家已经不成为家的村里生活。他于是带着全家重新回到北京，通过考试进了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两年前始于北平，又回到北京。

在京工作几年后，因思念家乡再回到太原的山西省人民银行。

祖父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第一是：“知识比金钱重要，因为知识抢不走”。关于知识和金钱的论述，我可以理解，因为庞大的家产和产业，说没就没了，而他的知识至少可以让他和家人糊口、生活。

然而在30多年前，没有经历过战乱的我对于祖父的第二句话：“和平很可贵”的说法，则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现在看来，清末出生的祖父，童年就遇上了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然后就是军阀混战、十月革命、抗日战争和内战。到真正的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四十出头。后来的疾风骤雨给人的冲击，比起战争来也不遑多让，也算不上“和平”。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战争和动乱中挣扎，难怪他那么珍惜和平的时光。

祖父这一辈人是中国过去不堪回首的将近一个世纪的亲历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孤岛。1949望长安是他亲历的人生戏剧之关键一出，将来也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幕。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