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7日，特朗普在一场宴会上表示，“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是间谍。”特朗普的这番言论迅速引发了互联网上的大规模讨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特朗普此言论再一次显示了其具有“文明冲突”的思维和逻辑。黄亚生教授表示，“特朗普的共和党的政治重心已经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宗教极端、反智和否定世界多元化。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是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背叛，在他们看来，我们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是间谍。”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93年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国家间经济摩擦和政治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人们一般认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是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不全面。被很多人忽视的一个细节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包括东亚的儒家文明。他认为西方文明和东方儒家文明也会发生冲突，并预测东亚的儒家文明将和伊斯兰文明一同成为以欧美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最大挑战。他表示“（冷战后）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然而，它们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两个）是20世纪最后25年中充满生机的文明。”亨廷顿曾预测：“未来冲突的危险，很可能来自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偏狭、以及中国的自负的相互作用。”

这个“文明冲突”思维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冷战之后，从小布什到特朗普，共和党内部有相当多的右翼鹰派人士都是“文明冲突论”的忠实信徒。有争议的是西方文明会和哪个文明发生冲突。

8月7日，特朗普召集了美国15个知名公司的CEO和白宫的重要幕僚共进晚餐，据与会者透露，在席间，当特朗普曾谈及中国时，他表示了这个观点：“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是间谍。”今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公开表示，“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威胁看作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威胁，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对我们的威胁。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响应。”特朗普和克里斯托弗•雷把对美国的威胁从政府扩大到整个中国社会就是“文明冲突”思维和逻辑。

亨廷顿和他的“文明冲突论”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新的理论来解释冷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学术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上发文《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正式提出了“文明冲突论”。随后在1996年，亨廷顿将其“文明冲突论”进行了扩充，并出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亨廷顿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不同文明的区别将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核心。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地理交接处形成了文化断层线（the cultural fault lines），未来世界的重大冲突将会沿着这些文化断层线展开。亨廷顿指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它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亨廷顿继续说到：“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

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其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儒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亨廷顿进一步指出：“伊斯兰的挑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兰文化、社会和政治复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抵制。亚洲的挑战表现在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亚洲人和穆斯林都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然而，真正使亨廷顿观点名声大噪的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

小布什的“文明冲突”思维

2001年的9•11事件某种程度上直接将伊斯兰世界和美国对立了起来。很多媒体在当时都把9•11事件归为“文明冲突”的开始。似乎9•11事件对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论调做了精准的注解。美国《大西洋月报》甚至在2001年12月刊中，把亨廷顿称为“先知”。

9•11事件后，美国国内保守势力抬头，时任总统的共和党人小布什的民意一路飙升。小布什依靠国内的反恐情绪，带领美国卷入了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阿富汗的武装组织以及前两年猖獗的ISIS恐怖组织也都认为其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文明的冲突”，并且认为这种冲突不可避免。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不仅仅加深了穆斯林世界人民对于美国的敌意，也同样加深了美国社会对于穆斯林文明的敌意。根据美国FBI统计，美国2016年共上报307起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比2015年的257起略有上升，比2014年则增加了一倍，再创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新高。

9•11事件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使人们主要关注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对于西方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冲突的担忧上。人们忽略了小布什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对中国的强硬政策。

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刚上任后，就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极大敌意。在小布什之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一直希望和中国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然而，美国在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这个问题上，缺乏两党共识。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猛烈抨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并说中美关系应该定位为一种竞争者的关系。小布什竞选总统时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于2000年1月撰文，声称：“即使有人主张和北京有经济往来，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其军力目前无法和美国抗衡，但是这一状况并不一定会永远如此。我们知道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有未解决的重大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满，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想让亚洲的均势发生有利于自己的改变的国家。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经所称的‘战略伙伴’。”

9•11之后，小布什曾脱口而出“这场反恐十字军战争是要花时间的”。小布什将反恐战争比作十字军东征就是“文明冲突”思维逻辑。（虽然小布什在之后多次否认美国和伊斯兰存在“文明的冲突”。）可以相信如果9•11没有发生，以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会把和中国的冲突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领域，也许会减缓甚至冻结和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华盛顿时报》曾发表评论：“如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没有发生，布什政府很可能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美国的支配地位所构成的威胁上。”没有9•11，中美的贸易战可能在2001年就会发生。

特朗普和“文明冲突论”的回归

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一直努力修补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也不断尝试小心平衡和中国的关系。奥巴马曾在他在一档与民众对话的节目中解释了自己为何不使用“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这个词。他表示，“在我谈论这些问题时，要确保我们不是把杀人犯与全球十多亿穆斯林相提并论。穆斯林也是平和的人，也讲道理，在美国，他们同样当兵、当警察、做消防员、做老师，也做邻居和朋友。”

奥巴马也希望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奥巴马推动了给中国学生十年签证的政策和加大美国学生去中国留学的规模。（插一个注解：塞缪尔•亨廷顿也曾表示，他提出“文明冲突论”不是为了说明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而是为了促进各文明间的交流。）

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上台使“文明冲突”思维又重新回到了美国政治的中心。更让人担忧的是，不同于小布什表面上的否认，特朗普直接把“文明冲突”思维摆上了台面。特朗普依照种族理念，重新划分了“西方”的概念。

特朗普早期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曾表示，俄罗斯从种族上作为白人，更应是西方的盟友。班农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至少普京是在捍卫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主权。”虽然班农已经离开了白宫，但他的思想还在影响着特朗普。7月17日特朗普不顾国内反对，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进行了会晤，而会后特朗普表示希望邀请普京秋天来白宫访问。虽然俄国干涉美国大选和破坏美国主权和民主，但是特朗普似乎有意要推动美俄联盟。

特朗普团队对俄罗斯的同情，以及对默克尔领导的德国的敌意，正是因为他们存在“文明冲突”思维。特朗普的文明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种族和宗教的视角，它把西方看作是代表西方的宗教理念，而不是代表西方的启蒙文化，经济和政治自由的价值观念。普京虽然代表专制，但是他更接近西方传统的犹太-基督教的一些原始信条。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的极端保守基督教群体看到了俄罗斯人和他们的有很多共同的观念：反女权、反同性恋等等。普京与东正教教会的密切关系、他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以及他在车臣和叙利亚所展示的与伊斯兰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的意愿，都令他成为共和党右翼势力所认同的盟友。相反，默克尔允许逾100万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进入德国的意愿，德国社会以及欧洲整体的去宗教化，他们自由的价值理念，令美国右翼将她和其他欧洲领袖视为西方文明的叛徒。特朗普总统曾将这位德国总理的难民政策称为“灾难性”错误。

在特朗普上任后，共和党内部“喜爱或是非常喜爱普京”的比率从8%上升到了30%。正如我在早前文章《黄亚生：只要你支持共和党，就是支持特朗普》里指出的一样，现在的特朗普代表共和党，而共和党也代表了特朗普。

在以种族和宗教的角度看待“西方文明”后，特朗普也直接表露出了对伊斯兰文明和中国的敌意。在竞选时，特朗普就大肆煽动美国人民的反穆斯林和反中国情绪，营造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情感氛围。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更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于穆斯林的恐惧是理性的”。在其《战场：我们如何赢得同激进伊斯兰及其盟友的全球战争》一书中，弗林坚称：“我们正处在一场世界大战中，对抗罪恶人群自居救世主的大规模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到了激进伊斯兰（Radical Islam）这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煽动。”班农曾在2014年声称西方“正处于一场针对伊斯兰法西斯的全球战争的开始阶段。”

这种“文明冲突”思维不仅仅针对伊斯兰文明，也针对中国。班农曾在2016特朗普竞选时就大肆宣传“犹太-基督教文明”，号召西方联合起来对抗穆斯林和中国。就在最近，班农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战争。”在班农看来，中国和其口中所谓的“原奥斯曼帝国”（指现在的伊斯兰国家），对于美国是“文明上的威胁”，“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对抗中国”。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观点——“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威胁看作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威胁，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对我们的威胁。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响应”——就是特朗普政府文明冲突的一个具体政策体现。

结语

“文明冲突”思维在共和党内部是广泛存在的。共和党参议院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在2016年共和党党内初选是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卢比奥虽然当时对特朗普的政策大肆攻击，但在谈及反恐问题上时，卢比奥直言美国正在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存在“文明的冲突”。可以说，现在共和党对特朗普的容忍和支持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共和党内广泛存在的“文明冲突”思维。特朗普的很多举动恰恰契合了共和党内心深处的“文明冲突”思维。

非常不可理喻的是，在美国生活的很多中国技术和经济精英都对美国共和党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偏好。他们经常抱怨，“希拉里对中国不友好。”确实，民主党经常批评中国。但民主党的批评是针对具体事情、具体政策的，而且他们的批评也是中国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自己的观点。而特朗普的共和党的政治重心则已经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宗教极端、反智和否定世界多元化。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是对普世价值的一个背叛，在他们看来，我们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是间谍。部分中国精英有如此执着的单相思也还是要一定水平的，套用中国一部电影的台词，“你这么热爱特朗普，但是他爱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