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无限拔高六四的意义

为了避免砖头横飞的场面，首先表明一个基本态度，六四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六四的死难者是值得敬重和纪念的。政府最后采取的武力镇压，不是最好的选择，是错误的。在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下，六四是复杂的，对其不能无限地拔高。

先从我自己的经历说起，这是最直观的体验。88，89年的时候，祖国大地一派活力，人们忽然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言论的确自由起来了。人似乎每天都有新的思考，新的向往，对国家的命运，对自己的人生有新的认识。我88年暑假在家，认认真真读的书就是“第三次浪潮”，感觉时代的变迁就在我的面前，洪流就要来临， 我觉得能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是我的幸运。我们在对国家的发展充满希望的时候，对腐败是深恶痛绝，对此类丑恶现象充满了忧虑。那时我们谈到什么官倒，康华，就好像看见人在偷自己家钱一样着急。89年是我的高中最后一年，我现在想起那时光，眼前就浮现出课间几个好友，站在三楼走廊上，抚栏远眺，高谈阔论，大有天下英雄非我等莫属气概的情景。繁重的学业也不能阻挡的政治热情和青春期的荷尔蒙搅在一起，常常让我们激动不已。大气候影响着每一个人。我父母一向不允许我看电视，破例让我看“河殇”，他们也看，虽然我们不讨论，我能看出来他们是喜欢的。“河殇”像一把剑，划破了长期笼罩在中国政治气候上的阴云，振聋发聩啊！责任，忧虑，希望，改革，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有一些情绪在酝酿，在萌动，人民需要一个机会来发出他们的呼声！

然后一切就发生了，从胡耀邦之死开始，一切就像一个雪球，无可阻挡地滚下山来，最终变得如此巨大，无人能控制，压塌了一切。流言，传言，谣言，预言，事实，非事实，半事实，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BBC,   美国之音，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教，静坐，绝食，下跪，婚礼，声援，对话，不对话，下台，不下台，高音喇叭，手持话筒，红旗，白旗，帐篷，悲情，痛苦，担忧，激动，害怕，旁观，流血，逃跑，沉默。一切的一切，在空气中不断地流通交织，构造出一张巨大而无法看清的网，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兴奋点，而洪流一次又一次地前进，走向未知的方向。

我在五月份的游行开始后，当然不可能安静地读书。我们一定要声援北京！我们策划做一个十几米长的横幅从楼上挂下来。还没行动，班主任知道了。她是一位极慈祥的老教师，深受我们的敬重。她在课上语重心长而言简意赅地教导我们，马上要高考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高考，不要冲动，将来还有机会为国家疾呼的。我们居然就安静了。一方面说明我们不傻，老师的话对我们起了作用，另一方面，说明当时在我们心里，游行示威等等，应该也就是一阵子的事情，没人觉得国家就该因此散伙了，我们还要高考上大学！

我还是参加了一次游行。五月下旬一天晚上，从市政府方向传来隐约的口号声，革命的火炬终于到了俺们这了！我和同桌腾就出了教室，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到了市政府门前了。本市的几所大学包围了市政府，要对话。我们在昏黑的夜色中看见一个出来和大家对话的中年人，有人说是副市长，有人说是秘书长，他说了些什么我们也听不见。然后有人进去和领导对话去了。我们上树，上自行车，只看见模糊的人影在会议室里晃动，不知道在谈什么。第二天，我们仍然很激动，我们终于也振臂高呼，表达出了自己的愿望，心声。民主，这就是民主，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人民万岁！民主万岁！

到现在我想起来，都很怀念那种气氛和感觉。那是国家的春天，是真正春潮涌动的时刻。有几个国家的人民，能如此地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支持北京的学生们，从千里之外。我相信他们的热忱，也相信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我们可以让国家变得更好。但是有一天，我开始有点担忧了。我看到了一丝不正常的东西。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访华。虽然政府一再要求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但是学生们就是不动。在我 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苏关系历经几十年，终于开始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的访华具有无比巨大的意义。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相关仪式是早就安排好的活动，是非常正式的国家礼仪。最终由于广场被占据，访华仪式被迫大大简化，草草收场。这非常失礼，也是对国家形象的损害。在我看来，示威游行，是内部的事，自古家丑不外扬，搞成这样，过分 了吧。我第一次问自己，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呢？

六四过去二十年了，真相到底是什么，仍然是个谜。有意思的是政府不说，民运领袖们也不说。学生领袖们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单纯，无辜吗？他们的背后没有某些势力在操纵吗？我那时候就是把美国之音当宝贝的。我相信在那种场合，CIA之类的角色是不会少的。如果没有，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领袖们都顺利地逃出去了。如果有，那么在对话中他们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把事态逐步扩大，直到最后没有转圜的余地？

如果学生们仅仅是提出要求惩治腐败之类的要求，我觉得事态不会一直发展下去。我相信当时的共产党和政府，不会拒绝这样的要求。我一直怀疑民运领袖们提出了类似多党制之类的要求。对西方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和平演变或逼宫的机会。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多党制绝对不是一个新名词，是很多民主派人士的口头禅。我支持多党制，但民主的进程从来都是渐进的。在当时这样的要求可能达到吗？党和政府不说，估计老百姓投票的话，也是共产党执政吧。想让人老老实实把权力交出去，有那个可能吗？

我认为，民运领袖对六四悲剧的发生，是有相当大的责任的。如果你的目的是游行示威行使民主权利，你就应该适可而止。全国人民，政府，国家领袖，都听到你的声音了，那就可以了。你总不能老把一个国家的首都弄得乱糟糟吧。长此以往，国家不又要回到文革那种天下大乱的环境去了。即便在美国这种民主国家，当年学生占据大学，政府也是宣布紧急状态出动军队镇压的，也开枪打死了人。你如果是要革命，那就做好革命的准备，不要说什么要用别人的鲜血来唤起民众，先用自己的吧。当年共产党打天下，可是实实在在准备牺牲的。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它有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义务和权力。当然也就有权宣布紧急状态之类。当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你不能指望大家能像美国老百姓那样，政府说不行就不行乖乖听话。因为咱们平时也没享受到人家有的那些权力。乍一下能上街游行，有点恋栈可以理解。但你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就的确显得居心叵测了。中国人最讲留面子，可为什么学运始终是不依不饶的样子，搞得政府灰头土脸，焦头烂额，满腹怒气下不了台，最后痛下杀手呢？最终政府认定运动目的是反革命（现在叫反政府）性质，恐怕也不是没点依据的。内情只有那些领袖们清楚，只可怜那些被做了替死鬼的学生和市民们。但是，动用军队开枪仍然是错误的，反应过激了。不能用催泪弹吗，不能用橡皮子弹吗？实在没有，用棒子打总可以吧，用高压水龙总可以吧，多派兵总可以吧？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清场时死人了没有，死了多少。但我相信大多数死亡人士应该是在其他地方，因为军队需要不受阻挡地通过。当一个城市有几十万激动的人群时，也许选择的确是很少的。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时，也许真的是没有选择了。邓小平下定这个决心前，熊猫牌香烟应该抽掉了好几包吧。

除了死难者以外，最大的牺牲者是赵紫阳，党内最大的民主派。现在已经很清楚，运动同时也是党内派别的斗争，民主和保守，都以学运为角力点。如果学生早日听从政府的劝导，甚至最后一刻听从赵在广场的疾呼，一切都可以和平结束，赵紫阳也许不会下台。而中国的政治大概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事实上89以后，政治改革完全陷于停顿或倒退。这不能全怪共产党。你一直在喂一只猫，她和你日益接近，突然你亮出一把刀来，原来你是想阉了她，你还能责怪她从此离你远远的吗？

不过赵紫阳留任就一定是好事吗？政治上可能正确，经济上未必。我对他的政策，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句是“倡导高消费”。现在看看，很可能来自于他的那些食洋不太化的智囊。不过那时国人有几个对西方经济学真懂的人。我个人认为高消费这种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在当时来讲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世界上几大强国的崛起，都是从和其他国家贸易顺差积累开始的。中国底子那么薄，人口那么多，如何走以高消耗为特征的发展道路？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发展，其实都是九十年代积累的外贸顺差的厚积薄发。如果以前还看不清这个问题的话，这场金融危机应该能说明问题。靠过度消费发展是寅吃卯粮，是要吃苦头的。如果真搞了高消费的话，98亚洲金融风暴，2008全球金融危机都可能成为中国过不去的坎。那么现在就是西方看中国笑话了。很多东西都只有回头才能看清。90年的国庆节早晨六点，我们宿舍八个人正在南大宿舍床上躺着，忽然从远处传来了口号声。我和另一个室友一下窜到窗前，看到隐约的人影，狂喜地大喊，“运动了！”然后才发现是一队士兵在珠江路上前进。现在想想，很多人参与89民运，和青春期激素水平高应该也有很大关系。

从89年到2009年，二十年间，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发展，政治上没有进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确形成了。这的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希望中国政治清明，社会生活民主，就我个人而言，这比金钱更重要。但对大多数人，是不是这样想难说。我08年回国期间，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民主，改革的兴趣消失了，似乎都觉得这样挣钱忙碌挺好。他们不希望什么剧烈的变化。很多人甚至明确表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也许人们终于慢慢意识到，对美国和其他大国来说，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存在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当合适的机会出现时，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中国往他们要的方向领。有时我会想，假如，89年运动没有被镇压，事情越来越大，共产党政权被推翻，我们就民主了。然后呢？我们就走上康庄大道了吗？恐怕是天下大乱，你方唱罢我登场，竞选，攻击，揭短，作秀，肯定比台湾更热闹。这本身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中国有这个本钱吗？看看俄罗斯吧，民主国家，西方把他当朋友了吗，没有，相反不断挤压他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一个大国的悲哀。中国的环境更差。如果九十年代我们不能集中精力发展相反陷入内斗自顾不暇，台湾恐怕早就在李登辉，陈水扁任上独立了，而美国日本也肯定会支持的。中国历史上领土的丢失，大多出在内乱之时。台湾过了，还有西藏，还有新疆。我们心里不痛吗？如果让你选择民主或是台湾，你选哪一个？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未必不是当时国外势力不希望出现的情况。而六四最终的结局，也是各种力量较量下某种意义上的必然结果。真相是有的，只是我们看不到。每个人只看到他那一部分。我有时会想，也许政府可以处理得更好，譬如可以公开表示将反腐败，反官倒，推进政治改革，也许这样的话，某些人士即使要兴风作浪也失去民意基础而难以为继。政府最终选择了采取强硬手段，在很多民主人士看来，这是独裁本性的暴露。但是任何事情都有过程，民主无法一踀而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从民运的角度，他们是不是要求的太多太急了？刚断奶的孩子就能啃压缩饼干吗？民主就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吗？政府，国家当时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吗？共产党领导人的抉择，就是为了他们的一己之利吗？难道不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最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吗？难道这些年的国际形势不是反证了中国保持稳定发展的必要性吗？也许在这场风波，骚乱，动乱，运动，革命中，没有完全无罪的领袖，也没有谁是罪无可恕的吧。

今日的中国，和89年的中国，恍如两个世界。我怀念那个充满理想，热情，正义的年代，但我也承认，今日之国人，比以前更理性，成熟。对政治幻想的破灭，使他们更注重现实，对现实的专注，对经济利益的重视，使他们不再盲从，不会像前辈们一样重蹈文革的覆辙。那种领袖振臂一呼革命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一切异己分子的场面不会再在中国出现。而人权的概念，也逐渐走入社会。民运想实现的目标，通过经济的发展变相地实现了。这大概是圣人之“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不同版本？

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巨大而深刻，是人类史上的重要篇章。89民主运动有它的地位，但绝对不应该无限度拔高。它不应该被淡忘，也不应该被捧上神坛，而应该批判地继承其精神。它是公民精神的体现，有一天这种精神一定会重新焕发青春。有一天，六四的真相一定会揭开，那一天也会是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