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小平二次出山。“天上飞来金丝鸟”，赤县传出要考试招大学生。我哥听到消息后，“浪子回头金不换”，背开艾思齐，辩证之统一，否定之否定。他还真把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背了个滚瓜烂熟。一九七三年和张铁生一起参加了文革几年后的第一次高考（那年考什么，我不知道）。那年我在高一，没赶上考。据说考是真考，主要考“政治”。 

高考完后得有些时间阅卷，得有些时间录取。就那点时间，中国风变了，就像歌里唱的：一会东南风呀，一会西北风。诸葛亮死了多年，没有人会借风。大概是耄因为林彪跑而中风好些了。“风乍起”，白卷英雄张铁生横空出世，以一大零蛋成绩上了大学入了党还当了人大委员。可怜我哥，听人说他是公社第一，所以他不出去扒火车了，也不种地，整天打坐祈祷，就在他南郑县什么公社什么大队什么小队的小黑屋里等大学录取通知书，等呀等，也不知道成天吃啥，背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等到了耄的八十岁生日“。我哥绝忘了，疯了，就想回家。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快完了，北风照常呼啸，寒气依旧逼人。谁也不知道一九七四就要来。一天天快黑，我写完黑板报放学回家。快到家属院门口时，看到一个人：穿个白衬衫，拿本红宝书，在雪地里走正步，仰天高喊，壮怀激烈。我眯眼一看，天吶！我哥。满脸冻得又红又紫，浑身瑟瑟发抖。我赶快把哥扶进家。爹破口大骂，娘六神无主，我呆如木鸡，发生了什么？ 

我决定到我哥下乡的南郑县去看个究竟，那年我不满十八，我妈哭得跟泪人一样抱着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南郑县在陕西的汉中专区。从西安坐差不多十二个小时的火车到阳平关（前边就是四川了），再从阳平关坐四个小时汽车到汉中，再从汉中坐汽车到南郑县，再怎么着到公社，最后我总算找到我哥冶炼红心的生产队（当年我可真行）。 

生产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听说我是大侠的兄弟，对我相当不错，指着对面坡上的房说：那就是你哥住的房。我近了我哥住的地方，心里对我哥肃然起敬。那是人住的地方吗？泥胚墙，茅草顶，里边全碳黑。几支柴伙棍，撑着一个床，床边的地上，散乱的全是毛主席的书，捡起一本，扉页上歪歪扭扭着：“将革命进行到底”。 

发生了什么？夜里我和生产队长的一大家睡在一个大炕上。想着白天看到的，整夜失眠。第二天早，我用近乎乞求的口吻问队长，我哥在这里怎么了？队长看我可怜，说，听人说是你哥考完大学就在那屋里等他的录取通知书，但等过一月也没有。好象有人说是公社武装部长的侄女把你哥顶了。顶了？怎么顶？真相扑烁迷离。我跑到公社到处问，也没有拿到证据，查实。因为那时所谓高考都过了好几个月了。我哥疯了。 

回到西安，我妈抱着我又是一场哭。眼泪管什么？其实妈妈的眼泪在挂念我的日子里早就流干了。我们家就两间房，我得跟我哥同床。我哥白天出去神经，人见人多，好在我们家属院，五个精神病，男女齐全。大家的心理素质都坚强。天不亮就叫喊，天黑了再游荡，累极了就回来给兄弟打神经呼噜。我白天上学，祈祷我哥不杀人放火，每天得看着他吃精神药，叫泰尔登。“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有一个早晨，我还迷迷瞪瞪，我哥呼啸入门，先放声大笑，再嚎啕大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待我起来要上学时，觉着不对劲，我哥怎么不呼噜了？我发现桌子上药瓶乱扔着。我赶忙叫上我的两个朋友，我妈找了学院“解放“，我和朋友把我哥送到陕西精神病院。远，清早，大冬天，卡车到后，我们抬担架把我哥送到病房。那个病房楼设计得真好，得爬好多楼梯，费大牛劲才能把我哥送给大夫看。大夫一检查，说我哥吃了致死量的精神药。”再晚来一会，他就没命了“。 

灌肠，洗胃，捆绳（我哥是狂燥型精神病）。肠洗药劲在，呼呼大睡，整七天。我都快神经了。中国医院，救死扶伤要陪床。在精神病院当陪床，死人救活，活人半死。那是个什么地方？整天天一亮就听杀猪宰羊一样的人叫，看直勾勾的眼。一会一个人笑着朝你走来，握住你的手：党和人民信任你，瓦西里同志“。我会以微笑：请组织放心，面包会有的“。每天得听好多遍被哪个生产队长遭踏了的女知青的凄惨的歌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生命很难想象，很强韧。七天后我哥不吃不喝地活过来了。女护士把他脱光光，他还冲人傻笑，该不是想多了吧？刚从阴间走回。后来他在那家精神病院住了快一年。

我妈成天写申诉，加上南郑县的一位贵人帮忙，革委报销了些药费。当妈为儿，求神拜佛，哭爹告奶，央求政府，后来总算把我哥算成病退，退回西安。户口回到西安，我哥病就好了。还进了建筑队：戴安全帽，上高楼，为社会主义盖楼。“高楼万丈平地起A“，后来还娶了媳妇。每到发工资就和我上西安钟楼底下的”西安饺子馆“，兄弟二人吃两斤半”。再后来，我出家了，到外地上大学去了。

我哥离婚了，又精神了，又回精神病院了，没兄弟陪了。我不知道我不在家。我妈怎么过？我爸长年卧床。幸好我上外地大学，把我姐从外地调回。我姐姐能帮我妈点忙。要是中国党一解放就计划生育，我妈绝对完了。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妈，让眼泪流一会。 

我哥后来终生啃老，靠我妈养。因为他工作过两三年，政府也给一点钱。能吃烧饼买不起馄饨。七八年神经一回，反反复复，来来往往，冬去春来，子丑寅卯。苦了我妈。文革时，我妈才四十多岁。我爸一九八四年死了。我妈带着她的病儿努力活，不想把我哥扔给我。

 文化大革命算怎么回事？毁了多少中国家？很多家短痛：亲人死于非命；有些家长痛：亲人精神病。没有人为文革承担责任，文革的发起人还在每天周五正王地接客。茫茫十年的大滑稽，过些年又来考验中国人的神经。

我们中国人，经过多少苦难？让我们对苦难坚强而麻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但我们怎么从来不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学到点教训。整天庆贺大难不死。山穷水尽又一回。

 亿万人民又穿起了红衣，又在用文革里那种方式唱红歌。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时代进步了，祖不要了），歌唱我们光荣的党，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声还是嘹亮，乐曲照旧激昂。“涛声依旧”？拿着旧船票上旧船？跟着小学博士，走进梦里。经过文革的人都还活着，要不要掐掐胳膊？几十年的云山雾罩，几十年的变化腾挪，几十年的头晕眼花，几十年神经正常不正常？不准说话，不准“妄议中央”，我要在现在活在中国，我直接就不说话。想象一下吧？全中国人不说话。

 五年前和妈妈告别，我答应妈三年后回去看她。妈妈泣不成声，谁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最后一面？

 四十多年，妈妈是用怎样的坚韧面对我哥对她无穷无尽的索取和精神折磨？我有时真的怀疑人心是肉做的。要不要感谢党感谢政府给了我们家这几十年的艰难岁月，让我和妈妈，和姐姐，一起有过相濡以沫的坚强。 

一个善良的中国女人，一个中国母亲，我的母亲。她的一生本真的不该是这样。生活欺骗没欺骗她？

有谁告诉我：怎么把“那过去了的”，变成怀恋？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既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就差一个月，我没了机会再见一次我可怜坚强的妈。只能去一次公墓，在母亲的遗像前，磕个头。然后把母亲的骨灰带回重庆嘉陵江，让父母在水同江。

4/25/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