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儿子赖着不出来，所以前前后后我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也让我认识了一些德国人。

我的第一任室友是个性格开朗的德国人，风风火火的，一点都不像是生孩子住医院的人。她的孩子生出后，得了新生儿黄疸，直接就进了儿童病房，直到出院我也没有看见那孩子。她每天除了按时去喂孩子几顿奶，其它时间就是不停地打电话聊天。

我一住进来，她就很热心地教我们怎么去买电话卡，怎样使用床头的电话。我住进来没几天她就出院了。那时我的宝宝还没出来呢。

后来有一次我们在街上居然遇见了，大家还连比带划地聊了一气。

我的第二任室友是西妮的妈妈，一个不很开朗但非常善解人意的德国人。她住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忙着做各种催产的活动，有一天早上，当我和先生又一夜无功地返回时，发现她的床边已多了一张婴儿小床，原来西妮已经出来了。她安慰我说生孩子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一直很为她的善解人意感动，无意中聊天的时候说到中国女人有“坐月子”的习惯，比如不开窗怕风吹啊什么的。我剖腹产后她几乎就没有再开过窗户。再有他们家有人来看她，她怕影响我睡觉，总是把来看她的人带去外面吃早餐的大厅坐，晚上她的小孩醒来哭闹，她又怕影响我又总是把孩子推到走廊上直到孩子睡着才进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一直深深地感动着，只可惜当时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没能更好地交流，我们甚尔忘了留下彼此的联络信息，我常常感叹这一辈子不知我们是否有缘再见，对这一段友谊的唯一纪念是两个孩子出生几天的合影。

我的第三任室友，是位漂亮的德国人，丈夫是瑞典人，住在瑞士。不知道是因为瑞士费用贵还是她的保险是在德国的缘故，所以来德国生孩子，只见她先生瑞士、德国两头跑。

一天看天气好，我跟先生推着孩子去花园坐了一会，出去的时候见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回来见她正站在走廊上跟她先生悠闲地聊天，只是没了大肚子，原来孩子都已经生出来了。的确因为体质不一样，西方人没有坐月子的说法，生孩子对她们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孩子出来了，妈妈也就没事了，该干啥干啥。

因为产前看过一些书，比如说什么手术时因为医生的粗心掉点东西在病人肚子里的事一类的，手术后一段时间，我特别紧张，加上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是顺产的，一下子弄个剖腹产搞得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其实我后来想我当时是有点产后忧郁了。我甚至不敢抱孩子。每天早上，先生从家带东西过来，然后就去婴儿房把儿子推过来，晚上回家以前再把儿子送回去.

婴儿房里住了许多妈妈不能照顾的小孩，护士们都会很好的照顾他们。

那些护士都特别好，有一位老太太，每次抱我儿子来吃奶，因为奶不容易吸出来，儿子总会大哭想放弃，老太太总是充满爱心地不断鼓励：“Supper，Alexander”。让人特别感动。

还有一位胖胖的小护士，每次看我打针，她总害怕我疼，不停地亲亲抚摸我。

德国人都很爱花，探视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不带花的，因此，德国人的病床边上总是有很多的花，相比之下我的床头就寒酸得多了，首先我们并没有什么朋友，先生虽说在我生后不惜花将近三十马克买来过一大把玫瑰，可没过两天那玫瑰就谢了，后来不知是谁弄了一盆植物盆景放在我的床头，我一直没在意，直到我出院那天，我们已走了好远，小胖护士还一路追来，非要把它给我。

出院那天，我们就象我们门前小河沟里的两只大鸭子，带着只小小鸭，坐了个出租车三、四分钟便到了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