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放假，先生也正好告病在家，我们就计划中午一起去Hayward的一个港式茶餐厅吃饭。那附近有个24 Hour Fitness，我最喜欢的瑜伽老师中午十分在那里教一堂课。 我跟先生说好了我去练一小时瑜伽，他在停车场等我。 可是当我做完瑜伽出来，车不见了。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他。我的包和电话都放在车里，让他看的。现在可好了，人和车都不见了。

这个时候我看到两个黑人大姐，看起来像是姐妹，都是丰乳肥臀，刚从我身边的车里出来，带着两个四五岁的孩子。这家健身房所在的城市，是湾区不怎么好的地方，黑人很多。如果说她们是靠政府救济生活的，我一点也不会惊讶。如果有选择，我还是倾向于向同胞或是体面的白人求助。但此时周围只看到她们在附近。我走上前，问，“可不可以请你们帮个忙？” 然后告诉了她们我的情况，希望借用一下她们的电话。

很爽快地，离我最近的女士从包里拿出她的手机。不是苹果，是别的比较便宜的品牌。我也没机会看清是什么品牌。我还不会用，她教了我怎么拨号。我很顺利地打通了先生的电话，原来他把车挪到停车场另一角去了。我谢过了这两位黑人大姐，正好看到了先生在停车场徘徊寻找我。

这件事勾起了一件往事的回忆。

2014年夏天，先生没有假期，我一个人拖儿带女回中国。经过上海机场，等待转搭去厦门的飞机。十四岁的女儿和十一岁的儿子帮我拿着大包小包来到国内出发的等候厅。出国多年，我还是自认是中国人。两个孩子也是，每次回去看到黑压压的一群，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倍感亲切。

可惜我们的亲切感没多久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那时可能正逢敏感时期，上海机场空管非常严密，几乎所有飞机都晚点。我去厦门的飞机要晚点好几个小时。我想打电话给我厦门的妹妹， 告诉她晚点的事情，这样她就不用浪费时间在机场等我们。我没有手机－－或者说，我没有能在中国用的手机。我就想，问旁边的人借手机打个电话吧。

我对面的长椅上，一个很体面的年轻人正在玩手机。他看起来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阶层。他旁边还有个女孩，象是女朋友。我微笑着问他，我从国外回来，没有带手机，可不可以用他的手机打个电话到厦门。他一口拒绝了。他说，你可以去打公用电话。

我也想过打公用电话，但麻烦是，公用电话只在一楼大厅。我们在三楼。我们带的东西实在不少，三楼的座位置又很难找到。要去一楼打电话，只能把两个孩子留在候机厅看行李，我还是放不下心。而且我连零钱都没有。

还好的是，父母上次去美国看我留下了几张百元人民币，这次我还带在身上。我想，先去试试看吧，不行的话就去换钱。我跟孩子们交代了安全事项，基本是不要动，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两个人不要分开，等等。 然后我就跑到一楼打电话。公用电话奇贵无比，花了二三十元终于跟妹妹对上话了。 我心想要再多讲一会儿，几张百元大钞就没有了。

回到厦门，跟一个亲戚讲起在上海机场借手机打电话被拒的经历。我原以为，国内手机都是分钟付费，那个年轻人太小气，舍不得让我用。想不到，这个亲戚说，是国内骗子太多，很多人都害怕受骗上当，所以不敢让陌生人用手机。

对比两次借电话的经历，我感慨万千。在美国，我们习惯了帮助人，也习惯了被帮助。替别人打个电话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人们也不会时刻提防着被骗上当。而在中国，为什么我们的同胞会有那么高的警惕和戒心？上海机场，是代表中国文明高度的地方。Hayward, 是湾区的黑人聚居区。我只能说，对国内同胞很失望。中国的城市中，我还是最喜欢厦门，因为那里看起来人们很谦和，友好。在那里，我有很多的家人，亲戚，朋友，一下飞机就有人照顾，妹妹马上给我一只手机。在那里，我没有需要向人借电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