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十八岁

作者：谢盛友

我十八岁的时候在老家农村。那年，家乡的茶园小学由于校长患病，缺少老师，我当了半年的代课老师。我教三年级的算术和五年级的语文课。校长不在学校，校务由教导主管，他经常跟我开玩笑：“小谢，应该是你主管，不是吗？校长病了，你代校长的课，应该也是代校长了！”
教导喜欢开玩笑，后来校长回来，我就“失业”了，回去生产队干活。

当年我们的生产队长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堂哥每年都被选上，后来他不愿意干了，队员们选我当生产队长，我便从“代校长”成为“代队长”。
当队长很简单，体力劳累不怕，怕的是心里劳累。那年头，我们在田地里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来，狗爬式到田埂上，顶着大太阳，盖个草帽，就睡着了。
二十多年前刚到德国时，看到公园里男男女女一丝不挂地裸浴晒太阳。矣，叹一声：海南人穿衣服躲太阳是享受；德国人脱衣服晒太阳是享受。

心里有时极度疲惫的是，生产大队要开阶级批斗大会，我们找不到被批斗的对象，我们一个生产大队的，都姓谢，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没有一个是“地富反坏右”，况且，我们大家无法“阶级划分”，家家户户都是贫农阶级，一穷二白苦度日。我这生产队长“失职”，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坏右”来批斗，只好让社员们批斗自己。斗私批修嘛，这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是公社派人来了，我们的批斗会必须有个批斗对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据说是“坏分子”，也不知道是谁封的，我们只知道伯伯在旧社会读了几年书，经常帮助父老乡亲看相择日，比如婚嫁择日，乔迁择日，等等，文革来了，伯伯凭这本事就是闹迷信的“坏分子”。
其实大家都不舍得批斗伯伯，就连公社书记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书记在台上说：“您会择日，就给我们大家择一些好的富的日子，过过嘛，省得大家穷得发慌！”引起台上台下众人苦闷大笑。批斗会变成黑色幽默会。

海南岛由于是祖国的前哨，十六岁至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都是义务民兵，我当年还是民兵排长，每个民兵排长都拥有一支冲锋枪，配有二十四颗子弹。枪支和子弹由公社的武装部注册登记，每年检查，若无故少了一颗子弹，排长要“偿命”。杨佳袭警时，我就在想，若当年他认识我，我给他冲锋枪，一次可以干他二十四个，要看他枪法准不准。
那年头，我农闲时没事就擦亮冲锋枪，可惜不是杨佳，从来“英雄无用武之地”。

十八岁的男孩，斜背一个军挎，腰间挺挺的，中横一管阳物，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可恨“英雄无用武之地”。读朱元璋：“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我并不如五雷轰顶。

人到中年才听崔健唱歌，他有一句歌词：“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象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幸亏我已人到中年，不然，像崔健，十八岁的时候，给我一个姑娘，我准成“英雄”。

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没过多久，获邓大人恩准，恢复高考，我没交白卷，考上了大学，总分成了海南岛外语类状元，又因家穷没钱买棉袄，填报志愿不填北京大学，第一志愿报中山大学。还好，不然不认识现在的太太，现有贤妻良子、享受天伦之乐，有失有得。只是到了海外，有时开会看到来自北大的很牛，什么“北大是思想家的摇篮”，什么 ......
心里就倍感不舒服：“你们不就是比我多一层棉袄？”
之后的日子就跟你们一样了，没什么好写的。

西方年轻人成长法律上有三个概念：十六岁是成人，允许同居；十八岁是成人，拥有选票；二十一岁是成人，独立开业。

我的十八岁清晰而又朦胧。站在十八岁的门槛上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这个如梦似诗的年龄向我展开双臂，我没有惊喜，也没有迷茫。当时的社会是枯燥的，我仍然踌躇满志地面对。十八岁虽然是朝霞，我的夙愿可不同雪花驮来的春天一样美好。十八岁的我很简单，没有奋斗与进取的人生目标。但是，从十八岁开始，我懂得要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自己驾驭着自己人生的航船，开始崭新的旅程。我开始懂得，叹息与抱怨绝不能征服惊涛骇浪。我开始相信，用科学知识的劲风，可能战胜艰难险阻，到达光辉的彼岸！我也开始相信，若没有科学知识，绝对无法到达彼岸！

写于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