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有一個帖子，說民國的時代北大的一批教授多麽年輕，當然也不用說他們多麽有作為，來對比或者懷念那個年輕的智者的時代。

我深不以為然。

實際上，中國在當初走上民主開放道路的時候，不得不讓一批在西方學得半調子的學生回來接掌諸如北大之類最重要的文化、藝術和教育的位置，只是一種迫不得已罷了。那個時候的中國，派出西方求學的學子，能夠把西方語言學得能夠交流，並在西方教育中的本科畢業，對付這些年輕人而言，已經前無古人了，相較於國內私塾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鳳毛麟角，他們回到中國，執掌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也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可以在當時那個背景下，為他們鼓掌！

然而，畢竟這批人的教育程度十分有限！他們可能在西方每一個都拿最優等的成績，哪怕拿到博士，當然，這只是我的假設，實際上到今天為止，我教的學生如果在專業上比其他美國人強一些，我會特別的關注；如果他們在共同課比其他美國人弱一些，我也會表達支持和鼓勵。在當時的剛剛打開國門的時代，這些留學生在西方的狀況也是可想而知的，至於那些根本不在讀書，專門搞運動的「旅法」什麼什麼的，我並不包括在今天的話題裡了。

所以說，即使這些年輕人水平很高，也都只是西方教育的普通受教育層次，對西方文化和政治理解也只能在學生的水平。

我不懂其他的專業，只說繪畫方面，有兩個人，一個徐悲鴻，一個劉海粟，雖然他們回國以後可以互相爭論，互相鬥爭，乃至形成一種錯覺，好像是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高峰對決一般，影響了後來中國幾代人的思路。實際上呢？他們都不能代表西方較高的層次的藝術水平。劉海粟就不用談具體的了，甚至可以說非常業餘水平，徐悲鴻的寫實能力高一些，可是，就事論事，他的油畫還不是真正的油畫，只能說是顏料的堆砌而已。他的素描水平高一點，但是只能說是二三流的寫實能力，一般都是表面光影的描繪，他的確很有造型把握能力，眼界不俗，思想非常成熟，這些都能夠讓他在走鋼絲一般最考驗眼力和造型能力的素描上顯得超凡脫俗。但是，他對素描本身的語言研究是有限的，概括力和表現力普通一般，根本談不上有創造性的建樹，這對看熱鬧的外行人很難解釋清楚，可是如果讓他執掌中國藝術教育的最高學府，他的門生們的水準當然也就在這個層次之下了。

我當然不是說他們水平很不行，但是就一個國家最高教育單位而言，的確是有後遺症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經過民主制度的短暫階段以後，這些人和這些人的徒子徒孫一個個投向支持另一個社會極權的原因。我記得胡適感嘆這些人沒有跟他去台灣的故事，這都不是偶然的，他們對西方政治文化的理解都發生了偏差，表現出幼稚和盲從，甚至最終多數人選擇了錯誤，這也遺害百年，關鍵是學術根基不深啊！

我在這裡說這些，絕對得罪最廣泛的在這些人建構的系統下的專家學者，但我深信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問題。中國將來要真正站得住，必須思考這些問題，而不是簡單地追捧名人、消費名人。