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二十年》里,旧俄罗斯的女人“烧炭党”妃格念尔与其女伴在监房放风的院子里散步,同伴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虫子,使妃格念尔对其品性的仁慈大为感慨。
这样的感人情形在秦城监狱里并不会出现。单独监禁的胡风,放风之时看到的只是自己头顶那一小片天空。偶然在砖缝中发现的一棵小草,使他欣喜过望,每日含一口水喷洒浇灌。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单人囚室里,陈独秀可以和午间前来探视的潘兰珍缱绻终日,看守难为情而提醒陈独秀注意风化。40年代后期的看守所里,左翼作家贾植芳可以和同牢难友们玩牌,和可以整天到院子里放风的女犯们隔窗搭话。60年代的秦城,长年单独监禁之后的路翎精神分裂,将自己天才的文学家头颅撞向坚硬的墙壁。
进入秦城,阎长贵发现,这和他想象中的监狱完全不同。
单独囚禁,没有狱友。墙壁极厚,听不到邻舍的一点声音。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一个打开随即关闭的送饭口以及墙壁高处的一个小气窗,气窗里只能看见天空。
没有纸笔,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在“文革”后期可以放风的日子里,是在一个格子里单人放风,来去的路上也看不见任何人影。在这座大牢里,似乎只单单关着你一个犯人。看守从不与犯人讲话。他们只用代号称呼犯人,其至不知道犯人的名字,也不能让犯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如果与犯人聊夭,他立即会被关禁闭。
由于秦城监审合一的体制,犯人相当于长期身处看守所,少有权利会见家属。阎长贵入狱之后,家属一直以为其失踪了。
一切的布置,是有意将犯人与人世完全隔离,切断所有的感觉来源,在这种地方,灵魂只是独自恐慌地膨胀起来,又孤单地收缩下去。没有“同志”,也没有人,连看守和审讯者都有意从犯人的世界里避开了。
提审是阎长贵的享受,他极力配合地延长自己的供述,以便和活人一起待上更多时间,但这样的提审也似乎被有意取消了。因为渴望与人说话,金敬迈故意扔鞋底砸坏灯泡,把前来训话的监管干部反锁在自己的牢房里,对孤独的恐惧胜过了狱规惩罚。“文革”之中,同囚秦城的夫妻包括彭真与张洁清、陆定一与严慰冰、潘汉年与董慧、饶漱石与前妻陆璀等人,此外尚有张东荪父子。直到1972年后允许子女探望,彭真夫妇才从儿女口中知道对方同在秦城的消息。
单人囚禁和监审合一,传承自苏维埃血统。恩格斯说过,单独囚禁是最残酷的刑罚,超过半年人就会疯狂。列宁也坐过沙俄的单身牢房。在沙皇统治末期,政治犯们发动斗争强迫沙俄取消了这一形式。囚犯们仍住着单间,但可以彼此往来,一同放风散步。
但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将过去的遭遇化为心得,监狱恢复了旧观。内务部的地下室监狱里幽禁着不见夭日的未决犯。在苏联政权后期,普遍的单独监禁受到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鞭挞。
秦城监狱的设计出自苏联工程师之手,是苏联援建156宗公开项目之外的一项秘密工程。它隔离式的囚室布局、合一的管理手段,都和民国时期模仿英美的“改良监狱”拉开了距离,显示出苏维埃专政独有的控制方式和惩戒心得。
对于长期单独囚禁导致的“单身牢房综合症”,秦城监狱的医生们开出的最有效药方只是:把这名犯人放入人群中。但这味药方却被严格控制。
秦城监狱的灯泡是彻夜不灭的。这也是从“老大哥”继承的传统。《古拉格群岛》记述,彻夜不灭的灯泡是上世纪20年代从苏联开始的新生事物,沙俄时代的囚犯们关灯睡觉。灯泡的炙烤没有将胡风的有毒思想彻底烘千,却使他产生触电自杀的念头。但他够不着这盏罩有铁丝网的灯泡。
由于规定睡觉时必须面朝窥视孔方向侧躺,便于看守监视,彭真在出狱后患上了左耳聋,以后的年代里一直戴着助听器。
无处不在却无法觉察的控制,与彻底孤独的一体两面,造就反抗者的精神分裂与崩溃。
在秦城监狱中,因单身囚禁而致精神分裂的人们,可以开具出一列首尾不相见的名单,包括饶漱石、刘仁、阿垅、路翎、扬帆、严慰冰等人。
从秦城中走出之后,精神梦魇的阴影仍旧跟随着幸存者。哲学家张东荪的儿子张宗炳,走出秦城之初经常扮演一个人的戏剧:横眉怒目;时而是审判员,时而是犯人,可怜又无奈。扬帆出狱后相信大脑中有一套看不见的电子发射系统,可以直接接收来自周恩来的信息,以至于不认妻女。
善于以孤独为手段摧毁别人心灵的人,自己对孤独的感觉,并无两样。江青在服刑日记中写道:“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关我一个人一一除看守我的人员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
抵抗孤独,保存自己作为一个人类标志的思维能力,成为本能的反应。被掠夺到极致的人性,正是在这里被强化起来。秦城监狱的囚犯们,在极度贫乏的条件下使用了五花八门的方法,来保存自己的头脑和语言能力。
李锐在咫尺见方的囚室中练习旱游,彭真则吊嗓子锻炼声带。胡风数年如一日在头脑中编织首尾韵脚相连的旧体诗,以此保存记忆和语言能力,留下了三部以春天为名的旧体诗集。
他的友人和同案犯绿原,则在相邻的监舍中以一本德文词典编撰德文文法。最初的日子,阎长贵发现了暖气片上的小孔,可以反复数点打发时间。以后他想到了头脑中的宋诗,这是他跟随关锋研究批判宋代理学时记住的。程颐、朱熹的几首诗词,在千百年后保护了他们的批判者。
“第一夫人”王光美由于被勒令长期坐在矮床上,只能数自己的头发打发时间,却仍旧遭到看守的严厉禁止。
到了“文革”后期,囚犯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选集》,这本选集在被囚者手中无数次地翻阅,重要篇目倒背如流。师哲回忆在狱中做的一件惠及后来者的事是,用了几天时间,把监狱图书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都包上书皮,以防损坏,并题写了书名。
囚犯们身心皈依的马列主义,作为狱中唯一的思想和人文资源,由此成为他们反思的开端。
李锐用治皮肤病的紫药水,在选集的空白处写下了脑子里吟咏的旧体诗,以后出版传世,命名为《龙胆紫集》,起手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历史的长篇追忆。阎长贵在狱中构思的最长一首诗,题材是毛著的《矛盾论》,几十年后在寓所中,他仍可流利地背诵。
这些凭借人类本能的记忆幸存下来的旧体诗,可说是秦城屋顶下窒息一切的孤独结出的稀有果实。更重要的成果,则成熟在走出秦城之后:
彭真主持了宪法和党章的修订,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党要在法律框架内活动的原则;
李锐在新时期任中组部副部长,多年后出版了《李锐反左文选》和《庐山会议实录》,成为思想界的旗帜式人物;
阎长贵与当年的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同押于秦城的王广宇合作,出版了《求史问信集》,从亲历和知情者出发,以学术态度研究“文革”史。
谢韬作为“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晚年提出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反思,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构想,引发知识界广泛反响。
这些,可以说是秦城给当代史的一份独特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