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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如果说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有争议的话，大概唯有雨果能与之并肩。雨果写小说，也写诗歌、剧本、政论，还作画。而巴尔扎克则一门心思写小说，其多产远非多活了三十多年的雨果可比，世界上从古至今的小说家除大仲马之外也都基本上只能望其项背。他所创作的《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共九十一部小说，写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是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丰碑，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作家木心曾这样评论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要论伟大，首推巴尔扎克。他的整个人为文学所占有，被作品吸干。人类再也不会有巴尔扎克了。所幸我们已经有他。”
巴尔扎克的创作的高潮始于1830年代初期，从此文思如滔滔洪水，澎湃恣肆。以目不暇接的速度年年发表新作，年年引来文坛的阵阵轰动，读者年年都期待他的新作问世。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直至他去世，巴尔扎克的激情、灵感、素材都与一位女子不无关系。他自己也承认，无论在他的感官世界里、现实生活里，还是在他的小说天地里，这位女子如风随影。下面我们就来讲讲巴尔扎克和他的女人的传奇故事。
云中谁寄锦书来
一切始于一封匿名的读者来信。1832年2月，巴尔扎克收到一封署名为“L'Étrangère”的来信。这个法文字既可以译为“陌生人”也可以译为“外国人"。而这两种含义恰恰符合来信人的双重身份。来信没有回邮地址，仅从邮戳上可以看出是寄自乌克兰黑海之滨的敖德萨。显然来信人并不想让巴尔扎克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想让他回信。而就是这样一封遮遮掩掩的信，却引发了巴尔扎克毕生的守候。经过长达十七年的风风雨雨、焦灼的期盼、痛苦的等待，1850年，巴尔扎克最终抱得美人归，”陌生人“成为巴尔扎克夫人。然而巴尔扎克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一下家庭的甜蜜，新婚五个月之后就离开人世。他用自己的笔写了一辈子的《人间喜剧》，却用自己的生命写了一出人间悲剧。
由于原信不复存在，信中的具体文字已无法知悉。但从二人此后的书信往来以及巴尔扎克对此事的各种反应来判断，我们可以大致揣摩到信中的核心内容。来信人一直是巴尔扎克的忠实读者，当时她正在阅读作者的新作《驴皮记》（La Peau de Chagrin）。她感到这部新作有点玩世不恭，书中的女主人公弗多拉（Foedora）描绘粗糙，没有灵魂，缺乏光彩，这与她印象中巴尔扎克书中对女性的尊重大不相同。她怀疑作者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某个女人的伤害，因此心存恶意，才会在书中不再把女性形象描绘如往日美好。
《驴皮记》插图。
于是她提笔给作者写了这封信，表达一位女性读者对自己所崇拜的作家的关心，希望他一切均好。同时善意地责备作者不该偏离以往的风格，希望他能够恢复她心目中的他。
巴尔扎克无疑见过形形色色的文学评论，也收到过众多的读者来信。而这封来自远方的匿名信却让目光敏锐的他尤为感动。信中的知音般的直率诚恳以及女人入微的关怀，如此地与众不同。由于来信没有回执地址，巴尔扎克苦于无法回信表达谢意。但他一定要让来信人知道他是何等地在意，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在一家能在东欧地区买到的法国报纸的分类广告栏里贴了一条广告，表示某月某日收到了来自敖德萨的“陌生人”的来信，特此致谢。
巴尔扎克的用心何此良苦，赤心可鉴。但收信人是否发现了某天在某法国报纸某版的某栏里的这样一条小广告，很值得怀疑。来信人也从未在书信中提到她见到了这则广告。
也许巴尔扎克无需担心，有缘人终有缘。不久，“陌生人”的第二封信又到了。
显然“陌生人”不同于一般的读者，巴尔扎克看重她的来信也是因为一眼看穿了她的心机。第一封信是在试试自己的胆量，而第二封信在娟秀的字迹间爱慕之情已经溢于言表。
巴尔扎克把如获至宝第二封信保存下来，使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这样的内容：
“您的心灵好像是位睿智的老人，亲爱的先生，但我听说您还很年轻。我希望认识您，但又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早已用我内心的直觉认识了您。我在心里想象着您的形象，觉得哪天如果真的能见到您，我会惊呼：“就是他！”从您的外表可能看不出您大脑中丰富的想象力。但如果您需要向世人展示您真实的自我，您就是我心中想象的样子 - 一个熟知人类心灵的绝顶男人。......当我捧起您的著作，我的心在颤抖。您知道一个女人的美德。爱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就是天赐的礼物。我羡慕您具有观察一切细节的眼光，这使您能够读懂一个女人的内心。”
但她坚持不会与巴尔扎克见面，也不会让他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对您来说，我就是那个陌生人，而且会永远如此。（Pour vous, je suis “L'Étrangère, et je le reserverai toute ma vie.）”
读这样的信，巴尔扎克已经不满足于在报纸上登个小广告表示谢意。他一定要找到她，因为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个知性女人属于他！
第三封信又来了。这次“陌生人”居然很快就推翻了自己的誓言，不再遮遮掩掩，她把自己的真实姓名秉承相告。并且她希望得到他的回信，不是他直接寄给她，而是请他人代转。因为，她是一位有夫之妇。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伊娃琳·汉斯卡（Eveline Hańska）出生于一个波兰贵族家庭。巴尔扎克喜欢跟着她的家族习惯称呼她“Eve”。很显然，如果她是夏娃，他就自诩为“亚当”。为了行文方便，下面我们就简称“汉斯卡”。
汉斯卡伯爵夫人1835年时的肖像。
汉斯卡出生的月份和日子比较确定，但其年份在众多巴尔扎克传记以及汉斯卡传记中有不同的说法。比较肯定的是在1801至1806年间。汉斯卡的侄女和其他亲属说她出生于1801年，而巴尔扎克则说是1806年。两者似乎都存疑。1846年汉斯卡曾为巴尔扎克怀孕流产。如果她出生于1801年，当时她已经45岁，怀孕似乎已不大可能。巴尔扎克1806年的说法虽有人支持，但如果如此，汉斯卡1819年第一次结婚时年仅十三岁，未免太小了一点。《波兰人物志》与《维基百科》的说法是出生于1805年，算是比较官方的意见。这样她比巴尔扎克小六岁。
波兰的汉斯卡家族与俄国有很深的渊源，连俄国沙皇都知道他们。汉斯卡和她的三个姐妹都相貌出众，尤其是她大姐卡罗莉娜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美女，才貌双全。然而当时波兰女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而嫁人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哪家更有钱。因此卡罗莉娜就嫁给了一个比她大34岁的地主。不出两年婚姻就宣告破裂。随后她又变成众多男人疯抢的对象，追求者包括一位俄国将军、波兰大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甚至还有大名鼎鼎的俄国诗人普希金，以致连沙皇对这位风流女人颇有微词，下令当汉斯卡的姐妹们来圣彼得堡时要予以监视。
1819年，汉斯卡步大姐卡罗莉娜的后尘，十几岁时就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波兰大地主汉斯基。汉斯基家拥有两万一千公顷土地、三千名农奴、三百多佣人，可谓富甲一方。汉斯卡在婚后五年时间里一连生了五个孩子，但只有小女儿安娜存活下来。汉斯基有抑郁症，巴尔扎克说他是“diable bleu”（蓝色魔鬼）附体。他整天阴着脸，只想着如何剥削农民和巴结俄国沙皇。汉斯卡的生活孤独乏味，远近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把大量无聊的时间投入阅读作为精神寄托。东欧的女人以能够直接阅读法语原著作为有教养有格调的标志。汉斯卡通读了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在那些现实主义的小说中，汉斯卡看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她因书中人物的快乐而快乐，为他们的悲伤而悲伤。她迷恋上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但她无意背叛自己的丈夫，从未向巴尔扎克抱怨过生活的不幸，从未说过丈夫一句坏话。她只希望获得心灵的交流。
可巴尔扎克并不这样想。他从小的梦想就是：“être célèbre et être aimé" (to be famous and to be loved)。成名的目标已经唾手可得，得到真爱是他目前未竟的追求。而他梦寐以求的是“une femme de classe supérieure”（一位上等的女人）。他觉得名门贵族的汉斯卡是送上门来的天赐礼物。他完全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想全部占有这个女人，他不肯放弃等待这一刻的出现。这一等，就是十几年的光阴荏苒。
一个从未谋面、远在异国他乡的有夫之妇，让大名鼎鼎的文豪神魂颠倒，有点不可思议。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箇中缘由，我们有必要先说说他生命中的其他女人。
众里寻她千百度
巴尔扎克出生在一个并不和谐的家庭。父亲是个农民，母亲是巴黎小商贩的女儿，二人相差三十二岁。巴尔扎克在婴儿时期就被送出去抚养。二十几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虽然一直活到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母子的关系历来不很融洽。因此巴尔扎克在与女人接触时，有一种对母性的本能追求。他最初发生的两次情愫，对方一个比他大二十二岁，一个大十五岁。这二位都是贵族出身。
巴尔扎克向来对欧洲贵族心驰神往，与他的农民老爸心态一脉相承。巴尔扎克家族原姓Balssa，他父亲改为Balzac，觉得这样听起来较有贵族味道。给儿子起的名字Honoré也有些与众不同。巴尔扎克成人之后感到自己的名字Honoré Balzac的贵族气息还不够浓，于是在中间加了加了一个de：Honoré de Balzac。法语中这个de是英语中of的意思，有些中世纪分封时代的贵族痕迹，意指某某地方的谁谁谁。巴尔扎克真希望自己是个贵族，至少要攀上个贵族来改变命运。他的每部小说里都是公侯伯子男一大堆。
巴尔扎克与居诺夫人（Laure Junot）结识于朋友的沙龙。居诺夫人虽说比巴尔扎克大了十五岁，与他初次见面时已经年届四旬，但她风韵依然，优雅犹在。居诺夫人的先夫曾是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军官。巴尔扎克有英雄情结，尤为崇拜拿破仑。在自己的写字台上还摆着拿破仑的塑像。他说过：“拿破仑用剑未竟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 他自信将成为“Napoleon littéraire” （文坛拿破仑）。居诺夫人讲述起先夫的军旅生涯和拿破仑的生平，听得巴尔扎克津津有味。巴尔扎克曾这样写道：“这个女人曾见过拿破仑还是孩子时的模样。她见过他如何成长起来，如何发迹，如何扬名世界。她曾在天堂与上帝一起生活，我坐在她旁边如同见到一位圣人。” 巴尔扎克对拿破仑的崇拜以及对上流社会的向往可想而知。
居诺夫人肖像。
居诺夫人在丈夫去世之后，带着四个孩子，生活有些窘迫。于是她想写一些东西赚些稿费。她不但写小说，写回忆录，还翻译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这使只会说故事的巴尔扎克羡慕不已，二人成为文友。巴尔扎克在自办印刷生意时还为居诺夫人出版过回忆录。他还常为她修改作品，并用自己的写作习惯在居诺夫人的文本上不断加以修改。这让居诺夫人的出版商大为光火，给他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叫他少管别人的闲事。
巴尔扎克与居诺夫人惺惺相惜，二人有不少共同之处，除了文学的志向，还有工作的勤奋、交友的热情、旅行的爱好、收藏的兴趣、生活细节的奢华品味等等。连经济的窘迫都同病相怜。在贵族遗孀居诺夫人的身上，巴尔扎克追寻到往日法兰西的金戈铁马，体味到今日巴黎的衣香鬓影。他喜欢听她讲述过去，汲取很多写作素材，在众多作品中都有居诺夫人的影子。她所描述的科西嘉岛的蔚蓝风情尤其令他神往，后来还亲自到岛上亲身体验一番。
但巴尔扎克自己也不知道他与居诺夫人看不到结局的情缘能维持多久，与她幽会时总有些偷偷摸摸，连他最亲近的妹妹都不让知道。
而居诺夫人对巴尔扎克则更多了一番依赖感。她与小情人在一起，彷佛抓住了青春的尾巴。他的风流倜傥、他的才华横溢、他的热情开朗，样样都使她心动不已。她觉得邂逅巴尔扎克是上天对她一生向善的最好报答。他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后希望。所以当巴尔扎克逐渐冷落她后，她满含心酸地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上天向我保证你说的都是真话。千真万确，我会永远是你真正的朋友。......我亲爱的奥诺雷，每个人都在说你不再管我了，我说他们都是骗人。......你不仅是我的朋友，而我最真诚最好的朋友。我在心底为你保持一份真爱，而这份真爱像大自然一样永恒不变。......随信附上《凯瑟琳》，我的处女作。我把它给你送去，也带给你一个朋友的一份真心。但愿接受它的也是一份真心！.....想到此我的心头就倍感压抑。也许我多虑了，但愿如此！”
这种直白的倾诉和近于哀求的语调，与汉斯卡的信形成强烈对比。汉斯卡无疑更有心机，更自信。她时而挑逗，时而嗔怪，时而关切，半推半就，欲擒故纵，欲说还休。这才是让巴尔扎克抓狂的女人。
居诺夫人在忧伤与贫病中于1838年去世的前几年，巴尔扎克把自己的小说《被抛弃的女人》（La Femme abandonnée）献给她，算是对自己一段重要感情的一个交代。也许巴尔扎克并无意，而这本小说的名字恰好对居诺夫人形成讽刺。
巴尔扎克的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女人是比他大二十二岁的伯尔尼夫人（Laure de Berny）。
伯尔尼夫人肖像。
伯尔尼夫人的德裔父亲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御用乐师，母亲是王后的宫廷女侍。国王和王后是她的教祖父和教祖母。她从小就是在凡尔赛宫里长大的。可以说她是比居诺夫人更有渊源的贵族。十五岁时嫁给比他大二十岁的丈夫，婚后一直不幸福。她家与巴尔扎克一家住得很近，他曾为她儿子做家教，在她家里亲眼见到她在脾气古怪的丈夫面前的忍耐和克制，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伯尔尼夫人也很喜欢这个很有头脑的年轻人。
1823年，巴尔扎克在信中第一次提到伯尔尼夫人，说她已经做祖母了，还要把她的女儿许给他。但他对一举一动都散发出贵族气息的伯尔尼夫人更着迷。那年他二十四岁，伯尔尼夫人四十六岁。
比起居诺夫人带着依赖感的热情，具有德国血统的伯尔尼夫人更多是给予巴尔扎克冷静周到的关怀，使他感到和煦阳光般的温暖，那是从未在他生母那里得到的。巴尔扎克对女性的观念与他在青春时期伯尔尼夫人给他的印象有很大关系。在他的小说里有众多雍容华贵的成熟女人，这使得他赢得了一大批女性读者，包括汉斯卡。
巴尔扎克后来在给汉斯卡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与伯尔尼夫人的关系： “如果我不这样说，我就是忘恩负义之人。从1823年到1833年，一位天使陪伴我度过最严酷的挣扎时期。伯尔尼夫人虽然早已名花有主，就像天使般对待我。她是位母亲、甜心、家庭成员、朋友和心灵伴侣。她塑造我这样的作家，她安慰了我这样的男人，她培养了我的情趣。她像姐姐一样与我一起哭，一起笑。她每天都来看我，她每天都消解我的忧愁，每天给我好梦。而且她还做得更多，因为，尽管她的金钱掌握在她丈夫手里，她想出办法借给我四万五千法郎之多。我在1836把最后六千法郎还上了，当然还包括百分之五的利息。但她只是直到最后几年她没有过去那么富有了，才向我提起欠债的事。如果没有她我就死定了。她总是关心我是否又好几天没有东西吃，然后以天使般的善心给我所有生活必需品。”
有传记作者说这是巴尔扎克向汉斯卡吹牛，或者他全无数字概念，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付清欠债。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一次伯尔尼夫人的老公来到巴尔扎克的住处，说先生你该还钱了。巴尔扎克两手一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但他又说：“您看我屋里有什么您喜欢的，就拿去抵债吧。” 于是伯尔尼先生就四处巡视一番，拿走了一座钟和一尊花仙子半身雕像。巴尔扎克有收藏爱好，尤其对那尊雕像爱不释手，是一位朋友看他喜欢又没钱买就送给他的。如今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抱走心爱之物。后来伯尔尼先生向他人吹嘘，说他家里的这件艺术品值一千五百法郎。因此可以推断巴尔扎克用它抵掉了一千五百法郎债务。
伯尔尼夫人看巴尔扎克写作太辛苦，就鼓励他去做生意，一次次借钱给他。他对伯尔尼夫人的欠债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巴尔扎克全无经济头脑，每一次的生意都赔个精光。每次失败后伯尔尼夫人就继续鼓励他，告诉他不要灰心，钱不是问题。最后他开了一家印刷店，印了一些通俗小说，还为居诺夫人出了一本回忆录。但最后一屋子书卖不出去，只好当废纸处理掉。按巴尔扎克自己的话说:"Oui, j'ai été gâté par cet ange.（是的，我被那个天使惯坏了。）“
如果说伯尔尼夫人对巴尔扎克感情完全是无私的母爱，也不符合事实。她还是有私情的，她嫉妒他与其他女人交往，尤其嫉妒那位居诺夫人。她知道他们二人背着她暗通款曲。当然，居诺夫人对伯尔尼夫人的妒意更胜一筹，因为她知道伯尔尼夫人有的是钱来拉拢巴尔扎克。
1832年，伯尔尼夫人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信，要求中止他们的亲密的关系，以后只做一般朋友。说再不明不白地继续下去只能对双方都造成伤害。巴尔扎克的家庭对他与伯尔尼夫人的交往一向非常反感，要求他赶快找个富家女结婚。
巴尔扎克是伯尔尼夫人唯一推心置腹的朋友，常向他毫无保留地倾诉衷肠。1934年巴尔扎克在给汉斯卡的信中说到伯尔尼夫人遭遇重大不幸，最大的痛苦只对他一个人说。他说他不想在信中讲述她的不幸，因为他很难以文字表达，而且这样使他的心情更坏。等到以后见面时再口头告诉她。至于伯尔尼夫人遭遇了何种不幸，已无证可考。巴尔扎克在此后信中再未提起。巴尔扎克下次见到汉斯卡时，是否向她提起伯尔尼夫人的遭遇，也不得而知，那已经是七年以后的事了。
1836年伯尔尼夫人去世时巴尔扎克正在意大利，未能看她最后一眼。只能在匆匆返回之后，在伯尔尼夫人的墓前献上一束花。
伯尔尼夫人去世前正在读巴尔扎克1835年出版的小说《幽谷百合》（Le Lys dans la Vallée）。巴尔扎克自己承认，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莫索夫夫人（Henriette de Mortsauf）就是以伯尔尼夫人为原型，丈夫老朽又猥琐。但很多人汉斯卡的亲属都认为女主角身上有汉斯卡的影子。其实全天下女人的不幸都有相似性。巴尔扎克在这部作品的扉页上献给汉斯卡或许别有用意。
《幽谷百合》的插图。
巴尔扎克对伯尔尼夫人念念不忘，每次提到她都不吝赞美之词，使汉斯卡非常嫉妒，颇有怨言。1835年巴尔扎克在信中劝说汉斯卡：“为何要对一位五十八岁的女人耿耿于怀？她如同我的母亲，把我放在她心上保护我。不要嫉妒她吧。她会为我们的幸福感到欣慰的。她是个天使，最崇高的那种。有地上的天使和天上的天使，她是属于天上的。”
1833年，巴尔扎克在给妹妹的信中说到他与一位叫玛丽（Marie Du Fresnay）的二十四岁有夫之妇有过一夜情，结果把人家肚子搞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向他最亲近的妹妹求救。妹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等孩子生下来。于是1834年巴尔扎克有了一位私生女，玛丽-卡罗琳（Marie-Caroline Du Fresnay）。这个巴尔扎克唯一的孩子活了九十六岁，一直到下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去世。
巴尔扎克对玛丽很歉疚，于是在1839年《欧也妮·葛朗台》发行第二版时，把这部他最重要的代表作题赠给她。但又不敢直接用她的名字，只好在扉页上简单地写道：“To Maria”。
巴尔扎克还有求爱被拒的经历。他有个朋友是炮兵军官，喜爱文学，对巴尔扎克很是欣赏，常邀巴尔扎克到家中来。他对巴尔扎克说：“我有三个女儿，随你挑。”结果巴尔扎克挑了最漂亮的二女儿。巴尔扎克过去所有的女友全部是有夫之妇，弄得他好像总在偷鸡摸狗。而这回炮兵军官的女儿是豆蔻年华的黄花闺女，巴尔扎克准备堂堂正正谈一回恋爱。于是向她求婚。没想到小美女有眼不识泰山，一口回绝。这也难怪。人家要的是显贵的白马王子，而巴尔扎克当时就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文学青年。这是巴尔扎克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主动求婚，也是唯一一次被人回绝。
当汉斯卡飘然而至走进巴尔扎克的世界，来得恰是时候，正是巴尔扎克感情的空窗期。居诺夫人已经冷却，伯尔尼夫人关上了心扉，私生女不知如何善后，向少女求婚又碰壁。这时他最需要有爱情的雨露来滋润他干旱的心田。从此一心一意地爱着汉斯卡，再未与其他女人有任何瓜葛（至少巴尔扎克自己宣称如此）。有传记作者这样评论巴尔扎克：“阅读他的作品的人，知道他有怎样的一个大脑；阅读他的生命的人，知道他有怎样的一颗心。”他用对汉斯卡十七年不灭的爱情火焰，证实了此言不虚。
1850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三天前，我迎娶了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 就这样一句话，将他往日全部的风流韵事都一笔勾销。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在找到真爱之后的第二年，巴尔扎克就迎来了创作的第一次高峰，1833年代表作之一《欧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出版。在小说付印之前，巴尔扎克要汉斯卡成为第一位读者，冒着手稿丢失的风险把整部作品寄给远在乌克兰的她。他在给她的信中说："我的夏娃，我亲爱的，任何人都会喜欢讲述欧也妮·葛朗台的爱情，一段纯粹的、强烈的、自豪的爱情！"
《欧也妮·葛朗台》的封面。
《欧也妮·葛朗台》一问世，佳评如潮。与巴尔扎克作品中惯用的结构庞大、人物繁多的风格不同，《欧也妮·葛朗台》线条简洁流畅，人物集中，故事一气呵成。从此全欧洲的读者都开始关注这位才华横溢的法国小说家。
又过了一年，1834年，《驴皮记》再版发行。汉斯卡1832年的首次来信就是以《驴皮记》的一位读者为借口的。根据她的意见，也是为了取悦于她，巴尔扎克很快就对该部小说进行大量修改。比起第一版，第二版中政治色彩相对收敛，女性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起来。为此巴尔扎克在给汉斯卡的信中写道：“但愿你能知道，《驴皮记》中每一个修改过的句子里有多少你的因素存在！”
能把心上人的想法和精神写进自己的作品，巴尔扎克引为快事。他知道汉斯卡十分看重《驴皮记》，它正是他们爱情的一个诱因，因此他自己也为之得意。1843年，当《驴皮记》的第三版行将问世之前，巴尔扎克又在给汉斯卡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这是一首精美的诗，一首我过去从未读过的诗。那激情是何等崇高。我现在明白了为何你特别钟情于这本书。......简单说，我非常满意这部作品。”
汉斯卡的影响不仅限于《驴皮记》。自《驴皮记》开始，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很少有女性负面人物。他笔下的女子，有的软弱，有的单纯，有的平庸，有的自私，有的虚荣，有的年华老去，但大都心地善良，在男性社会的夹缝中坚强地活着。这跟汉斯卡在暗地里为他把关不无关系，她不时用她的纤纤玉指轻戳着巴尔扎克宽大的后腰。
巴尔扎克是位勤奋到近乎自虐的作家。有了汉斯卡的爱情动力，他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近二十年。他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晚上六点钟上床，半夜十二点起床，披上宽大睡袍，点起四支蜡烛，拿起鹅毛笔，一口气工作十六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他自己说有一次连续工作四十八小时，中间仅休息了三个小时。一般在早上七点时沐浴，稍作休息。出版商这时会派人过来取稿件。他走笔如龙，落笔如飞，有时同一天同时有几部作品在赶工。几十万字的《高老头》、《乡村医生》都是在三天内一气呵成，《赛查·皮罗多》是二十五小时内完成。
由于当时是用鹅毛笔蘸墨水书写。墨水干得很慢，巴尔扎克书写的速度又极快。于是他就把草稿一张张平铺在地板上，用滑石粉洒在纸上吸干墨迹。一整夜下来，地上、桌上、巴尔扎克的手上、脚上、脸上到处都是墨迹粉痕，于是他叫道：“Quelle grosse bataille（好一场大战）！”
巴尔扎克的工作手稿。
他要求出版商在校样的每一页留出巨大的边空，以便他有足够的空间进行修改。一部书稿往往要改动六七次，大刀阔斧，面目全非，直到满意为止。当时没有如今的电脑作业，修改排版很费时费工。巴尔扎克改来改去的习惯让出版商不胜其烦，有时甚至已经开始付印了还要求再改。这也就大笔增加了出版商和作者自己开支，双方为此偶起争执是难免的。一部两百页的书，校样合计起来往往都在两千页之多。
尽管巴尔扎克是位高产作家，但当时的稿费却少的可怜。再加上他不断修改样稿的习惯，又增加了一大笔开支。巴尔扎克是个理财的低能儿，一生生活窘迫，债务缠身，被逼债者围追堵截，经常被迫外出躲债，使得他有时候连个固定的邮政地址都没有。他在家里时就脱个精光，他说这样可以节省衣服好在外面多穿几天。
汉斯卡曾主动提出帮他减轻债务负担，被巴尔扎克一口拒绝了。慈母般的伯尔尼夫人多次借钱给他，他从不觉得难为情。而在汉斯卡面前，他要表示一点男人的自尊。《欧也妮·葛朗台》中富婆发善心借钱给穷小子引发的故事写得十分精彩，与巴尔扎克的亲身经历不无关系。
为保证写作时清醒，巴尔扎克嗜浓咖啡如命，白天一有空，便到巴黎街头购买咖啡豆。咖啡里既不加牛奶，也不加糖，足以苦到让胃麻痹，他曾说过：“我将死于三万杯咖啡。” 其实他一生灌进了浓咖啡五万多杯。巴尔扎克的健康从四十岁之后就每况愈下。
巴尔扎克常在写作间隙光顾住家附近的一个咖啡馆，在那里要上一杯咖啡，然后嬉皮笑脸地和老板娘寇捏特老妈（Mère Cognette）攀谈几句。临走时使出他的惯用伎俩，一摸口袋，叫道：“我的天，又忘带钱包了！记账！记账！” 。在巴尔扎克去世之后，寇捏特老妈一说起他，不是为大文豪曾多次光顾她小店而引以自豪，而是愤愤不平骂他为“brigand”（土匪）。显然他赖账一直到死。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经过一年的通信之后，巴尔扎克最大的心愿就是与心上人见上一面，一诉衷情。几番犹豫与挣扎之后，汉斯卡终于松口了。她告诉他秋天时她的全家要去瑞士西部的新堡湖（Lake Neuchâtel ），他们可以在那里会面。巴尔扎克兴奋莫名，提前几天就到达瑞士。在约定的日子之前每天都绕着汉斯卡下榻的客栈转，他说看到了汉斯卡在窗前的芳容，顿时“失去了所有肉体的感觉（J'ai perdu toute sensation corporelle）”。在会面的前一天他写信给汉斯卡说：我已经等不到明天了！我明天会在下午一点至四点在湖边等你。在你来之前，我的眼睛会一直盯着湖水。
巴尔扎克与汉斯卡初次见面的地点：瑞士新堡湖。
1833年9月25日他们的初次相见。巴尔扎克发现汉斯卡居然比他还早到，正在湖边捧着一本巴尔扎克的书。接下来都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也似乎保守了秘密。尽管巴尔扎克具有典型的巴黎男人的浪漫，初次与贵夫人见面大概也不敢太放肆。汉斯卡的侄女倒是透露了一点内幕，说后来姑姑告诉她：当她第一眼见到巴尔扎克，一阵晕眩，差点一头栽进湖水里。汉斯卡的弟弟还回忆她曾对他说，她第一次见到巴尔扎克时，发现“他像你一样快乐而可爱”。
此后的五天里，二人又多次见面。巴尔扎克也很会讨汉斯卡的丈夫汉斯基欢心。汉斯基多次邀请他与他们全家聚餐，还告诉他，他们全家要在日内瓦过圣诞节，并要在那里过冬，请他那时也来。巴尔扎克受宠若惊，欣然应允。
巴尔扎克送给汉斯卡一个盒子，要她以后把他的来信都放在里面。同样的盒子他自己也有一个，准备用来装她的来信。她要他耐心等待，一直到她获得自由的那一天。巴尔扎克表示会为她一直等到死。在巴尔扎克离开新堡湖返回巴黎之前，在旅店里收到汉斯卡送来的纸条：“坏蛋！你没看到我眼中的欲望之火吗？但别害怕，我能感觉到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期待被勾引的全部欲望。”
汉斯卡夫人肖像。
巴尔扎克在瑞士新堡湖度过极度亢奋的日子之后，完全拜倒在汉斯卡的石榴裙下。刚回到巴黎，他就开始准备年底去日内瓦与汉斯卡重逢。他要加紧写作，好赚出足够的钱来支付下次旅行。他接着不断地给汉斯卡写信，三五天就是一封。在信中不再使用“vous”（您），而改用“tu”（你）。在信中她是他的“夏娃”、“唯一的爱”、“唯一的念头”、“唯一的生命”、“唯一的天使”、“东方玫瑰”、“北方之星”、“幸福之星”、“灯塔”等等。他把落款自己的名字写成“奥诺雷斯基”（Honoréski），为的是带上一点波兰味道。他在作品里开始大量使用波兰人名、地名、风土人情。
然而纸里包不住火，有两封煽情的信居然落在汉斯卡丈夫的手里。汉斯基写信给巴尔扎克严辞责问。巴尔扎克赶紧写信道歉，谎称那只不过是游戏之作，不足为虑。他推说，有一天在新堡湖汉斯卡告诉他没见过情书是什么样子，要他给个样本看看。于是他就写了一封。汉斯卡回信曰“已阅，重写”。他只好再写一封。最后汉斯基选择原谅了法国人的浪漫。其实他自己也是巴尔扎克的忠实读者，还曾送给巴尔扎克一个孔雀石的墨水盒。不知巴尔扎克是舍不得用还是不情愿用，这只墨水盒一直与他的其他收藏品堆在一起。寒酸的巴尔扎克无以回赠，便就许诺把《人间喜剧》中的某一作品题赠给他。不知因为他口是心非还是别的原因，此事一直拖到汉斯基去世，便不了了之。
巴尔扎克爱上一个波兰地主的老婆，这事已在巴黎弄得满城风雨。巴黎人把法国其他地方的人都蔑称为“外省人”，更惶论东欧哪个不知名角落里冒出来的小女子。下面这幅漫画见于当时的巴黎刊物，颇能反映当时舆论界的看法。图中只见一位与汉斯卡相貌相近的女人正在巴尔扎克耳边恬噪，而身穿标志性的大睡袍的巴尔扎克早已被甜言蜜语灌得呈痴呆状。
最为巴尔扎克感到不值的是大作家雨果。我们知道雨果是为出名的左派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旗帜鲜明地蔑视上等人，同情下等人。虽然他玩女人的经验让巴尔扎克相形见绌，但看不惯朋友攀附贵族。多年后巴尔扎克来到汉斯卡的家乡，以惊喜的口吻说汉斯卡的家“比卢浮宫还大”。虽然这有小说家的夸张，但还是让雨果相当不屑。对于巴尔扎克与汉斯卡的关系，雨果就用一个字来形容：“aberration”。这个法文字可直译为“不寻常的变异”。雨果的意思很明显：这小子的聪明脑瓜一定是被门框夹了，才做得这么出格。
至少部分因为这个原因，雨果与巴尔扎克仅保持一般朋友关系，不像诗人戈迪埃（Théophile Gautier）和女小说家乔治桑（George Sand）那样与巴尔扎克十分密切（因为与巴尔扎克走得很近，乔治桑还曾让汉斯卡颇为嫉妒）。尽管如此，雨果还是在巴尔扎克临死前到病床前去看望。在葬礼上雨果为巴尔扎克宣读悼词，还且亲自为他抬棺。
雨果1850年左右的照片。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巴尔扎克的性格使然，把舆论当耳旁风，一心一意地准备为汉斯卡赴汤蹈火。1834年圣诞节，巴尔扎克如约来到日内瓦与汉斯卡重逢。他一到旅店，前台就告诉他有位女子给他留了一枚戒指和一个字条。那是汉斯卡送给他的。她要他再次发誓永远爱她。而他早已乐此不疲。他又在给汉斯卡的信中写道：“我用带着你的戒指的左手拿我的文稿，这样对你的思念就紧紧把我抓住。”
随后巴尔扎克与汉斯卡在维也纳度过了两个月的美好时光。此时汉斯基已经垂垂老矣，汉斯卡开始认真考虑在丈夫死后嫁给巴尔扎克的计划。
在维也纳的两个月巴尔扎克除了谈情说爱之外，创作也没闲着。在巴黎时他基本上是晚上六点就寝，然后半夜起来开始工作。在维也纳时为了能每天陪留给斯卡一段时间，他改为每天晚九点就寝。但即便这样也保证每天有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在维也纳他完成了《德朗热公爵夫人》（La Duchess de Langeal），后来把这本小说题赠给的好友音乐家李斯特。与此同时，他还基本完成了哲理小说《塞拉菲达》（Séraphîta）。与巴尔扎克众多现实主义作品不同的是，这本小说中用超现实的幻想来阐述生活哲理。巴尔扎克明确地告诉汉斯卡，该小说的女主角就是以她为原型，并把小说题赠给她。
《塞拉菲达》的插图。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不久，有一天接到邮局通知，说有一个从维也纳来的包裹，欠资36法郎，先交钱再取物。巴尔扎克没有那么多钱。于是赶紧吩咐佣人先到哪里去取钱，然后是死是活也要把包裹取回来。在佣人出去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巴尔扎克如坐针毡，挖空心思地猜想着究竟汉斯卡给他寄来什么东西。当佣人一进门，巴尔扎克赶紧打开包裹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小说《高老头》（Père Goriot）。他曾把这本书送给她，说她可以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她最敬佩的人。如今这本书又作为礼物物归原主，原来她最敬佩的人就是他自己！
《高老头》的插图。
1836年，巴黎城里又有传闻，说巴尔扎克又跟一个叫塞拉（Sarah）的英国有夫之妇生了一个私生子。汉斯卡听到传言，连忙写信来兴师问罪，巴尔扎克一口否认。1839年，汉斯卡的疑心又起，因为在巴尔扎克的新小说《比雅特蕾丝》（Béatrix）的扉页上，明明印着“To Sarah”。
维也纳一别，巴尔扎克与汉斯卡重逢已经是八年之后的事了。在这八年里，双方以书信传情，当中难免有焦虑、误解、嗔怨、猜疑、口角。巴尔扎克抱怨她写信太少，不给来信编号，经常忘记写日期。所以有时接连收到几封来信，也不知哪在前哪在后。汉斯卡则抱怨他信写得太短，敷衍她，一定是又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
二人都对奢侈品有兴趣。她给他寄来波兰水晶，而他给她寄去法国香水。
1841年，巴尔扎克有半年的时间没有收到汉斯卡的来信。这令他很焦急，完全不知那一边是什么情况。是她的来信寄丢了？还是她变了心？他真想立即动身去波兰去见她，可惜他没有路上的盘缠。他要赶紧攒钱。
巴尔扎克有些迷信。凡遭遇不顺心的事就找算命先生占卜一下。这次也不例外。算命先生对他说，不用担心，六个星期之内你会收到一封改变你一生的来信。
六个星期过去了，没有等到来信。四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来信。再过了两个月，算命先生所说的改变他一生的来信，不是在六个星期后而是六个月后，居然来了！1841年11月10日，巴尔扎克收到了汉斯卡的来信。信中告诉他：她丈夫汉斯基去世了。
巴尔扎克立即回信，信中按耐不住他内心的狂喜，连“请夫人节哀顺变”一类的客套话都免了。“ 我大概不会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任何其他消息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as voulu recevoir d'autre de vous）！”他说他已经等了近十年，“在这十年中我总在想：和她在一起的日子，生活会是何等的轻松愉快！......我们一直一起勇敢地面对一切。那么，今天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他准备马上动身去见汉斯卡，并希望两年之内与她结婚。
然而，抱得美人归的梦想之途，依然漫长。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尸骨未寒就另结新欢，未免会引人诟病。汉斯卡拒绝了巴尔扎克立即前来的请求。她让他不要太猴急，再耐心等等。
汉斯卡的族人一向看不起巴尔扎克，嫌他是个穷文人。尽管书写得再好，也不够门当户对的条件。如何说服他们，对汉斯卡是一大挑战。更糟糕的是，这时汉斯卡先夫的叔叔又对汉斯基的遗嘱提出质疑，认为不能由汉斯卡无条件继承遗产。如果她再嫁给外国人，便无法继承遗产，这样她便没有财产转移给自己的独女安娜。
汉斯卡对此惊恐万分，无奈中她想结束于巴尔扎克的关系。她给他写信说：“你自由了。” 然后动身去圣彼得堡准备为遗产与叔叔打官司。巴尔扎克回信说他会尽一切所能来帮助她。他愿意把两年内结婚的计划延迟至三年。他甚至向她建议，他可以申请加入俄国国籍，然后“亲自去找沙皇让他批准我们的婚姻”。
汉斯卡到达圣彼得堡时，正好巴尔扎克的朋友匈牙利大钢琴家李斯特（Franz Liszt）正在俄国巡回演出。巴尔扎克引荐他们认识，并请李斯特教安娜钢琴。这事后来让巴尔扎克后悔得简直想踢自己的屁股。
李斯特比巴尔扎克年轻一轮，比汉斯卡小六七岁。刚刚三十出头的他早已如日中天，声誉不亚于巴尔扎克，从1841年起他在欧洲四处演出，平均每周三场，在全欧洲掀起了一场诗人海涅所形容的“李斯特狂潮”（Lisztomania）。每次演出之后，他会将演出时用过的手帕抛给听众，引起女粉丝们疯抢。她们把手帕撕成细条，每人留一条作纪念。
而此时汉斯卡虽然年届四旬，但依然光彩照人，风情万种。李斯特有无数疯狂的女粉丝，唯独对汉斯卡一见钟情，立即开始热烈的追求。
这张李斯特的照片摄于1843年，正是他追求汉斯卡的时候。
要理清巴尔扎克、李斯特和汉斯卡耐人寻味的三角关系，我们还得从十年前巴尔扎克结识李斯特的时候说起。
李斯特一向是巴尔扎克的热情读者。1833年，他主动邀请巴尔扎克出席他的独奏音乐会。巴尔扎克也觉得这位年轻人蛮讨人喜欢的。他虽然对音乐不十分在行，但夸人的本领天下第一。他把李斯特说成是“钢琴界的帕格尼尼”。这话让刚过二十岁的李斯特有知音的感觉。李斯特有个小本子，把他所结识的各界的朋友都记在上面。巴尔扎克当然在列。当巴尔扎克自己办的刊物只出了三期就因为资金短缺要停办时，李斯特还要慷慨捐助。作为对友情的回报，巴尔扎克把小说《德朗热公爵夫人》题赠给李斯特。
1835年，比李斯特大六岁的女作家达古（Marie d'Agoult）抛弃了自己的家庭与李斯特同居，并很快与他生了三个孩子。达古有个无所不谈的闺蜜，是有同性恋情结的女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她把自己如何爱上李斯特、如何与他私奔等细节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乔治桑。而后者本来就有点嫉妒达古，于是把她所听到的都统统告诉了巴尔扎克。巴尔扎克1838年写信给汉斯卡说：“这两个人太有故事了，我要把它写出来。乔治桑自己与达古关系太近，不便自己写，把它交给我了。你先替我保守秘密。”
于是巴尔扎克在1939年完成了小说《比雅特蕾丝》（Béatrix）。小说讲述的是女作家比雅特蕾丝抛夫弃子与比她年龄小的音乐家私奔的故事。在知情人眼里，这完全是李斯特和达古的翻版。
《比雅特蕾丝》的插图。
对于这本书，虽然李斯特曾承认“故事是真实的”，但他并不感到被冒犯，他并不觉得书中的音乐家就是自己。写小说总要从现实中取材，自己没必要过于敏感。反倒是达古看了小说后反映很强烈，她向李斯特哭诉，说完全是乔治桑搞的鬼。李斯特劝说她：“书里有你的名字吗？有你的地址吗？有你家房子的门牌号码吗？没有吧。那你还哭什么？”
汉斯卡当然早从巴尔扎克那里了解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很想知道李斯特对《比雅特蕾丝》的真实想法。正好在圣彼得堡李斯特自己找上门来，于是汉斯卡要他好好坦白交代。李斯特回答她：“那些传言完全是为了破坏我和巴尔扎克先生的友谊。......我没有在书中看到我自己。所以我不会对号入座。”
对于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李斯特，汉斯卡也很欣赏，多次与他在圣彼得堡的家中幽会。在她日记里说她“喜欢观察他容貌。......他的目光并不尖锐，但透着智慧发亮，像抛光后的宝石。......他五官最出色的地方是嘴角甜蜜的曲线，一笑起来，如天堂的梦。”
其实李斯特有些无辜。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乃是人之常情。但李斯特恐怕并不清楚巴尔扎克与汉斯卡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不然他一定会有顾虑。
该受到谴责的是汉斯卡。当巴尔扎克发觉苗头不对，写信给汉斯卡要她当心一点，“我现在很后悔当年把我的书题赠给他”。汉斯卡本来完全可以回信给巴尔扎克解释一下，安慰一下，但她竟然有意无意地选择沉默，对巴尔扎克日益表现出来的疑虑充耳不闻。
这使巴尔扎克更加妒火中烧。远在巴黎的他鞭长不及，天知道这对男女远在圣彼得堡做些什么鬼名堂。巴尔扎克越想越对李斯特恨得咬牙切齿，给汉斯卡的信中的怒气越来越强：“听着，我错了，不该请李斯特来见你。我怎能想到你没能把分寸处理好。” “我知道我的嫉妒会让你觉得有趣并为此自鸣得意，我只能为自己疑心责怪我自己。” “李斯特！这个不可理喻的家伙！” 他骂李斯特是“猴子”，是“只有手指的拉拉（Lara qui n'a que les doigts）”。Lara是英国诗人拜伦一首叙事诗中的主人公，离乡背井在东方四处游荡，暗指在欧洲到处巡回演出李斯特，只有会弹琴的手指却没有心灵。
巴尔扎克与李斯特为了一个女人从此交恶。但这两位世界级的艺术家，抛开个人恩怨不谈，仅从各自专业的修养和眼光来看，彼此还是怀有敬佩之情的。1844年，火气刚消，巴尔扎克就说李斯特的音乐具有“诗人的高度”。1847年，在一篇公开的文章中，巴尔扎克谈到他最欣赏的两位音乐家，一位是柏辽兹（Hector Berlioz），另一位就是李斯特。在他临死的前一年，巴尔扎克还夸赞李斯特有“铁一般的手指”。在他的心目中，李斯特永远是“钢琴界的帕格尼尼”。
而李斯特对巴尔扎克向来尊敬有加。在巴尔扎克去世三十年之后，李斯特还谈及“巴尔扎克绝妙的笔触”、“巴尔扎克优雅的魅力”。他说他最喜爱的文学作品是巴尔扎克的《幽谷百合》。
经过与李斯特两年的接触，汉斯卡终于想明白了：还是死心塌地、老实巴交的巴尔扎克更靠谱一些。比她年轻六七岁的李斯特，女粉丝无数，马不停蹄地四处演出。刚刚与达古告吹，就开始对汉斯卡展开追求。谁知道哪天她又会成为第二个达古？因此汉斯卡决定逐渐冷却与李斯特的关系，让巴尔扎克重新回到自己的怀抱。她终于答应了巴尔扎克等了近两年的请求，允许他来圣彼得堡看她。汉斯卡担心他会嫌她变老了。巴尔扎克说即便她变成丑婆子他也要娶他，在他心里她是永远美丽的天使。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843年七月底，巴尔扎克到达圣彼得堡，自从维也纳之后八年不见，巴尔扎克惊讶地发现汉斯卡仍然美颜如昔，而他自己不仅面容衰老许多，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他已经对汉斯卡没有太多肉体上的兴趣。尽管如此，二人还是重发爱情誓言，并计划一旦打赢与汉斯卡叔叔的官司就尽快结婚。
现代画家Mela Yerka绘制的汉斯卡画像。
两个多月之后，巴尔扎克返回巴黎。汉斯卡写信告诉他，她有心以自己给巴尔扎克写第一份信的经历写一篇故事，但写得很不满意，于是一把火把草稿烧了。巴尔扎克鼓励她重新写，然后寄给他，由他来帮助修改。为了便于发表并争取更多的读者，他说可以以他名义出版。“这样你就可以暗地里得意地看到字里行间我为你保留了多少你自己的细腻优美的文字。” 于是1844年巴尔扎克推出了新作品《莫黛丝特·米尼翁》（Modeste Mignon）。这本小说基本上是出自汉斯卡的手笔，讲述一位年轻女子偷偷写信给自己暗恋的诗人的故事。但在巴尔扎克修改的情节中有一处令汉斯卡不满意。书中女主角的父亲责备她不该偷偷给诗人写情书。汉斯卡因此怀疑巴尔扎克是否对她当年给他写匿名信持不赞成的态度。
《莫黛丝特·米尼翁》的插图。
同在1844年，汉斯卡赢得了官司，先夫的遗产由女儿安娜继承。安娜与一波兰伯爵订婚，计划在1846年举办婚礼。在他们结婚之后，汉斯卡才可以顺利地将遗产移交给安娜。因此她与巴尔扎克的结婚的日期还要等到安娜结婚之后。这一年巴尔扎克还开始写小说《小有产者》（Les Petits Bourgeois），并把它题赠给汉斯卡。但他在生前没有写完这部作品，是汉斯卡在他去世后帮助完成的。
此时有两件事对他们的婚姻构成不利。一是巴尔扎克的健康日益变差，心脏的问题一直困扰他很多年。他经常在信中抱怨身体难以名状的痛苦。第二个是经济上的。由于体力不支，巴尔扎克已经无法一如往昔一样辛勤写作偿还债务。这时他的负债已经累积到二十万法郎。
1845年，汉斯卡带着女儿和准女婿来到巴黎看望巴尔扎克，然后他们又一起游历意大利。在罗马分手之后，很快汉斯卡写信给回到巴黎的巴尔扎克：她怀孕了！
听到这一消息巴尔扎克激动万分。他十分确信汉斯卡怀的是男孩，连名字他都给起好了，叫“维克多-奥诺雷”（Victor-Honoré）。因为已经有了一个私生女，他特别希望名正言顺地有个儿子。他写信给汉斯卡：快要有儿子的兴奋“搅动着我的心，让我一页一页地奋笔疾书（me remue le cœur et me fait écrire la page sur la page）”。
为了避免流言蜚语，他们必须秘密结婚，以免落下未婚先孕的口实。1845年10月，安娜结婚，作为证婚人的巴尔扎克，也期待着与安娜的母亲的洞房花烛夜早日到来。
但汉斯卡还是犹豫不决。她逐渐理清了巴尔扎克的经济状况，了解了为什么他整日哭穷、负债累累的原因。巴尔扎克在财务上全无计划和约束，这使得她不禁担心，如果结婚他们恐怕早晚会有坐吃山空的那一天。在1846年8月的一封信中她严厉地告诫巴尔扎克，在他清还全部负债之前，“我们应该推迟购买任何房产。” 然而巴尔扎克充耳不闻，一个月之后都就花五万法郎买下一幢房子，准备作为新房。并开始在全欧洲搜寻他喜欢的家具和用具。除了他过去收集来的物件包括法国亨利四世王室的古典家具之外，他还从希腊买来波斯地毯，从德国买来绣花枕头。连浴室里一只链子也要配上波西米亚的水晶手柄。
1846年11月，传来坏消息，汉斯卡流产了。这时她已经年过四旬，巴尔扎克想与她繁衍后代的梦想算是彻底破灭。他准备去波兰看她。但安娜回信给他，要他不要来，说如果现在来回更增加母亲的精神负担。巴尔扎克劝汉斯卡来巴黎，说这里的冬天比波兰好过一点，有利于她身体的恢复。汉斯卡同意了，但迟迟到1847年春天才动身。
常年以来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的写作、过量的咖啡、不足的睡眠、负债的压力、生活起居的不规律，再加上情感的焦灼，使巴尔扎克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越来越迫切地希望与汉斯卡结婚，他担心不然就等不到那一天了。1847年他向俄国沙皇提出申请，两年之后沙皇才准许他们结婚，但条件是汉斯卡必须放弃她的土地。
汉斯卡最终答应了巴尔扎克的求婚。在此时这一决定，是爱情开花结果，但更多的是汉斯卡对病弱的巴尔扎克的同情与怜悯，以及对他恒久不泯的忠心的报答与回馈。
1850年初，巴尔扎克到达圣彼得堡，等待汉斯卡做出婚礼的安排。对俄罗斯的严寒巴尔扎克极不适应，使他的心脏更加衰弱不堪。他曾整整二十天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他说唯一的消遣就是每天傍晚时在床上看着安娜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地穿着华丽的晚礼服去参加舞会。
1850年3月14日，巴尔扎克与汉斯卡在波兰小城贝尔迪契夫的小教堂里举行婚礼，出席人除了牧师之外只有汉斯卡的女儿和女婿。
结婚三天之后巴尔扎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得让你知道一出伟大而又美好的心灵戏剧的幸福结尾。这出戏据持续了十六年。三天前，我迎娶了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我现在比过去更爱她，而且会一直爱到死。”
然而那一年波兰和俄国的严冬给巴尔扎克的健康带来致命的摧残，眼睛几乎看不见自己写的字，同时汉斯卡患上风湿性关节炎，使他们婚后回家的路倍加艰辛。汉斯卡在途中写信给女儿说，巴尔扎克“极度虚弱”，“盗汗不止”。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终于在5月20日，巴尔扎克五十一的生日那一天，到达巴黎。
后来巴尔扎克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回忆这次旅途：“原本仅需要六天的一段路程，我们走了整整一个月，而且每天都历经风险。我们经常需要请十五六个人，拿着撬棍，把我们的马车从早春的泥沼中拉出来。那泥沼深及我们的马车门。......我们终于到了，还活着，但又病又累。这样的旅程使人老了十岁。你可以想象当时真有杀了对方的欲望，就像我们深爱着对方一样强烈。我夫人很感激您问候她。但她患风湿的手无法给您写信。”
回到巴黎后巴尔扎克就一病不起。医生坦白地告诉巴尔扎克，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一两个月。巴尔扎克在半昏迷中大叫：“快叫边崇来！边崇！快来救我！” 边崇（Horace Bianchon）是出现在数本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的人物，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此时巴尔扎克已经分不清他的大脑所创造的虚构世界与他身体所在的真实世界。
有舆论说巴尔扎克婚后并不快乐，常要忍受夫人的贵族小姐脾气。而且说汉斯卡对他漠不关心，只对首饰感兴趣。并指责她在丈夫卧病在床时只知道给他灌柠檬水。其实这种指责有些不公平。巴尔扎克的心脏病，如果发生在今天，一个心脏支架便可痊愈。但在十八世纪，连医生都一筹莫展，更惶论毫无医学训练的汉斯卡。她给他喝柠檬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内心是希望他能好受一些。也可能是巴尔扎克自己想喝柠檬水。
在巴尔扎克去世前一天，雨果来访，向老友做最后的告别。雨果来时，只有巴尔扎克孤身一人躺在病床上，汉斯卡不见踪影。这让雨果大为光火。离去后他随即向舆论界披露，指责汉斯卡忘恩负义，见死不救。雨果的言论给汉斯卡的名誉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比起在巴黎一呼百应的雨果来，汉斯卡即使能够发出辩驳的声音，也是弱小到几乎听不见。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其中可能另有原因。我们知道雨果在文坛中是出名的左派，最看不惯贵族的遗老遗少，因此对巴尔扎克追求汉斯卡这档子事颇有看法。这一点汉斯卡完全心知肚明，所以她有意不把这位丈夫的朋友当做自己的朋友。另外，雨果当时的文学地位比起巴尔扎克来差了一个数量级。在巴尔扎克去世时，雨果的大部分重要作品还没有问世，较有影响的作品只有《巴黎圣母院》一部。至于《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代表作，那是三十年以后的事。因此，在汉斯卡眼中，你雨果看不起我，你算哪根葱？我还不买你的帐呢。这样看来，当她看到雨果来访，很可能是有意回避了，因此才使雨果产生她对丈夫弃之不顾的印象。
1850年8月18日，巴尔扎克结束了五十一年短暂但多彩的一生，当时结婚只有五个月。在他去世的那一刻，在场的只有他的母亲，而没有他的妻子。对于这一事实，大部分传记作家都给出同情汉斯卡的解释。有的说“她一定是恰巧去休息了”。有的说她在病床边已经数周，谁也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而且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还有的把这归结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本质，“从新堡湖见面的第一天起，他们之间就是一场浪漫的恋爱，她不忍心看到最后不那么浪漫的结局而悲痛欲绝。”
诚然，巴尔扎克的生命没能给他哪怕再多一两年时间来享受新婚燕尔的幸福。但他是一个筚路蓝缕的旅人，没有过一丝胆怯，没有过一丝惶惑，用尽了自己最后一丝气力，在倒下之前到达了终点。他完成了自己最终的心愿，作为胜利者的他死而无憾。巴尔扎克用他的笔所完成的，是近百部现实主义的洋洋大作；而同时用他的心所实践的，是理想主义的毕生追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他的两条齐头并进的生命线。当这两条线最终的交会，成就了伟大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死后极尽哀荣，出席葬礼的除了各界名流之外，巴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几乎全员到齐。除了抬棺的雨果和大仲马（Dumas père），还有小仲马（Dumas fils）、著名演员勒麦特尔（Frédérick Lemaître）、著名画家库尔贝（Gustave Courbet）等。
汉斯卡变成遗孀之后，和巴尔扎克的母亲一起生活一些日子，并每月给她一定的生活费，直至老人去世。汉斯卡用自己的积蓄很快付清了巴尔扎克生前留下来的二十万法郎的债务，然后着手整理先夫留下来的文稿。有很多事情等着她去做，巴尔扎克有好几部小说没有完成，出版商要求再版《人间喜剧》，汉斯卡主持了修订工作，并自己添加了一些内容。
此时汉斯卡风韵犹存，在巴黎城里引人注目。一位作家这样形容她：“她美貌迷人高贵。尽管身材略显富态，但更显雍容典雅，再带一点悦耳的外国口音，感性十足。
在整理丈夫留下的文稿时，她把巴尔扎克的好友尚福勒里（Champfleury）请来帮忙。尚福勒里是当时巴黎很有影响力的文学艺术评论家。尚福勒里的另一位好友是画家库尔贝。说来有趣，巴尔扎克是文学界的现实主义旗手，而库尔贝是绘画界的现实主义旗手。尚福勒里对二人都推崇备至，不遗余力地加以宣传。说明文学与艺术虽然形式不同，但审美趣味可以是相通的。
有一天晚上尚福勒里和汉斯卡一起整理文稿，尚福勒里可能有些疲倦，抱怨头痛。汉斯卡说：“我来帮你治治。”于是就开始按摩尚福勒里的前额。后来尚福勒里回忆道：“那抚摸的作用并没有因动作的停止而停止。”
汉斯卡与比她小近二十岁的尚福勒里的一段情愫，短暂即逝。但却是她内心一次释放。几十年来，她身边的男人，第一任丈夫是风烛残年的老人，第二任丈夫是自顾不暇的病人。和年轻的尚福勒里，她大概是在怀念与李斯特的那段日子。她开始参与巴黎的社交和夜生活。1851年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昨天晚上我从来没有过的开怀大笑。多么美妙！再也不必认识谁谁，再也不用挂念谁谁，享受一个人的独立，如同在山顶上自由自在，而且是在巴黎，真好！ ”
尚福勒里对汉斯卡的热情与妒心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决定自己退出。他介绍了另一位作家拉布（Charles Rabou）继续对巴尔扎克未完成的两部小说进行整理。拉布比尚福勒里做了更多的删改增添。1854年，巴尔扎克的最后的两本小说《小有产者》（Les Petits Bourgeois）和《阿西斯的副手》（Le Député d'Arcis） 出版。为了避免出版商的疑虑，汉斯卡谎称拉布是巴尔扎克亲自选定的撰稿人。
《小有产者》的插图。
汉斯卡1851年请画家吉古（Jean Gigoux ）为女儿安娜作画，此后互生好感，密切的关系持续了很多年，但她从未再婚，最后的三十年和女儿一直靠遗产生活。患上精神病的女婿死后留下很多债务，因此汉斯卡不得不卖掉自己最后的房子。1882年，汉斯卡去世。丈夫巴尔扎克已经在地下等了她三十二年，最后终于一同埋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
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
1891年，巴尔扎克去世四十年之后，雕塑家罗丹（Auguste Rodin）接受了一项神圣使命，要为巴尔扎克在巴黎建立一座永久铜像。虽然在巴尔扎克去世时罗丹只有十岁，但他像所有巴黎人、法国人一样，对巴尔扎克的事迹耳熟能详。一如巴尔扎克，罗丹也是贫穷家庭出身，也是自学成才，也是多产的工作狂，也是在自己的领域中当之无愧的翘首。罗丹为了这一使命激动不已，日夜构思，殚精竭虑，花了整整六年时间才完成最后的创作。
按照罗丹自己的习惯，他先是做一个裸体模型，把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设计好，然后再逐渐给塑像穿上衣服。而他知道巴尔扎克非常与众不同，因此这次他创作的这个裸体形象也与他以往的任何作品都很不相同。只见巴尔扎克敞开双腿，双手抱在胸前，脸上从容微笑，不像一位文人，倒像是一位勇敢向命运挑战的角斗士。
这座裸体的巴尔扎克一对外展示，立刻让众人惊掉了下巴，主办方马上予以否决。罗丹只好根据要求重做一个更年轻的、更瘦一点的巴尔扎克。然而有趣的是，反而这个大肚子肥屁股的巴尔扎克更受后人喜爱。那伟岸的身躯把人间大爱的胸怀和独往独来的气魄表现得栩栩如生，活龙活现。罗丹还没给巴尔扎克穿上衣服就已经早就了一件惊世骇俗的杰作。
当巴尔扎克雕像的在罗丹精心制作历时六年之后，终于在1896年问世。立刻引起各方的轰动。大家从未见过这样的雕塑，罗丹自己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作品。主办方犹豫不决，以致罗丹在有生之年都没有见到他的这件代表作被铸成铜像。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考验，如今世间公认这件巴尔扎克雕像是罗丹最伟大的作品，十九世纪乃至自米开朗基罗以来最伟大的雕塑作品。
罗丹的巴尔扎克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大仙，一个孤独求败的斗士，一个天马行空的哲人，一只仰天长啸的雄狮，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游魂，暗夜中信步在他自己一个人的艺术天地。习惯深夜创作的他，用宽大的睡袍包裹着巨大的身躯，正在被他的滔滔文思激动着，狂喜着，折磨着。他的精神、他的沧桑、他的自豪、他的痛苦、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对女人、对全人类的爱，都写在这张宽厚的脸上。
巴尔扎克用他的伟大作品告诉世人如何去爱，而他自己就是首先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的书，千秋永存；他的爱，可歌可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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