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多月发生在中东地区的群众要求民主的示威活动已经波及到利比亚，令人对其他独裁政府的地位稳定性产生怀疑。

由匿名者号召的「茉莉花革命」集会连续两个周日在中国出现，虽然参加集会的以警察人士为主，但这显示了政府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防止“茉莉花”盛开。

纽约时报近日发表文章报道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并请了五位学者进行分析。

Why China Is Nervous Aboutthe Arab Uprisings Debaters，March 1, 2011

这些学者几乎一致同意，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十多年中快速增长，但与1989年相比，引起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两个因素仍然存在，如果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的话，通货膨涨和腐败是当前两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腐败而言，毋用致疑，无论是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愈演愈烈。最近发生的建国以来第一例铁道部长下台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学者们指出，政府高层虽把稳定当作头等大事来处理，力求防患于未然，但指标不治本的做法难以解除这种似乎是一触即发的忧虑。

过去的两个周末，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的警察快速布置，控制可能出现的示威活动，是中国政府最近大力强调的“维护稳定”措施的反映。负责安全的机构得到空前的财政资助，并可凌驾于法律之上运作。

在过去的五年中，维护稳定（简称“维稳”），已成为一个多机构的联合运作，从政治局常委公安部长周永康，到负责监视法LG成员的居委会“安全巡逻”志愿者，措施包括互联网审查，骚扰列入黑名单的麻烦制造者，雇用通风报信的眼线和软件开发，阻止小摩擦演变成大冲突。

有一项新的五年发展计划，以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平息骚乱，预计将在两会召开期间通过。

根据清华大学的研究报告，中国去年用于公共治安的财政开支估计为770亿美元，这是基于官方的警察预算，几乎接近国防开支。一些专家说，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

根据媒体报道，辽宁省去年用于“维稳”的经费占政府开支的15%。广东省南部的廉江市承认2009年在维护稳定方面的投入超过过去五年的总和。

这种应对措施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大规模裁员，并在2004年国内出现新一代的法律维权活动分子，及国际上的推翻前苏联共和国独裁统治者的颜色革命而加强。开始时的应对措施逐渐演变成一个对应一系列挑战的体系，包括2008年奥运会，西藏和新疆的种族骚乱，呼吁民主自由的《零八宪章》，及监禁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党的出版物编辑说，在胡锦涛的这种指示下，国家的安全和宣传部门乘机借东风，以此来得到“尽可能多的金钱和权力”。据新华社报道，在过去几年中，数以千计的维护稳定办公室开张，30多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受招募服务于“社区服务管理”。地方官员到北京受训，学习如何控制互联网，以谈判而不是武力驱散人群，“引导民意”。

去年南方日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广东廉江市官员吹嘘如何在各主要路口安装监控摄像头，雇用数千名举报人，居委会成立由340名年轻男子组成的“飞虎队”，协助警方处理骚乱。

最高达22美元的“和平奖”颁发给成功地将问题控制在其管辖范围的地方领导。官员说，在2010年前八个月内没有“群体性事件”发生，赴京上访的人数下降百分之二十五。

宣传部门认识到互联网是对抗不稳定的防御前线。中央宣传部门在2009年作出判定，地方官员有平均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防止“突发事件”在互联网上升级。据业内专家说，根据政府的一项提议，软件人员一直在研发一个自动化系统，可以跟踪趋势主题，更好地查出潜在的破坏性的消息。“例如，什么时候辩论达到高峰，转为反政府的情绪？”一位高管说。“他们需要找到合适的时机介入并进行控制，又不会显得有太大的限制。”

基于维稳的要求，法官和法律学者说，司法系统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几十年来的改革，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做法，进行调解，许多律师形容其为强制性的。（回忆，当年想要离婚的人要接受三轮的调解，然后才可能对簿公堂打官司）

司法人员的提升越来越依赖于视其是否有能力令案件庭外解决，撤销案件，阻止上诉或请愿。

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中国法律专家Carl Minzner说，许多法院无顾事实强迫起诉人庭外解决，或干脆阻止立案。他列举了为最高人民法院称道的2010年的“模范法官”陈燕平，使用调解解决了3,100起案子，无一上诉或请愿。

用于稳定的钱也催生了像“黑监狱”这样的非法关押上访者的生意。中国媒体曾曝光，与警方有联系的北京私人保安公司，在北京替约70个地方政府关押请愿者。

但研究表明，这种策略并未平息所有的冲突。上海交通大学在其关于危机管理的年度报告中提到，2010年有72起社会动荡的“重大事故”，高于2009年的60起事故。危机在媒体曝光也更快：约33%在当天被报道，67%是在互联网上。

此次，当“茉莉花革命”的消息一出现在互联网上，很快就有100多名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被限制自由活动，数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被拘捕，对微博客及手机短信的过滤封闭更上一层楼，加入世界上最为紧张的政府措施行列。

官方的这种施加压力也未必都能如愿。上周，北京当局警告一些未经批准的教会成员不要在周日聚集，并试图阻止外国记者采访。但事与愿违，他们反而成群结队的出现了。一些记者甚至遭到殴打。外国记者在本周还被告知，如果欲在包括王府井在内的北京数个公共场所拍照、录像或採访，需要事先得到特别允许。那位以伶牙俐齿出名的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解释，这是为了确保那些地方的街道畅通，引起在座记者的窃笑。外国媒体指出这是从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所采取的新闻采访开放政策的倒退。

“限制人民的自由，并试图封闭信息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人权律师浦志强说。上周有便衣安全人员跟踪他。“我认为这种策略只能树敌更多。”

（Well-Oiled Security Apparatusin China Stifles Calls for Change，By ANDREW JACOBS and JONATHANANSFIELD，Published: February 28, 2011）

中国历史上说,乱世用重典，这种“维稳”的做法很难给人以太平盛世的自信感。以前有句话，不患贫而患不均，自198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财富的两极分化，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腐败，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等劣行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对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过去宣传，革命的基础好像就是老百姓的患不均。控制民愤，不如彻底清除产生民愤的社会土壤才能一劳永逸。这样，无论人们在街上拿着什么样的花也不会受到警察的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