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博不久的时候，我写了《我在北京读小学》，后来又写了《我在河南读小学》和 《我在嘉兴读小学》。拖了好几年，才开始写这篇《我在大连读小学》，等写完了这篇，我也算是对我小学生活的记忆有了个交待。

       我一共在五个不同的地方读过七所不同的小学，它们是：

       北京市紫竹院小学（如今学校没有了，但旧校舍还在。）

       北京市曙光小学（后易名曙光中学，再后来听说解散了。）

       北京市文兴街小学（原名郝家湾小学，如今仍在。）

       河南省息县反帝小学（现名息县第一实验小学）

       河南省固始县东方红小学（网上找不到这个名字了）

       浙江省嘉兴县汽钢厂五七小学（后易名新兴小学，再后来没有了。）

       辽宁省大连市由家村小学（后易名群英小学。）
 

       1972年初，已被调到大连工作了一年多的母亲把我从嘉兴外婆家接到了大连，当时叫做旅大市。到大连的当天夜里就发生了严重的煤气中毒，我险些丢了小命。身体恢复以后，妈便带我去转学。

      记得那天是个温暖的冬日，我跟着我妈在大连郊区的丘陵山路上往学校的方向走。我边走边想，大连不是个城市吗？怎么这里只有光秃秃的山丘，连个人影都看不到。我当时并不知道那里是郊区，奇怪这怎么跟河南乡下一个样子。走着走着，后面跟上来一位中年妇女，妈向她问路，那妇女用浓浓的大连话说：“跟俺走吧，俺是那个学校的老师。” 我心想，这人说话真土，样子长得也土，一点都不像老师。一路上她跟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 很快就到了学校。

        学校不大，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只有几排平房和一个二层的日本鬼子留下的小楼。那几溜平房围着一块空地，便是小操场了。操场西边有个坡，坡上还有一片平地，就算是大操场。坡边有个厕所，冬不遮风，夏不挡雨。小操场边有个水泥砌的台子，开会的时候那就是主席台。学校还有两个分校，大一点的离海边很近，就一溜平房，靠马路。小一点的是一座日式小洋楼，据说曾经是侵华日军的一个军官的宅邸。我被插班在大分校的一个五年级的班里。

        转学，对我来讲已经很习惯了，这是我读的第七个小学校。但毕竟一切都是陌生的，我谁也不认识，课间我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哪里也不去，我还不会说大连话，我不敢开口，也不敢举手发言。

       九岁以前，我讲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刚上二年级，就随着大人下放去了河南五七干校，并在当地上了小学。当我满口 “中不中？” “中不中？” 地操着一口河南话的时候，又被送到了浙江嘉兴外婆家，一年多后，当我带着“好勿啦？好勿啦？” 的腔调说话时 ，又一下子掉进了这 “海蛎子味儿” 十足的语言环境当中。此时，我只能将嘴巴闭得紧紧的，生怕那不南不北的口音被别人笑话。

       班上几个调皮的男孩子终于按耐不住了，开始对着我这个哑巴一样的新同学进行“挑衅”。他们几个你一句我一句，先说我的铅笔盒跟他们的不一样，又说我长得像地主婆。我不理他们，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我越是不说话，他们就越来劲，那几个调皮蛋儿见语言惹不火我，就拿橡皮筋扣在手指上假装互相弹来弹去，然后故意弹歪弹在我身上。一根橡皮筋弹到了我脸上，很痛，我一下子急了，冲着他们使劲骂了一声：“臭流氓！” 可话一出口我立即发现，情急之下我竟然用的是嘉兴话。不用说，立即引起一阵哄笑，几个混小子那叫一个开心啊，模仿着我的嘉兴话， “臭流氓！臭流氓！” 地喊着、笑着。我又气又恼又羞，盼着赶紧放学回家。这，就是我第一天在由家村小学上学的全部记忆。

       我在那个学校的第一个班主任老师姓初，叫初华。她又教语文又教数学。每次讲完了课她就让我们当堂做习题，我们做题时她就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时停在你旁边，当堂检查，把你做对的题打上红勾，做错的也不打叉，等你改正过来，她就补上一个红对勾。如果发现哪道题做错的人多，她就让大家停下来再讲一遍。所以，我的作业本上都是红勾勾，翻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有一次老师也犯了一个错。有一篇课文叫《铁人王进喜》。里面有一句话是：“王进喜率领着一零二五钻井队千里迢迢来到大庆. . . . . . 。” 老师领读生词时把“千里迢迢” 读成了“千里召召”。当时没人知道老师读错了，全班都跟着大声重复着，我当然也一样。回家写作业的时候，我一边写生词一边“千里召召”地念。我妈一听笑了，告诉了我正确的读音。第二天，我跟老师说，这字不念“召”，念“迢”。老师立即查了字典，然后在课堂上表扬了我，说我给老师指出了错误，还说师生之间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什么的。说得我又高兴又不好意思。
       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交上了新的朋友，也学会了大连话。大连话管 “橡皮” 叫“擦子”，管 “圆珠笔” 叫“油笔”，管 “同桌” 叫“老对儿” ，管 “酱油” 叫 “清酱” ， 管 “游泳” 叫 “洗海澡”，管 “蝴蝶结” 叫 “头绫子”  。。。。。。
       我们班有五个同学是大院儿里的，另四个同学的名字我还记得，是林玲、张敏、艾文华和陈淑红。还有一个男孩，也是学院的子弟，他爸是学院后勤的木匠，但他家不住在大院儿里面。后来听说他因犯流氓罪被关进了少年管教所，好像才十三岁。据说是他夜里常常看见他爸他妈干“大人的事儿”，于是就哄来邻居家的小女孩来模仿，终于有一天被别人发现了，之后他就被带走了。
        七十年代，小学教科书不是全国统一的，各省有各省自己的教材。我在嘉兴刚学过了分数，可是一到大连又开始学分数。一开始我挺得意的，别人不会的我都会，可当老师让同学们把分数换成小数的时候，我立即傻了眼，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小数。浙江的小学是先学分数再学小数，而辽宁的小学是先学小数再学分数。另外我原本快要学到珠算的，但一转学，这边已经学完了。我看别人会打算盘好生羡慕，于是自己照着书本自学，可惜没人教我，我只学会了加法。背了几段口诀却不知道怎么用。我的数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好的，以后一直是勉强及格的成绩。我至今还经常会做梦梦到考数学，梦到做不出题那个着急啊。想看书又不敢，想看别人的又看不到，好不容易有人给我扔个小纸团，刚要打开，却发现老师就站在我的身后。可怜我每次都是吓醒的。
       语文课本里大都是枯燥无味的政治说教，有趣的内容太少了，更没有小鸡小鸭花呀草呀的内容。我们这代人在整个小学期间都没学过一篇童话故事，更没接触过任何中国精典的或外国的文学作品。稍微有些故事情节的课文都是英雄事迹。有黄继光舍身堵枪眼，有罗盛教跳进冰窟窿里救朝鲜儿童，有草原英雄小姐妹奋勇保护公社羊群，还有刘文学为保护集体财产与老地主搏斗而牺牲的故事等等。但我记得《锄禾》和《悯农》是在五年级的时候学的，好像还学过成语故事《自相矛盾》。我们那时还有书法课，我们叫大字课。上课时有的同学带墨盒，有的同学带砚台自己磨。每次上课都有人不小心把自己手上、脸上弄得黑黑的，下课的时候变成个小花脸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老师用毛笔蘸着红墨水，把写的好的字圈个红圈圈。如果某个字的某个笔画写得好，老师就在写得好的那个部位圈上个小圈。不知道现在的小学校还有没有这门功课了。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要上两节政治课，记忆中我从来就不知道政治课学的是什么，反正就是念学习材料。老师念完学生念，集体念完单独念，念完再抄，一抄就是好几页，至于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下课铃一响，老师说声 “下课” 就走了，天天如此。
        可忽然有那么一阵子，学校突然抓起文化学习了，区里还统一搞了一次很正规的考试，那是我自打入小学以后最大、最正式的一次考试。卷子是铅字打印的，雪白的纸，不像平常都是老师自己刻钢板油印的卷子，纸又脆又黑，还常常看不清上面的字。那次考试的成绩我至今记得，语文107分（有十分附加题），数学76分。后来才知道，那是文革后邓小平的第一次复出，他一出来就开始抓教育，所以我们才在那几个月里学了一点东西，有了一次正经八本的考试。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操场上做课间操，突然看见远处公路上开来了好多好多小轿车。那两天的新闻和报纸都在说西哈努克访问大连的事，我们就猜想那一定是西哈努克的车队。那条公路是通向旅顺的，西哈努克一定是去旅顺参观军港的。我们一群孩子很兴奋地数着：“一辆，两辆，三辆。。。。。” 一共数了十多辆还没数完。我们还使劲猜，猜西哈努克坐在第几辆车里，猜他和他那个漂亮夫人是不是坐在同一辆车里。过了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简报》，看到大连火车站上，成千上万名小学生们挥舞着花束有节奏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热烈欢迎--柬埔寨贵宾！西哈努克亲王--万岁！毛主席--万岁！” 那叫一个热闹，那叫一个热情。我就想，要是我在城里的小学读书，说不定就能去火车站参加迎宾了，可惜我们学校离火车站太远了，这样的活动是轮不到我们的。
      
        我们那个时候表现好些的同学都参加了红小兵组织，标志是戴在左臂衣袖上的臂章，一个红色的塑料小方片，上面印着“红小
兵”
三个字。没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邻居小姐姐脖子上的红领巾，羡慕少先队员们站成一排向着国旗行礼，羡慕他们走在队伍里高唱：“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
少年的先锋......” 可好不容易等我上了小学，文革开始了，少先队改成红小兵了，没有红领巾可戴了。直到五年级的某一天，学校开了个大会，会上发给每个红小兵一条红领巾，从此不用再戴那个小牌牌了。我好激动、好高兴啊，把红领巾戴上、摘下、再戴上、再摘下，叠来叠去，设计着怎样戴才最漂亮。虽然恢复了红领巾，但仍然叫红小兵组织，没有队旗、队歌，也不能行队礼。我记得我曾在家里偷偷对着镜子行礼，觉得特别神圣、特别精神。 那条红领巾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红领巾边上的线开了，这是我当年自己缝的。）

 
      
        那年头，举办运动会是学校一年一度的大事，也是学校最重视的活动之一。我体育不好，记忆中没参加过任何项目的比赛，但团体操还是有我的份儿的。所谓团体操其实就是上操场做一遍广播体操。学校要求女孩子穿红毛衣蓝裤子，扎白色蝴蝶结。在那个没人敢打扮的年代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臭美一把。我当时特别希望能扎红蝴蝶结，因为我有一对从上海买来的红缎子蝴蝶结，但永远没有机会扎。白色的“头绫子” 可以用白纱布代替，人人都能做到。现在想想，方队里每个小姑娘头上都绑着两根白纱布绷带条儿，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戴了孝似的。可是在那个物资极其贫乏的年代，不这样又能怎样？我最羡慕的是鼓乐队，男生吹小军号，女生打小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真神气。可是那些同学都是从三、四年级就进了鼓乐队的，我转学转得太多了，什么好事儿都轮不到我。
       我们的音乐老师好像姓李，唱歌嗓门特大，她不是唱，简直就是吼。每到音乐课，几个同学就会到办公室把那架快散了架的破风琴抬进教室，李老师把事先写在大字报纸上的歌词和歌谱贴在黑板上，先教大家念，然后她再弹着那架破风琴一句一句教我们唱。有一次她教我们唱《大生产》那首歌，念歌词的时候，她是用大连话念的：
       解放区呀么嗬嗨，大生产呀么嗬嗨，
       军队和人民西哩哩哩嚓啦啦啦嗦罗罗罗呔，
       齐动员呀么嗬嗨。
       妇女们呀么嗬嗨，都争先呀么嗬嗨，
       手摇着纺车吱咛咛咛吱咛咛咛嗡嗡嗡嗡吱儿，
       纺线线呀么嗬嗨。

      李老师肯定不知道，调皮的我故意模仿她的腔调唱 “西哩哩哩嚓啦啦啦嗦罗罗罗呔” ，经常逗得别人哈哈大笑。
      还有一个叫王旭的老师也教过我，还带我去过一次她家。后来她生病住进了医院，好像还开了刀。有一天我去医院打针，自己找到住院部想去看看老师。没想到找到病房后护士对我说：“你老师刚刚没有了，送去太平间了。你还想去看看吗？” 我有点害怕，就没去，抹着眼泪离开了。

      五年级好像还没读完，我就生了病，于是办了休学。大院里还有另外三个孩子也休学了，一个叫张玉芳，一个叫何华，一个叫艾文华。文华和我是同学，我俩就成了一对小病友，别人都上学，我俩在家玩，这一玩就是一年。
       隔年，我俩同时蹲了一班，一起接着读六年级。（待续）

        注：我们那个时候小学读五年，中学读四年，读完这九年就算中学毕业了。“四人帮”倒台后，学制曾一度改成十年一贯制，我们这拨人赶 上了，于是后来又多读了一年中学。但我的六年级和七年级是在小学读的，这种形式在当时叫做“戴帽中学”。下一篇，我将把我在 “戴帽 ” 中学的两年回忆整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